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帝口述遺詔

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六日，順治帝自知病重將不久于人世，急忙召見親信、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入養(yǎng)心殿，命他草撰詔書。王熙見此情景，匍匐飲泣，不能下筆。順治帝命他抑制悲痛，在病榻前起草。王熙寫完一條呈交之后，恐順治帝過于勞累，于是奏準在乾清門下撰擬，凡三次進覽，三蒙欽定完稿。遺詔除命三子玄燁即帝位，由四大臣輔政外，以十四事罪己。主要內(nèi)容是：重用漢官，疏遠滿臣；不體察民艱，興建殿宇；任用閹人，營私舞弊；貪圖安逸，疏于理政，等等。順治帝病逝

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日，順治帝染上天花。初七日夜病死于養(yǎng)心殿。他在遺詔中正式宣布立時年八歲的玄燁為太子，即皇帝位。順治帝死后，遺體被火化，骨灰葬于孝陵（今河北遵化東陵內(nèi)），另根據(jù)封建禮儀，朝廷大臣在順治去世后即議其廟號，結(jié)果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是稱其為宗，唯有大司馬梁清標提出應(yīng)稱世祖，并指出，雖然太祖努爾哈赤是清朝開國之君，但是順治帝功勞很大，“入主中華，奄有萬方，統(tǒng)一天下”，應(yīng)該成為“世世所祖也”。于是，眾位朝臣在討論中接受了這一建議，乃定順治帝廟號為世祖。清廷劃一內(nèi)外各官開復(fù)之例

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二十九日，清廷為劃分內(nèi)外各官開復(fù)之例，規(guī)定：嗣后凡內(nèi)外大小文武官員因事降級而留任者，三年無過方準予題請開復(fù)；如三年之內(nèi)又因過被降，即與后降之日為始，計滿三年再題請開復(fù)�？滴醯奂次�

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日，順治帝染上天花，自知不久于人世，欲立次子福全為嗣，孝莊太后則堅持立玄燁為嗣。于是，順治派人征求湯若望的意見，湯認為玄燁已出過天花，對這種可怕而又傷命的疾病有了終身免疫力，竭力支持孝莊太后。初六日，玄燁被立為皇太子，次日順治去世，初九日玄燁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是日頒詔大赦，以第二年（1662）為康熙元年。孝莊太后拒絕臨朝聽政

康熙即位進年僅八歲，不能料理政務(wù)，而其祖母孝莊太后聰明機智、德高望重，在統(tǒng)治階級中享有崇高聲望。順治十八年（1661）三月，安徽秀才周南千里迢迢來到北京，請求孝莊太后垂簾聽政。但孝莊太后卻無掌握朝政大權(quán)的意圖，只愿輔助幼主康熙治政，故嚴詞拒絕了周南的請求。清廷下“遷界令”

順治十八年（1661）八月十三日，清廷下“遷界令”，福建、廣東、江南、浙江四省濱海居民各向內(nèi)地遷移三十里，“令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甲不留�！毕仁牵�海澄公、降將黃梧密陳滅鄭成功之策：將沿海居民遷入內(nèi)地，使鄭氏無物資、人力之接濟，將不攻自滅。后來，清廷遣兵部尚書蘇納海視察沿海，決定接受黃梧之策，于是頒布了“遷界令”。此時，四省沿海居民遷離海邊三十里，有的則搬入離城二十里內(nèi)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墻為界，寸板不許下海，界外不許閑行，出界即以違旨論立斬。清兵還要不時巡界，一遇出界人登時斬首。結(jié)果，四省沿海居民謀生無策，丐食無門，賣身無所，死以萬計，慘不忍睹。清廷為了緩和事態(tài)，又令四省督撫對遷入內(nèi)地的居民酌給田地房屋，“使之得所”。鄭成功收復(fù)臺灣

順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十三日，荷蘭殖民者在鄭成功軍隊勇猛剛強的進攻氣勢面前，在投降書上簽字，臺灣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橫行范文的老牌殖民主義者荷蘭侵入臺灣西南的海港鹿耳門，在沙洲上修建了臺灣城（今安平），從此對臺灣人民實行殘暴的殖民主義統(tǒng)治。然而，臺灣人民始終未予屈服，多次進行英勇頑強的反侵略斗爭，有力地鼓舞了鄭成功的反侵略斗爭。

