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定賜恤蒙古王公例

順治十二年（1655）六月初二日，清廷制定了賜恤外藩蒙古王公例：親王去世，賜牛一頭，羊八只，酒九瓶，紙一萬張；郡王以下各有差。清定恤刑例

順治十二年（1655）七月初十日，清廷制定了恤刑條例：凡恤刑官審錄罪囚，有死罪可矜疑及事無佐證可結(jié)者，具奏處置；流徙以下罪，減等發(fā)落；笞罪赦免；贓犯侵盜官銀五十兩、糧一百石以上者仍監(jiān)追，如應還官銀不及五十兩，并入官給主百兩以上，監(jiān)追至五年，或正犯身故、逮及子孫，勘無家產(chǎn)者，奏請豁免。后又規(guī)定：每遇恤刑之年，內(nèi)外一體停決。順治帝賜異姓公書

順治十二年（1655）九月二十五日，順治帝頒賜異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御制”之《資政要覽》、《范行恒言》、《勸善要言》、《儆心錄》各一部。其目的就是要漢族官僚做忠于清朝的忠臣孝子、賢人廉吏。清定漕糧征收期限

順治十二年（1655）十月十八日，順治帝以漕運至為重務，常拖欠稽遲，諭令戶部：以后除漕運總督外，各省督撫亦當分任責成。除湖廣漕糧暫留充餉外，江南、江北、浙江、江西等處，命該督撫督率所屬各糧道及州縣衛(wèi)所等官恪遵漕規(guī)，冬兌春開，依限到淮；河南、山東督撫應督率所屬征兌開行，察催北上。后又議定：各省漕糧征收限十月分內(nèi)，兌運限十一月分內(nèi)；過淮、江北限十二月分內(nèi)，江南、江寧、蘇、松等處限正月，江西、浙江限二月；不過淮之山東、河南限正月盡數(shù)開行。督撫、糧道、監(jiān)兌官計違限一至三月以上者，各降罰有差。清定纂修玉牒制

順治十二年（1655）十月二十五日，清廷批準了禮部會同宗人府、內(nèi)院的議奏：纂修玉牒（皇族家譜），應照會典開載論世議，各派所出子孫依次書于本派之下，皆以帝系為統(tǒng)；其余各照次序臚列；玉牒由內(nèi)院翰林官同宗人府、禮部纂修，共抄四函，一函呈交皇帝，另三函分存于宗人府、內(nèi)院和禮部；每十年纂修一次；宗室、覺羅等生子年月日時于每年正月初十日送宗人府、禮部記檔，以便會纂。清定官員犯貪贓杖流之例

順治十二年（1655）底，順治帝在處理顧仁“壞法受賄案”后，十分痛恨貪官污吏剝?nèi)∶褙�，并認識到以往貪官蠹國害民之風不息，是由于法度太輕，貪官雖經(jīng)革職，還能享有贓資。于是，他鄭重宣布，今后內(nèi)外大小官吏凡受賄十兩，衙役犯贓一兩以上者流徙，贓重者分別處絞，家產(chǎn)入官。在此諭令下，清政府處決了一大批貪官污吏。此后，鳳陽巡撫林起龍兩次上疏，認為這種處分過重，反使貪官懼罪不吐真贓，流徙也是徒有虛名，請求放寬一些政策，但遭拒絕。直至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初七日，順治帝才修改了他的政策，宣布今后貪官贓至十兩者，免其籍沒，責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其犯贓罪應杖責者不準折贖。福州無為教興

清初，白蓮教一類秘密宗教的活動在全國時有發(fā)生，福州無為教就是其中的一個教派。該教分為金、木、水、火、土五股；活動范圍很廣泛，據(jù)說在北京、南京及全國各省都有支派；不分階層，上自王公將相，下至士農(nóng)工商皆可入教；教徒平日在教首的帶領(lǐng)下，誦讀《五公經(jīng)》，其經(jīng)內(nèi)、言圖讖變亂之事，帶有反清思想；活動方式是夜聚曉散，在“讖悔期”間，男女混處，按主教者的意志活動；教派所需食糧，均由各處教徒獻納，有的教徒甚至傾家蕩產(chǎn)而不惜。順治十二年（1655），清廷破獲了福州的無為教，殺害了許多教徒，教主被杖責死于福州府堂。

