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禁“白衣會”，地方官失察者有罪。蒙古董文蔚自光化、棗陽攻宋襄、樊，守將高達力戰(zhàn)擊退之。宋任賈似道為兩淮宣撫大使。忽必烈為蒙古主左右所讒，罷開府，歸朝廷。蒙古加兀良合臺大元帥國，鎮(zhèn)云南。蒙古軍攻安南。安南王陳日巨敗走海上，請降，蒙古軍乃退。宋史嵩之死。嵩之字子由，史彌遠侄。

開平釋道辯論

蒙哥汗五年（1255），佛道兩教在和林辨論教理，道教失敗。嗣后，道士不愿交割寺院田產(chǎn)，僧侶要求再辨。蒙哥認為佛道爭端主要是漢地事務，乃命總管漠南漢地的忽必烈出面處理。七年，忽必烈召集佛道兩教和九流名士，在開平府舉行第二次大辨論。出席的佛教代表人物有福裕、那摩、八思巴、劉秉忠等三百余人，道教代表以全真教主張志敬為首共二百余人。此外，斷事官孟速思以及廉希憲、張文謙等官員，竇默、姚樞等儒士共二百多人也列席作證。辨論結(jié)果，佛勝道敗。忽必烈命按事先約定的處罰辦法，將參加辨論的道士十七人削發(fā)為僧，并焚毀道藏偽經(jīng)四十五部，將道觀二百多處改為佛寺。元好問野史亭著書

元好問，號遺山，金太原秀容（今山西忻縣）人。七歲能詩。曾游太行、渡黃河，詩名震京師。被譽為一代文宗。工詩詞小說，而以詩特別突出。論詩輕視揉摩雕琢，崇尚天然真淳，否定齊粱詩風、西昆體和江西派，推崇建安風骨。所作詩風格沉雄、意境闊遠。詠懷、寫景之外，“喪亂詩”最負盛名，以悲壯蒼涼的筆調(diào)，廣泛而深刻地反映國破家亡的現(xiàn)實，如《岐陽三首》《雁門道中所見》等詩作描寫了戰(zhàn)火帶來的災難和百姓的疾苦，感情深沉，字字血淚。金亡后，不仕蒙古，歸鄉(xiāng)著述，筑“野史”亭，致力采摭金代君臣遺言往行，有所得即以寸紙細字記錄，集累至百余萬言，編纂成金詩總集《中州集》和《壬辰雜編》若干卷。元修《金史》多以所著《壬辰雜編》為本。山西詩人追隨元好問左右，形成所謂河汾詩派。

蒙古滅黑衣大食

蒙哥汗七年（1257）春，旭烈兀在滅木剌夷國后，移師哈馬丹，準備進兵黑衣大食。鎮(zhèn)戍波斯西部的拜住前來聽命。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國阿拔斯朝）建于公元七百五十年，因其衣尚黑，唐朝稱之為黑衣大食，又因建都報達（今伊拉克巴格達），亦稱報達國。十世紀以來，黑衣大食逐漸衰落，哈里發(fā)僅保有伊斯蘭教領(lǐng)袖和伊斯蘭世界名義上的宗主地位，轄境只限于伊拉克、阿剌比一帶。當旭烈兀西征時，哈里發(fā)穆斯塔辛在位，他闇弱無能，將帥大臣相互傾軋。九月，旭烈兀大軍休整已畢，乃遣使致書哈里發(fā)，命其毀城投降。穆斯坦辛答書拒絕，語氣傲慢，報達居民義折辱蒙古使臣。旭烈兀決意用兵，十一月，三路并進：拜住軍為右翼，從毛夕里 （今伊拉克摩蘇爾）渡達遏水（即底格里斯河），自報達西北進攻，在報達城西與不花帖木兒和術(shù)赤系諸王軍會合；怯的不花、忽都孫率左翼軍從報達東南羅耳方向進攻；旭烈兀自統(tǒng)中軍從凱爾漫沙杭、火勒完一帶進攻。八年一月三十日，諸軍完成合圍，同時發(fā)起攻擊。二月五日，占領(lǐng)東西城墻。哈里發(fā)穆斯塔辛遣其于求降，被拒絕。十日，哈里發(fā)見事已不濟，只得率其三個兒子及教長、法官、貴人等出城投降。旭烈兀命其傳諭城中軍民立即棄械出城，可以免死，居民聞命，蜂擁而出，但盡遭蒙古軍殺戮。十三日，蒙古軍入城殺掠縱火，延續(xù)七天，死者達八十萬人。十五日，旭烈兀入報達城，把黑衣大食五百年來積藏的金銀珍寶掘出，全部運走。二十日，將穆斯塔辛及其長子處死。黑衣大食至此滅亡。阿藍答兒鉤考關(guān)中、河南財賦

