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ID:bjnews_xjb)：拍攝紀錄片《二十二》的初衷是什么?

郭柯：2012年拍攝《三十二》時，韋紹蘭老人樂觀積極的態(tài)度改變了我之前對于慰安婦群體的看法。第一次見到她時，她非常平靜，但沒有說話，我們誤以為她不好接觸，后來才得知她感冒了。第二天她病好之后就很熱情了，會主動給我倒水，會給我們做飯，到點了喊我們一起吃飯。

▲韋紹蘭，1920年生，現(xiàn)居廣西省荔浦縣，現(xiàn)年97歲。1944年冬天，韋紹蘭被日軍抓走，后趁日軍不備逃出慰安所，彼時已經(jīng)懷孕的她生下了“中日混血兒”羅善學。目前老人和兒子羅善學以及外孫一家住在經(jīng)過修繕后的新房中。老人樂觀開朗，是位愛笑的奶奶。

在此之前，我跟大家接觸到的是一樣的信息，這群人被日軍強征去做性奴隸，受過迫害，回到家里后也過得特別痛苦，都是刻板印象。當時我就覺得，她們受了那么多苦難，依然那么樂觀。這些老人應該被更多人看到。

后來，一年多的時間內，國內公開身份的慰安婦老人就從32減少到了22位，我覺得時間不多了，就開始籌拍《二十二》，記錄22位老人的生活狀態(tài)，她們是如何走過余生的。

新京報：和22位老人接觸后，在你眼中，她們是一群怎樣的人呢?

郭柯：就是普通人，跟普通老人沒有任何區(qū)別，這是在拍攝她們之后才有的認識。在拍攝過程中發(fā)現(xiàn)原來她們這么平靜。

她們沒有太多悲喜，她們每天看著自己的孫子子女，聊天、開開心心地生活，最關心的是子女生活、孫子孫女成績好不好啊，不關心我們想象的那些東西。

有人看了日本人的照片能笑出來說“日本人也老了，連胡子也沒了”，與我們想象中痛苦的控訴不同，她們的平靜是我當初沒有想象到的。

新京報：是什么讓她們這么平靜?

郭柯：時間。時間可以改變任何東西，抹平一些東西，傷痕肯定還在，但為了生活下去，不可能每天生活在仇恨中。

現(xiàn)在仔細回想，人不就這樣嗎，哪有那么多仇恨，七十年的概念是什么呢?如果我是150歲的導演，我去拍她們才能體會到那種感受，我作為三十多歲的人，為什么要去揣測九十多歲老人的內心?未免也太不準確了。

作為觀眾，只能去體會她們，關于她們的心理和我們想象的仇恨，我們都不能夠去給答案、下定論。

新京報：除了平靜，還有什么特質打動你嗎?

郭柯：她們都很善良。有一年春節(jié)我們去看望韋紹蘭老人，給了她500元，但是臨走之前，她又拿出400元給我們四個人每人包了一個紅包。她的生活很艱苦，每個月只有30元低保金，在我們想象中錢對她們依然重要，但是她拿出來400元來給我們包紅包，這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

▲導演郭柯與韋紹蘭老人

李愛連老人每天會早起炸饅頭片，等著我們去吃;湖北的毛銀梅老人種了很香的梔子花，到了夏天會摘一桶送給我們每個人。這個時候，你還能想到她們是慰安婦嗎?這個帽子已經(jīng)不重要了，把帽子摘掉，讓大家真正去了解人，而不是了解慰安婦，她們是人，不是慰安婦。

新京報：為什么最終呈現(xiàn)出來的片子不是黑暗歷史的控訴，而是相當平淡甚至充滿了日常生活的乏味?

郭柯：我們就是記錄，只是想把你們(觀眾)帶到她們身邊去，或近或遠地去看她們一眼，她們這些受害者，晚年過著怎樣的生活。有的老人喜歡安靜，我們就在門口看一眼，有人狀態(tài)比較好，就進去看一眼，有人愿意跟我們聊天，我們就聽她聊聊，或近或遠。

新京報：為什么這么做呢?