順治十八年（1661）二月，鄭成功與其部將密議后決定攻取臺灣，驅(qū)逐荷蘭殖民者，并把臺灣作為抗清“東征西討”的戰(zhàn)略基地。三月二十三日鄭成功率領(lǐng)二萬五千人由金門出發(fā)，次日抵達澎湖，四月初一日到達鹿耳門，受到臺灣人民的熱烈擁護和歡迎。接著，鄭軍從海陸兩方面向荷蘭侵略者發(fā)動了猛烈攻擊。在海戰(zhàn)中，鄭軍以木船擊沉荷蘭的戰(zhàn)艦，控制了臺灣海面，切斷了荷蘭殖民者的海上交通聯(lián)系。在陸戰(zhàn)中，鄭軍在臺灣人民的密切配合和積極支援下，以弓箭和大刀等簡陋武器戰(zhàn)勝了擁有先進槍炮的侵略者，并擊斃了侵略軍頭子湯瑪斯·貝德爾，進而包圍了侵略軍的最后據(jù)點臺灣城。荷蘭侵略軍在內(nèi)無糧草、外無救兵的危機面前不得不放下武器，十二月十三日宣布投降。至此，被荷蘭殖民者非法占據(jù)三十八年之久的臺灣回歸祖國。

清定會試南北中卷例

順治十八年（1661）二月二十四日，清廷批準了禮部奏請，制定了會試南北中卷之例。清初，會試取士原分南北中卷，后因云貴等省戰(zhàn)亂，將中卷并入南北卷內(nèi)。云貴平定后，清廷仍將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五省，及江寧、蘇、松、常、鎮(zhèn)、徽、寧、池、太、淮、揚十一府和廣德州為南卷；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四省和奉天等處為北卷；四川、廣西、云南、貴州及廬、鳳、安慶三府，徐、滁、和三州為中卷。其南北中卷中式額數(shù)，照赴試舉人之數(shù)均派。孫奇逢著《理學宗傳》

順治時期，王學斗杓孫奇逢寫出了清代第一部學術(shù)史專著《理學宗傳》。明末，隨著空前嚴重的社會危機的來臨，王守仁之學也入窮途末路，一些崇奉程朱之學者，欲乘機掀起波瀾，將王學置于異端。作為王學后勁的孫奇逢，看到自身學派的深刻危機，決心力挽狂瀾，經(jīng)過近三十年的努力，寫出了《理學宗傳》，力圖以此確立王學的正統(tǒng)地位，《理學宗傳》凡二十六卷，其中除卷十二至十四為漢、隋、唐諸儒考外，其余各卷所錄均為宋、元、明諸儒。他把宋明理學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十一人稱之為“宗傳”，作為該書的核心。全書各卷，大體首列所錄學者生平行事、學術(shù)大要，次為著述、語錄摘編，末為當時、后世儒林學者的評語及作者的論贊。該書出版后，得到當代學者的頌揚，稱之為“發(fā)人深省”。陸世儀著《思辨錄》

順治初，理學家陸世儀著《思辨錄》。陸世儀，字道威，別號剛齋。明開，他不滿時政，鄙棄功名，悉以著述，經(jīng)常與同鄉(xiāng)友好在一起切磋學問，寫下了大師的札記。明清易幟后，陸世儀將逐年札記纂為一書，題名《思辨錄》。該書初無體制，后經(jīng)陸世儀的友人刪汰編輯，分類為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天道、人道、諸儒、異學、經(jīng)、子、史籍等，名之為《思辨錄輯要》。大思想家顧炎武對此書給予高度評價，譽稱陸世儀為當世之“真儒”。陸世儀在書中極力推崇程朱，將程朱理學尊為“正學”，而將陸隴其王陽明理學一概及之為“異學”，認為明清之際學風之壞根源于學術(shù)辦對程朱理學不敬。但他雖好談“名理”，卻力主躬行實踐，提醒人們重視對天文、地理、河渠和兵法的研究，并指出“俗儒不知內(nèi)圣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于世是無補的，不應(yīng)提倡。弓長編撰成《龍華經(jīng)》