清設館編纂《順治大訓》

順治十二年（1655）正月二十六日，順治帝命設館編《順治大訓》一書。順治帝為了貫徹他的平治天下以教育、化導人民為先的方針，命將歷代經(jīng)史所載的忠臣義士、孝子孝孫、賢臣謙吏、貞婦烈女以及奸貪鄙詐、愚不肖者分門別類編輯成書，“以彰法戒”，名之為《順治大訓》，令臣民廣為誦習。同時，順治任命大學士額色黑、金之俊、呂宮為該書總裁官。順治帝命開館編輯太祖太宗圣訓

順治十二年（1655）四月二十九日，順治帝尊清朝家法，“法祖為先”，依照《貞觀政要》、《洪武寶訓》等書，命開館編輯《太祖圣訓》、《太宗圣訓》，使皇帝“得朝夕儀型”、子孫臣民恪屬遵無斁。同時，以大學士馮銓、車克、成克鞏、劉正宗、傅以漸為總裁官，麻勒吉等七人為副總裁官。清始行武舉殿試

順治十二年（1655）九月二十一日，順治帝諭令兵部：國家選舉人才，共襄治理，文武兩途，允宜并重。現(xiàn)中式武舉二百二十人，均應照文進士例一體殿試，并將親行閱試：先試馬步箭，次試策文，“永著為例”。十七日，清廷制定了武殿試則例。其中規(guī)定武舉人在天安門就試，試畢，以卷送午門外東直房讀卷公閱傳臚。并先一日，內(nèi)三院官、兵部官各執(zhí)選取卷在皇帝面前進呈、跪讀，待御批一甲三名畢，名赴內(nèi)院公同慎榜，加蓋印記。

濟爾哈朗請設起居注官

順治十二年（1655）二月初七日，和碩親王濟爾哈朗上疏順治帝，要求他效法古制，設立起居注官，置諸左右，使之一一記載皇帝言行，“以垂憲萬世，傳之無窮”，獲得了順治帝贊許。這是有清一代設立起居注官的開始。喀爾喀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向清納貢通好

順治十二年（1655）二月二十日，喀爾喀大喇嘛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又譯作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遣使赍表文到京，向順治帝敬獻佛像、馬匹和貂皮等物，與清通好。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名札那巴札爾，順治初年得到五世達賴喇嘛和四世班禪額爾德尼的支持，在喀爾喀蒙古地區(qū)傳播黃教，成為該地區(qū)的政教領(lǐng)袖。他與清通好后，清在喀爾喀設置土謝圖汗、車臣汗、丹津喇嘛、墨爾根諾顏、畢席勒爾圖法、魯卡藏諾顏、車臣濟農(nóng)、坤都倫陀音八札薩克，定例每年各進貢白駝一、白馬八，謂之“九白年貢”，清廷賞每札薩克銀茶筒一、重三十兩，銀盆一，緞三十匹，青布七十匹。這就促進了清朝和蒙古地區(qū)的聯(lián)系，也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蒙古地區(qū)的統(tǒng)治。俄國使臣三次來華