郭柯：我們不是像以前一直呈現(xiàn)的殘忍和痛苦的東西，世界上沒有誰喜歡去接觸痛苦，所以，當把平靜的老人展現(xiàn)給下一代，讓他們對慰安婦群體有正確和客觀的理解。用這種柔和的方式去對待老人和下一代，讓他們用溫柔的方式去理解和接受她們，這樣做是對的。

新京報：有試著觸及過去的傷痛嗎?

郭柯：會問到以前日本人來了是什么樣，她們愿意說就說，不愿意說就算了。

我們不會去追問，沒有必要。如果把她們看作自己的奶奶，你會追問嗎?不要把自己當做拍者，不要把她們當做陌生人，而是當成親人，你的問題就是有底線的。

對我來說，如果一直去觸及追問那些問題，是沒有道德底線的。你為什么要去追問呢?難道就因為你是導演嗎?在面對她們的時候，得看清楚自己，所以要平和一點。我們不談藝術創(chuàng)作，只會帶著感情去觀察和體會她們的生活。

新京報：怎么做到這一點呢?

郭柯：我們開始什么也不做，先去房間去看她們，坐一兩個小時�！度�十二》以后對這些群體有了比較深的認識和理解，所以第二次拍的時候就是跟老人去玩兒，每天陪著她們，是一個非常愉快的過程。我們跟老人也培養(yǎng)了情感，盡量減少目的性，正常地去相處。

新京報：能舉一個例子嗎?

郭柯：黃有良老人比較內向，和我們語言不通，加上腿不方便，一直坐在床上，所以交流比較少。有一次拍攝印象深刻，我們帶了一架輪椅給她，扶她坐上了輪椅，推她出門。

她沒有輪椅，平時大部分時間都坐在床上，我們送了輪椅之后，她可以自由活動了，可以被推到院子里看看，她就樂呵呵的。看到她高興，我明白了老人們需要陪伴。

紀錄片就是記錄下來，拍攝中最重要的是要對她們溫柔一點，在她們將要離開世界的時候，我們對她們呵護、愛護一些。她們是我們奶奶輩的人，不能再傷害她們了，而是尊重她們。

▲毛銀梅老人，1922年生，原籍為朝鮮半島，原名樸車順。2017年1月18日去世，享年95歲。1945年初，老人被從朝鮮半島欺騙至中國。日軍投降后她逃出慰安所，定居湖北孝感，結婚并領養(yǎng)了一個女兒。老人生前，家人及鄰里非常愛戴她，她對中國有著深厚的感情,將姓氏改成“毛”。

新京報（ID:bjnews_xjb)：通過這部紀錄片，你最想傳達什么?

郭柯:應該用什么心態(tài)去面對和認識她們，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這些曾經(jīng)的受害者，這些九十多歲的老人，我們把她們當作普通老人，當成自己的奶奶來看待。

新京報：你想通過這部片子摘掉過去對慰安婦刻板印象的帽子嗎?

郭柯：摘不掉的，怎么可能改變所有人對她們的認識呢?就是介紹她們給大家認識，只是這樣。一個影片什么都改變不了，只能傳達一種情緒出來，不會說大家看完片子就顛覆了對慰安婦的認知，能對老人有新的看法就可以了。

新京報：有人說，你們的片子影響和傷害了老人，你怎么看?

郭柯：如果說我們對她們有影響，的確是在打擾她們的生活，但怎么可能傷害呢?我們每年都會去看韋紹蘭老人，每次去都很親切，會在她家多陪陪她。我們跟家人會偶爾打電話聯(lián)系，老人不會講電話，必須去了面對面交流。這是一種很美妙的緣分，已經(jīng)超出了拍片的范疇。

片子拍出來后，給她們的家人看過，他們說挺好的，感謝我們把老人的記憶留在畫面里了。我覺得他們看完沒罵我已經(jīng)很高興了，只要不傷害到他們就沒有什么問題了。

新京報：日本觀眾看過這部影片嗎?他們是怎么評價的?

郭柯：在日本沒有公映過，電影節(jié)也都沒有收這部片子。但部分日本觀眾看了之后，覺得這種方式他們能接受，很感謝我這樣拍，不尷尬。這樣就對了，為什么要讓日本人看到片子尷尬呢，開放一點。

新京報：你本人這次的收獲是什么?

