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曾建開平 忽必烈在總理漠南漢地期間，欲仿窩闊臺筑和林，建造一個城堡作為政治中心，蒙哥汗六年（1256）春，命劉秉忠擇地筑城。十月，劉秉忠決定在桓州（今內(nèi)蒙古正藍旗）東北、灤河北岸的龍岡（今內(nèi)蒙多倫西北）筑城。經(jīng)過三年的修建，一座包括王宮、官舍、民凰、市肆的新城落成，名曰開平。中統(tǒng)元年（1260）四月，忽必烈在這里召開里臺忽勒，自立為汗。在忽必烈遷都大都（今北京市）前的十年間，這里便是帝國的首都。丁大全擅權 丁大全，宋鎮(zhèn)江（今江蘇）人。以諂事閻貴妃和宦官盧允升、董宋臣，步步高升。寶祐四年（1256）擔任侍御史，與右丞相董槐不和，日夜刻求董槐的短處。六月，彈劾董槐，罷令未下，便于半夜調兵驅逐董槐。此后，更加恣橫。太學生劉黼、陳宜中等人上書指控他，均被削籍貶逐。十一月，升任簽書樞密院事，控制朝政，宰相程元鳳形同虛設。當時，閻貴妃怙寵，丁大全與同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專權用事，有人在朝門上題字；“閻馬丁當，國勢將亡”。寶祐六年（1258），丁大全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開慶元年 （1259），蒙古南侵，丁大全隱匿軍情不報。九月，忽必烈圍攻鄂州（今湖北武昌），京師震動，被彈劾罷相。景定四年（1263）正月，流放海島，途經(jīng)藤州時，被押送將官畢遷推入水中淹死。宋立碑三學戒議國政 理宗后期，權臣相繼，國事日非。朝中官員追于權勢，多閉口不語。而太學、武學，宗學諸生卻多次上書請愿，指陳失政，學校一時被視為“正論”所在。淳祐四年（1244）九月，右丞相史嵩之父喪，按禮應守喪三年，朝廷卻下詔起復，要馬上恢復相位，內(nèi)外大臣無人敢談論此事。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一百四十四人叩閽上書，指控史嵩之心術不正、和議亂軍、結黨營私。接著，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輿寰等三十四人也相繼上書。理宗不理睬學生的要求，諸生便在太學齋廊帖榜示眾：“丞相朝入，諸生夕出”。當時范鐘、劉伯正代行相權，認為諸生鬧事是“游士”鼓動的，指使臨安府尹驅逐所謂“游士”，開除學籍。諸生聽說后，作《卷堂文》離開學校。事態(tài)趨于嚴重。十一月，將作監(jiān)徐元杰建議，應當找人代替史嵩之。理宗說，學校雖然是“正論”，但說得太嚴重了。徐元杰又說；正論是國家的元氣，現(xiàn)在正論幸好還在學校，應當珍惜它。最后，史嵩之自知不為公論所容，只得離職守喪。淳祐十二年 （1252），武學生聯(lián)名為一病故學生求棺木，臨安府尹余晦派人強行驗尸，暴露兩日。武學-太學、宗學學生伏闕上書，表示抗議，并“卷堂散去”，離開學齋，舉行罷課。終于迫使余晦辭職。在此前后，因臨安府不準使用青蓋和皂蓋，太學生又群起控告府尹程覃。宰相認為太學生“動以掃學（罷課）要挾朝廷”，未免太放肆，置之不理。于是太學生置綾牒（學生證）于崇仕堂，盡出太學。理宗免程覃官職，諸生才返齋復學。寶祐四年（1256）六月，丁大全擅自調兵驅逐丞相董槐，引起朝野極大震動。太學生又上書控告丁大全所為。理宗雖然覺得丁大全的行為不對，卻不滿學生上書，下詔宣布：進退大臣，權在人主，不在學校；學官要勸諭學生安心肄業(yè)。董槐罷相后，丁大全更力口專橫。十一月，太學生陳宜中、劉黼、黃鏞、林則祖、曾唯、陳宗等六人再次上書指責他。丁大全惱怒至極，通過理宗下詔，嚴令學官申嚴“祖宗學法”，在三學內(nèi)立碑，戒禁學生不得妄議國政。又指使黨羽御史吳衍彈劾六人，開除學籍，流放遠州。但人們稱贊陳宜中等人，號為“六君子”。董文蔚攻掠襄樊 宋淳祐、寶祐年間，襄樊經(jīng)孟珙、李曾伯等人的經(jīng)營，逐步恢復子京湖重鎮(zhèn)的地位。蒙古也改變了唯利剽殺、攻城不守的戰(zhàn)術，在南宋境內(nèi)建立據(jù)點。蒙哥即位后，命史樞為征行萬戶，駐軍唐（今河南唐河）、鄧（今河南鄧縣），修復了占領的棗陽、光化、均州（今河南鄖縣東）等城，駐軍與宋襄樊相峙。蒙哥汗七年（1257）、宋寶祐五年正月，蒙將董文蔚于光化、棗陽儲積軍糧，兵渡漢江，圍攻襄樊，奪其外城。宋襄陽守將高達力戰(zhàn)于白河，擊退了蒙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