順治年間，俄國使臣三次來華。第一次是在順治十二年（1655）。早在順治十年，當俄國沙皇政府派兵侵入黑龍江流域時，即派出巴伊可夫為首的使團前往中國。次年，俄國又遣阿布林作為該使團的先遣者來華。順治十二年（1655）五月二十四日，阿布林到京。由于他末帶表文，順治“特頒恩賜”，令其帶回，“昭朕柔遠至意”。順治十三年初，巴伊可夫使團到京。清廷命使團先交出國書和禮物，然后由皇帝接見；而巴伊可夫則堅持皇帝接見時交國書和禮物，并稱接見時只行國禮，不跪拜，立而授表文。清廷以使團不諳朝儀，不令朝見，卻其貢而遣之。這年秋天，巴伊可夫離京回國。第二次是順治十四年，俄使臣又攜帶表文至京。第三次是順治十七年。順漢十五年，俄國沙皇派佩爾菲利耶夫、阿布林等以“信使”身分來華，攜有沙皇的國書、禮物等，其任務著重于同中國貿(mào)易。順治十七年（1660）五月初三日，俄使到京。由于表文中沙皇自稱大汗，“不遵正朔”，“語多不遜”，清廷群臣提出應退其貢物，驅(qū)逐使臣，順治帝在詔旨中表示，對表文中矜夸不遜處可加涵容，令議政王大臣宴請，察收貢物，“量加恩賞，但不必遣使報書�！表樦蔚巯灿谩安黄壑�臣”

順治帝自親政后，堅持以公正、廉潔、誠實、有才能為標準任用官吏。順治十二年（1655）一次廷試之時，他發(fā)現(xiàn)徐元粲思路敏捷，文章寫得好。等到召對便殿時，按慣例只有懂得滿洲語的少年才能中選，因而徐是最后一個受到接見。順治帝問他多大歲數(shù)，回答說已經(jīng)五十二歲了。順治帝贊賞他誠實，說就要用這種“不欺之臣”為官，于是破例任命他為庶吉士。順治十五年四月，順治帝在殿試閱卷中，懷疑孫承恩與順天科場案中孫旸為一家，遣學士王熙前去詢問。孫承恩當即說明與孫旸實為一家，并表示不能為避禍而欺君。順治帝很賞識他的文采，尤其喜他不欺君的品德，于是定他為一甲進士第一名，并免其連坐流徙之罪。濟爾哈朗病逝

順治十二年（1655）五月初八日，叔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病逝，終年五十七歲。順治帝親政后，濟爾哈朗是唯一在世的清朝開國宗室元勛，雖被削奪了政治權(quán)力，依然擁有很高的地位，非常關(guān)心清朝的一統(tǒng)大業(yè)。順治十二年五月初，他病危時，順治帝親往探視，當被問及遺囑時，回答說：自己身受太祖、太宗和順治三朝厚恩，以攻取云貴、殄滅永歷、統(tǒng)一四海為念。濟爾哈朗死后，葬于北京西直門外白石橋，立碑紀功，謚曰獻。紫禁城定名

順治十二年（1655）六月初十日，清廷命名宮禁為紫禁城，后山為景山，西華門外臺為瀛臺。顧仁“壞法受賄”案發(fā)

順治十二年（1655）十一月初五日，順治帝下令將納賄行私之巡按顧仁處斬。先是七月初九日，順治帝派顧仁等巡視各地，臨行前告誡他們說，作為皇帝耳目之官，出而代巡，一定要真心勤瘁，潔己率屬；如果以為君門萬里，任意行私，貪贓壞法，即使銖兩之微，必誅無赦。然而時過三月，吏部書吏章冕叩刎頸叩閽，訐告巡按顧仁悖旨婪贓、陷害無辜。順治帝對此案重視。為查明章冕所告是否起初，即命將顧仁押解來京，由他親自會同內(nèi)大臣嚴加審理。結(jié)果查明：顧仁悖旨藐法，濫收用舊時蠹役六人，又欲向章冕索取賄賂，不遂所欲，即枉法責治，遠發(fā)真定府，企圖將其斃命滅口；刑部司官賀繩烈也居間行賄，為虎作倀。這使順治帝極為震怒，將顧仁處斬、賀繩烈處絞，同時還將推薦顧仁的王爾祿、王永吉、曹溶等分別降調(diào)。十一月二十九日，順治帝又將顧仁案通報全國，警告巡方各御史，倘有似此違法受賄犯贓者，即行正法，決不寬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