郭柯：就是對這些老人有了新的認識，同時對自己也有了新的認識。人應該善良一點，面對你的拍攝對象應該溫和，不要著急，在生活中也該溫和一些。片如其人，你是什么樣的人，你的動機，在片子中都會呈現(xiàn)出來。

▲眾星推薦電影《二十二》。視頻來自網(wǎng)絡

新京報記者 付珊 編輯 陳薇

▲8月2日，黃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zhèn)乙堆村的家中。新華社記者 楊冠宇攝

姓名：黃有良

性別：女

終年：90歲

去世時間：2017年8月12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經(jīng)歷：中國大陸最后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幸存者

8月12日，第5個全球“慰安婦”紀念日前兩天，大陸最后一個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90歲的黃有良去世。

14歲遭日軍強暴，15歲被抓去慰安所，17歲以父親去世名義回家后逃亡�？箲�(zhàn)勝利后，她又遭受村民議論，丈夫打罵，孩子不理解……“這不是我的錯啊，我是苦命的人!”她控訴。

和黃有良一樣，在抗戰(zhàn)期間被欺凌的中國婦女，共計20萬左右。

70多年過去，幸存者的數(shù)字不斷減少。如今，登記在冊的大陸“慰安婦”，幸存者僅14人。

她們老了。身體飽受摧殘，世俗的嘲諷伴隨左右，屈辱又通過子宮蔓延至兒孫兩代，從未間斷。

最大的敵人，是歲月。

皺紋爬滿全身，器官生了銹，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后時光，她們答非所問，記憶錯亂，直到老去，死掉。

那一句道歉，至今也沒人等到。

噩夢

八月的海南乙堆村，35℃，烈日炎炎。黃有良被安葬在距家200米的土坡上。

正是椰子成熟的季節(jié)，兩排椰子樹林立，茂盛的樹葉從頂部“炸”出來，像濃綠色的禮花。

75年前，她被日軍抓去的慰安所附近，也是種了一片小椰樹。不遠處，一人多高的木樁還在，是“日軍抓了人，綁在上面打人用的”。

日子再往前數(shù)，就來到那個讓她“恨”的年頭。

1941年農歷十月，14歲的黃有良幫著父親種田。那天，她挑著稻籠，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

“忽然聽到幾聲喝叫，抬頭一看，前面不遠處站著一群日軍士兵。嚇得我扔下稻籠，轉身就往山里跑�！�2000年，她曾對志愿者陳麗菲回憶，日本兵緊追不舍，自己逃得沒了力氣，被抓住。

一個滿臉胡茬的日本兵抱住她，另一人剝開她衣裙……其他日本兵在一旁發(fā)狂大笑。

黃有良抓起一只手，狠咬。日本兵大叫一聲，松開手，發(fā)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被一軍官大聲喝住。

“姑娘別怕”。軍官“九壯”(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將幾人遣走后，他反過來摟抱黃有良�！拔矣昧�掙扎，他并不強迫。我以為沒事了，便到田里把稻籠挑回家�！秉S有良提到，但不知“九壯”什么時候，對方跟到家門口，攔住并把她抱進臥室……

黃有良偷哭、忍。但第二天，日本兵又來找，她嚇得躲起來。

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毒打，做四腳牛(當?shù)胤窖�，四肢趴在地�?。黃有良得知后，連忙回來看父母，再次被強奸。

逃亡

軍官“九壯”認得家門，天天來。只要黃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其父母。

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黃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上了軍車后，直開到藤橋，關進一座房里。

“門口有哨兵把守，不準我們隨便走動。白天做雜工，掃地，洗衣服。夜間就有日本兵來找，一般是三個五個，有時還要陪著睡�！秉S有良曾回憶，不聽話就會挨打。她很怕，被逼著，只能“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形容，在藤橋的那段時光，整個身子像散了架，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尋找機會逃走，也暗中和同伴想過辦法，但因日本兵站崗很嚴，加上不熟悉路，無法逃走。

而同伴中，一位漢族女孩子逃跑被抓回，被打得半死后，關押起來。

糟蹋得太多了……黃有良認識的女性中，陳有紅(音)不聽日本兵(的話)，被打得大出血，死了。還有一個，聽說咬斷舌頭，也死了。

她放棄了逃走念頭，聽天由命。

被關了兩年后，堂兄弟黃文昌冒著生命危險，來到藤橋日軍軍營，告訴她，父親死了。

她不顧一切去找日軍軍官，要求回家給父親送葬。起初對方不同意，黃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頭，才終于得到允許，但事情完后須馬上回去。

