杭州的民情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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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的民情風俗,是隨著杭州歷史經(jīng)濟以及自然條件的變化發(fā)展,不斷地由廣大人民所創(chuàng)造、所豐富而逐步衍變而成的。它為杭州增添獨特的江南風情。

    從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豐富文物說明,杭州最早人類活動的原始村落,已具有江南特征的民情風俗。他們有的在山上構建半穴居式的房屋,有的已在地面上架設適應地勢低洼的干欄式屋舍。他們利用石頭打磨石犁、石錛,從事稻谷、芝麻等農(nóng)耕生產(chǎn)；利用弓箭、石刀,從事狩獵活動；鑿刻獨木舟,編織漁網(wǎng),進行捕魚作業(yè),形成了原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上的一整套習俗。他們還能用石輪紡織麻布,用石針縫制衣服,雕琢精美的玉器和燒制陶器,來改善、裝飾自己的生活。

    春秋戰(zhàn)國時,杭州地屬越國或吳國,后并于楚。秦漢時杭州地開始建縣,當時的錢唐縣是武林山麓一個小縣,臨江濱海,以水為鄰�！稘h志》載：“吳粵之君皆尚勇,故其氏好用劍,輕死易發(fā),文身斷發(fā),以避蛟龍之害。數(shù)與楚接戰(zhàn),互相兼并,故吳越風俗,略與楚同。”

    隋朝置杭州,興建州城,開鑿江南大運河,對杭州城市發(fā)展起到奠基作用。《隋志》載：“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魚稻富饒,不憂饑餒,信鬼神,喜淫祀。”又載：“吳郡余杭,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商賈并輳。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敦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

    自唐以后,杭州進入全國著名城市的行列。杭州的城區(qū)從城南的江干擴大到城北的武林門。城市人口從原來的1．5萬戶猛增到10萬余家。經(jīng)濟繁榮,還與日本、朝鮮等國建立通商貿(mào)易關系,杭州已成為“東南形勝,江吳都會�！彪S著杭州城市的發(fā)展,社會風俗也漸趨都市化,生產(chǎn)、居住、飲食、服飾、婚喪、歲時、慶典、禮儀等民情風俗,都有了相應變化。詩人白居易曾在他的詩中,謳歌唐代杭州“魚鹽聚為市,煙火起成村”的社會風俗,“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的歲時風俗,“歲熟人心樂,朝游復夜游”的西湖夜游風俗。

    杭州的民情風俗自北宋以后,變化較大。首先,杭州曾經(jīng)歷我國歷史上兩次人口南遷的影響,形成南北風俗的大融合。西晉時,北方屢遭戰(zhàn)亂,晉室南遷,北方的士大夫甚至平民也隨之紛紛渡江,云集富庶的三吳(吳興郡、吳郡、會稽郡)地區(qū),南方大片土地都成為東晉貴族的田莊。因此,北方風俗也影響杭州。特別是北宋末年,北方女真貴族入侵中原,趙宋政權南遷,建都杭州,大批士庶渡江南下。南渡的北人將原有的家法禮俗一并帶到南方,使杭州原有的民情風俗起了很大變化。

    杭州,作為南宋的都城后,經(jīng)濟日益繁華,社會風俗更加多樣。當時,杭州已成為北方商賈集中的地方,尤其從汴京遷來的軍器制造、土木營造、紡織、印刷等工業(yè)和手工業(yè)作坊,紛紛在杭州重新建立基地,商賈也紛紛開店設肆。云集的商品,豐富的民物,使杭州出現(xiàn)許多著名的街市,如米市、菜市、羊市、魚市、肉市、柴市以及花市、燈市、珠寶市、猴市等等,至今在杭州仍保留著許多相關的街巷地名�！段淞峙f事》等書記載當時杭州有四百四十行,一條橫貫南北的御街,或稱“天街”,從北首的斜橋向南,一直通到鳳山門,路面均鋪石板,兩旁商肆林立,“無一家不買賣者”。南宋《夢粱錄》載：“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不但白天營業(yè),夜市也與日間無異�！胺幌锸芯�,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后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趁早市者,復起開張”。

    當時杭州最多的是飲食行業(yè),市民宴飲、品茗成風。據(jù)《都城紀勝》記載：“京城食店,多是舊京師人開設。”這些店鋪都還保持北方飲食習慣,以適應南渡北人的口味食俗,連南宋皇帝趙構也懷念鄉(xiāng)情,要去品嘗一下宋五嫂親手烹制的北方魚羹美味,因此,“宋嫂魚羹”這道名菜一直流傳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