蒙哥即位前，中原一直未能恢復安定的統(tǒng)治秩序，已有“漢地不治”之說；他即位后，將漠南漢地軍國庶政委托給忽必烈掌管。忽必烈起用漢族知識分子，采取漢法，治理陜西、河南、邢州（今河北邢臺）三地卓有成效，聲望大增。引起蒙古色目貴族的嫉恨，進讒言于大汗。多疑的蒙哥汗于是解除忽必烈的兵權(quán)，同時遣親信大臣阿藍答兒為行省丞相、劉太平為參政，鉤考河南、陜西錢谷。阿藍答兒到漢地后設立鉤考局，搜刮財富，迫害藩府官員，以打擊忽必烈的勢力，剝奪其民政、財政大權(quán)。蒙哥、忽必烈矛盾更加尖銳。最后忽必烈向蒙哥妥協(xié)，交出河南、陜西、邢臺三地的治理全權(quán)；蒙哥則撤銷鉤考局。宋蒙爭奪苦竹隘

余玠帥蜀期間，在四川構(gòu)筑山城防御體系，將各府州縣治所遷往山城之上，隆慶府治即遷到苦竹隘（今四川劍閣西北）。寶祐二年 （1254）汪德臣立足利州（今四川廣元）后，蒙軍道陸路經(jīng)劍門可入東、西兩川；取水路沿嘉陵江而下，經(jīng)閬州（今四川閬中）、順慶（今四川南充）可抵重慶、夔峽，但為劍門關(guān)、苦竹隘、大獲城（今四，川蒼溪東南）等山城梗阻。要打通入蜀道路，必須拔除南宋的這些據(jù)點。于是，蒙軍集中用兵爭奪劍、閬一線。當年四月，帖哥火魯赤、汪德臣攻蜀，宋苦竹隘守將南永貴、高貴投降，附近的堡寨也相繼被攻破。八月到十月間，宋軍又出兵收復了苦竹隘附近堡寨。十二月，統(tǒng)制段元鑒領(lǐng)兵苦戰(zhàn)，收復了苦竹隘。明年，帖哥火魯赤參與南北夾擊東川的軍事行動，又自利州出苦竹隘南下。寶祐五年（1257）初，駐守利州的蒙軍再次出動，大舉進攻苦竹隘。宋守將楊禮支持不住，棄苦竹隘守吉平寨。理宗急詔京湖調(diào)兵五千應援，令四川制置使蒲擇之措置。蒲擇之以朱祀孫為監(jiān)軍，調(diào)蜀中各戎司軍隊救援劍門，自領(lǐng)制司兵奔苦竹隘。經(jīng)過兩個月的爭奪，終于在五月收復了苦竹隘及劍門諸堡寨。六月，又乘勝北上，欲攻拔蒙軍設在利州的據(jù)點，未能成功。次年十月，蒙哥征蜀，苦竹隘被蒙軍攻破。蒙古置郡縣于云南

蒙哥汗為實現(xiàn)從西南包-抄南宋的戰(zhàn)略計劃，派忽必烈總兵滅掉大理。蒙哥汗五年（1257），大理統(tǒng)治的五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全被征服。鎮(zhèn)戍大將兀良合臺獻捷于汗庭，并請求將中原地方統(tǒng)治形式推行于云南。六月，蒙哥應允在云南設置郡縣。兀良合臺在原大理統(tǒng)治區(qū)設十九個萬戶府，府下立州縣，以萬戶、千戶主管州縣事務。官員除萬戶之上的都元帥是蒙古人外，其余全由投降蒙古的大理舊官員充任。及忽必烈即位，為加強對云南的控制，又置云南五府和行六部事。至元十一年 （1274），元朝正式在中慶（今云南昆明）設立云南行省。塔察兒攻襄樊不克

蒙哥汗六年（1256）、宋寶祐四年六月，蒙哥借口宋人違約囚使，分兵攻宋，以諸王塔察兒領(lǐng)東路軍進攻荊襄。當年秋，塔察兒率軍南下。途經(jīng)東平時，士卒在該城進行搶掠，受到蒙哥汗斥責。明年九月，進至漢江流域，攻打襄陽和樊城。由于塔察兒部熱衷于擄掠財物，恣情享樂，又值襄樊連月霖雨，他棄城不攻，班師北返。蒙哥只得改用忽必烈領(lǐng)兵進攻該地區(qū)。兀良合臺征安南

蒙哥汗七年（1257）九月，鎮(zhèn)戍云南的蒙古大將兀良合臺遣使前往安甫招降。安南王陳日煚囚禁使者。十月，兀良合臺出兵入侵安南。陳日煚在洮江岸邊排列象騎、步兵，陣容壯大。與蒙軍交戰(zhàn)，陳大敗，乘舟逃走海島。蒙古軍乘勝攻破都城升龍（今越南河內(nèi)），因為使者被囚禁致死，實行屠城。安南王見狀，表示降附。兀良合臺回師云甫。呂文德措置播州關(guān)險

寶祐三年（1255），兀良合臺從云南北進四川，開辟了一條新的攻宋戰(zhàn)線。宋廷不得不改變集中備北的策略，加強對川江以南的防務。南宋首先與臨近云南的瀘、敘（今四川宜賓）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結(jié)好，并派人督建城寨，以為捍御。為了防止蒙軍自云南出兵，從瀘、敘一帶渡過馬湖江 （即金沙江），取道思（今貴州務川）、播（今貴州遵義）東進湖南，又加強了思，播至辰（今湖南沅陵）、沅（今湖南芷江）一線的防務。五年十月，宋廷命名將呂文德入播州措置關(guān)險，次年七月，呂文德再度到播州措置防務。迫使云南蒙軍最終選擇了廣西作為進搗湖南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