回到家后，她發(fā)現(xiàn)父親“好好的”，大吃一驚：家人想救女兒，為了效果“逼真”而沒有告訴她。

他們連夜拿鋤頭、糞箕，在村邊荒坡堆了個假墳，說是黃有良傷心過度，自殺死了。隨后，父女倆到處逃難、討飯。

控訴

抗戰(zhàn)勝利后，黃有良回到村里。因為“被糟蹋過”，她只能找了個得過麻風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過去，一有氣，就打罵。

“文革”時，村里人特別是小一輩的，常背后議論，罵她是“給日本人睡覺的”。小孩入團入黨，都不可以。

黃有良生過5個孩子，3個女兒，兩個兒子。他們有時也罵她這個母親。

這個“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著一切。

2000年，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到海南調查慰安所情況�！爱敃r民風尚未開化，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婦的事實。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無法隱瞞，村里的慰安婦都有心理壓力。”

他回憶，那時黃有良身體還算硬朗，但只會說黎族語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譯。他們確認黃有良在藤橋鎮(zhèn)遭遇日本兵，事后被送到藤橋鎮(zhèn)慰安所�！坝行┪堪矉D只是在小據(jù)點，尚有喘息余地。但在慰安所的婦女，則要承受更重的苦難”。蘇智良說。

也是在那時候，黃有良下定決心，要到日本，當著他們的面，控訴他們。她說，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黃有良、陳亞扁等8人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要求公開道歉還以清白，并給予相應賠償。

幾年來，案子多次調查取證開庭，并未換來公正的判決。至2010年三審結束，仍是敗訴。

蘇智良介紹，法院給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規(guī)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根據(jù)戰(zhàn)前規(guī)則，訴訟時效是20年，已超過年限等。

黃有良氣憤、不甘心，她曾主動要求再次赴日本�！拔已鼜澚�，路也快走不動了。別說去日本，就是來趟�？�，都覺得很累。但只要我動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贏，我死了都閉不上眼呀!”她對媒體表示。

死亡

黃有良90歲了。生命的最后，她面部更瘦削，顴骨凸出，不出門，也不愛說話。

她的大兒子胡亞結聲音沉悶地說，母親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參加了葬禮，但他仍然無法接受喪母。

村長胡亞梁介紹，黃有良家里收入水平算中等。農忙時，幾個兒子種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時間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養(yǎng)老保險，一個月能拿100多元。

蘇智良回憶，最后一次見黃有良是2014年。那時她身體有些虛弱，兩三天不吃飯，志愿者們一度擔心她挺不過去。

從2000年起，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決定給予受害人實質性的援助。當時還沒成立基金組織，只能跟海外華人華僑聯(lián)合援助。研究中心每年給每個人5000元補助，財務負擔很重，但僅夠維持老人們的溫飽。

近20年來，蘇智良走訪23個省份，援助200多人，最多時有100多人等待援助。可漸漸地，這些老人相繼去世，雖然財務負擔慢慢減輕，卻讓他很不好受。這幾年，他甚至“敦促”媒體人采訪，“多寫寫吧，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

志愿者胡雪菲參加了黃有良的葬禮。今年1月她到海南為黃有良送慰問金時，她已無法下床，話也不多。有時還會記憶錯亂，答非所問。唯有牙口還不錯，嘗了他們從上海帶來的點心。

照片中，黃有良戴著深褐色的頭巾和銀色的耳環(huán)，穿著暗紅色的棉衣。

距2001年起訴日本政府，又過去16年了，8名“慰安婦”也相繼死亡。

2006年8月，一審敗訴后的第二天，楊阿婆帶著遺憾離世。仍幸存的7人非常氣憤，但并沒有放棄，繼續(xù)提起上訴。

今年5月11日，陳亞扁離世。在她的葬禮上，志愿者們見到黃有良。“照片里，她看起來狀態(tài)不錯。”蘇智良說，黃有良算幾個慰安婦里身體最好的，想不到，老太太走得這么突然。

如今，大陸最后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也逝世了。

她們最終沒能等來道歉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