圓頓教經(jīng)卷《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jīng)》（簡稱《龍華經(jīng)》，是清一代民間宗教中影響最大的一部經(jīng)卷。它是弓長（“張”的分寫，其人真實姓名不詳）于明崇禎末年開始編撰，順治初年完成的。《龍華經(jīng)》宣揚古佛和無生老母是天地的創(chuàng)始者，宇宙的主宰。弓長是無生老母的徒弟，遇事都要向無生老母請示。而當“末劫”（指天災(zāi)人禍橫行、社會動蕩不安、民不聊生）來臨時，弓長按無生老母的指令，在“無影山”（此山為虛構(gòu)）前造法船、金船等作為救渡眾生的工具，同時又將無生老母傳授的十步修行，教給大地眾生，使其順利回歸天宮，擺脫人世間的苦難�！洱埲A經(jīng)》還宣揚世界分為三個和時期：龍華初會、二會和三會。分別代表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這三個時期又分別由燃燈佛、釋迦和彌勒佛主掌：燃燈佛后，有釋迦佛接續(xù)傳燈；釋迦佛后，有彌勒佛接續(xù)傳燈；彌勒佛后，有天真老祖接續(xù)傳燈，這天真老祖就是弓長。

金圣嘆“哭廟案”發(fā)

金圣嘆，字若采，本名采，更名人瑞，蘇州府長洲（今江蘇蘇州市）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文藝批評家。他擁護清朝的統(tǒng)治，關(guān)心民間疾苦。順治十八年（1661）二月十五日，順治帝去世的哀詔傳到江南，江寧巡撫率同官吏舉行哀悼儀式。十八日，金圣嘆與吳縣生員倪用賓等十余人至文廟，呈遞揭帖，控告吳縣知縣任維初貪酷虐民，暴刑催征等劣跡。巡撫朱國治當即逮捕倪用賓等五人。次日，金圣嘆等再集至文廟，要求釋放倪用賓等五人，千余名群眾對此表示支持，斥責朱國治徇庇任維初。朱國治嚴厲鎮(zhèn)壓，并下令逮捕金圣嘆，將其押解南京治罪。接著，他又以金圣嘆、倪用賓等人在順治帝哀詔初臨之日，竟敢聚集千百人，“震驚先帝之靈”，目無朝廷，罪大惡極，奏報朝廷。七月十三日，金、倪等人被害于南京三山街，家產(chǎn)籍沒入官，妻子流徙。莊廷鑨私著明史案發(fā)

順治十八年（1661）春，莊廷鑨私著明史案發(fā)。莊廷鑨，浙江烏程（今湖州市）南潯鎮(zhèn)人，出身一個巨富而知書的家庭。入清以后，莊廷鑨趁明天啟朝大學士朱國楨一門敗落之際，以銀千兩將朱國楨生前所撰明史稿本購得，并廣聘名士，增補天啟、崇禎兩朝史事，輯成《明史輯略》，未及刻印而莊廷鑨就于順治十二年病故。其父莊允城費時五年，于順治十七年冬將書刻成，刊行于世。由于書中有詆毀貶斥清統(tǒng)治者的文字，如稱清太祖為建州都督，直呼努爾哈赤；再如自天命至崇德皆不書其年號，相反于南明隆武、永歷則大書特書等等，因而書刊行后，不斷遭至恐嚇，索取錢財。時歸安縣知縣吳之榮罷官居家，欲通過索詐而償還八萬兩贓款以復(fù)官。于是，他指使前任浙江糧道李廷樞向湖州知府陳永命告發(fā)此事。不料，陳永命早已接受了莊允城數(shù)千金的賄賂，拒不審理。莊允城也不向吳之榮行賄。這就使吳之榮惱羞成怒，乃將購得的初刊本呈交法司。清統(tǒng)治者得悉消息后，為壓制一切公開的或潛在的反清行動或思想，遂興大獄。凡刊刻、參校、藏書、售書者，以及失職之官吏，均株連治罪。此案直至康熙二年（1663）才最后了結(jié)。江南“奏銷案”發(fā)

順治十八年（1661）六月初三日，江南“奏銷案”起。清初，江南賦役甚重，以蘇州、松江等府為最；加之士紳“包攬，不無侵蝕”，往往舊賦未清而新賦已近，積欠常達數(shù)十萬之多。清廷因戰(zhàn)事頻仍，財政窘急，嚴催征積欠之令。于是，江寧巡撫朱國治造冊報部，皆列蘇州、松江、常州、鎮(zhèn)江四府和溧陽縣紳鈐之“抗糧”不交者一萬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要求朝廷嚴提究擬。實際上，其中除確有官紳包攬侵蝕外，也有實欠未免者；有完而總書未經(jīng)注銷者；有實未欠糧而為他人影冒立戶者；有本邑無欠而他邑為人冒欠者；有十分全完而總書以小怨反造十分全欠者，情形十分錯綜復(fù)雜。朱國治疏上，清廷批道：“紳鈐抗糧，殊為可惡。”經(jīng)刑部察議：現(xiàn)任官降二級調(diào)用，士紳黜革，衙役照章治罪。于是，四府一縣之士紳被黜籍者達萬余人，被逮者也有三千人，得免者無幾，衣冠掃地，學校為之一空，有鄉(xiāng)試方中而生員已革，有取中進士而舉人已革。順治十六年的進士第三名葉方靄，僅因欠銀一厘即被降官，至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爸渌�之禍”發(fā)

順治十八年（1661）七月十九日，緬甸國王以飲咒水盟誓為名，殘酷殺害了永歷王朝四十二名大臣和太監(jiān)，是為“咒水之禍”。先是，永歷帝帶著群臣逃亡緬甸之后，緬王還能以禮相待。順治十八年，緬甸發(fā)生政變，老王為弟莽猛白所殺。新緬王為了順利把永歷帝交給陳兵中緬邊界的吳三桂，于七月十八日派使臣邀請永歷帝從臣渡河，飲咒水盟誓，以表“結(jié)義同心”。當時，永歷從臣沐天波識破了緬王的陰謀，勸群臣勿去。但永歷帝重臣馬吉翔卻要群臣尊重緬人“敬鬼重誓”的習俗，并于次日脅迫四十二名大臣和太監(jiān)同行。及至，三千緬兵突將他們圍困一處，命令前去飲咒水。諸臣惶恐無計，只得從命，結(jié)果全被緬兵所殺，馬吉翔也死于亂刃之下。永歷帝遂成光桿懷念，只好聽緬王擺布。次年初，緬王將永歷帝及眷屬送回云南。說書藝人柳敬亭廣說評書

柳敬亭，本姓曹，名永昌，字葵宇，后指柳為姓，號敬亭，著名的評書表演藝術(shù)家，活躍在明末清初的藝壇和軍幕，享盛名近五十年。清順治年間，他曾先后在左良玉和蘇松常鎮(zhèn)提督馬進寶的帥府中說書。他說書內(nèi)容廣泛，最擅長楚漢、隋唐、水滸故事，而以“英雄盜賊傳最神”。他演出手段靈活，缺醒木時可以棋代，缺紙扇時可塵尾代；語言生動、幽默，經(jīng)常談笑風生，滑稽有神；充分利用表情，“眉目耳頰俱作口，神情猶覺閑躊躇”。他還能和下層人民打成一片，人們親切地稱呼他為“柳麻子”，所到之處常被攔住而不得前行。柳敬亭的說書藝術(shù)對揚州評書和北派評書的發(fā)展影響很大，被稱為早期揚州評書的代表者。五葷道收元教創(chuàng)立

順治年間，山東單縣人劉佐臣在京拜太監(jiān)魏子義為師，習白蓮教。回到山東后，他改名劉奉天，創(chuàng)立五葷道收元教，又稱收元教，編造了《五女傳道書》。劉佐臣以收元結(jié)果，即把塵世間受苦難的眾生普渡回天宮，作為收徒和壯大該教勢力的宣傳手段。他創(chuàng)教伊始，為了表示該教與白蓮教等“邪教”有本質(zhì)區(qū)別，采用了佛教的一些戒律，并在教名上特意加上“五葷道”的字樣，竭力宣稱“不開齋”、“不破戒”、“不食大五葷”，而又忌食生蔥生蒜。實際上，這個教派依然是白蓮教的一支，其根本目的是傳徒斂錢。到了清代中葉，該教教規(guī)由戒五葷改為是戒殺、戒盜、戒淫、戒毆，鼓吹仁、義、禮、智、信。八卦教創(chuàng)立

順治年間，劉佐臣在創(chuàng)立五葷教收元教時，以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收徒斂錢。這就是八卦教的由來。據(jù)說，劉佐臣只傳了四個徒弟，即清豐縣人秦性、“南方”郜姓、荷澤縣人王姓、金鄉(xiāng)縣人候姓。秦姓其人難于考證。“南方郜姓”，即指離卦教的開山祖師、河南商邱縣人郜云隴。荷澤王姓，即指震卦教的開山祖師、山東荷澤縣人王清容。金鄉(xiāng)候姓，指山東金鄉(xiāng)縣人候棠。劉佐臣把金鄉(xiāng)一帶的震、坎二卦交由候姓掌管。其他幾卦，未有卦主。這為后來的八卦教奠定了基礎(chǔ)。清高宗乾隆五十年代初期八卦教正式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