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地鐵四號線南行，是長沙著名的望月湖小區(qū)，這是一個充滿生活氣息的地方。在距離望月湖站不遠的地方，就是望月公園，之前它的名字是“王陵公園”。這是一個以吳姓漢長沙王為主的王陵園區(qū)，原本這里有四座山頭，陡壁山是其中一座，可惜的是，文物發(fā)現(xiàn)后被夷平，公園現(xiàn)存的是象鼻嘴、獅子山和扇形山，各自有王陵發(fā)現(xiàn)。

對于歷史地位起伏不定的長沙而言，漢無疑是一個大時代，彼時的長沙，是以長沙國政治中心的形象而存在。這樣一個大時代，必然會將它獨特的美學氣質留存于世。尤其是一位王后的墓，她把一切認為美好的東西都帶入了墓葬，其中最多的是玉器。

我們稱她為曹王后，曹王后墓中出土的玉器品類極多，可見墓主人生前對玉器的喜愛，其中雙面云紋玉瑗、鳳鳥璞紋玉璜、玉組佩、玉貝帶飾羅列在長沙市博展廳之中。在這些玉器中，組玉佩是有著非常明顯身份地位象征的玉器。

在經(jīng)歷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玉器禮制的混亂后，漢代的玉器又重新樹立起了一定的禮制規(guī)范。

組玉佩作為成套組合而成的玉器，在反映禮儀等級制度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組玉佩起源早，延續(xù)時間長，結構復雜，形式多樣，等級明顯，是中國古代玉器中比較特殊的一種玉器�？脊懦鐾恋拇罅坑衿髻Y料表明，墓主人的身份越尊貴，社會地位越高，用玉數(shù)量越多，組玉佩也就相應增加。

陡壁山一號墓出土的文物中，精美且又能證實墓主人身份的是三枚瑪瑙印章。其中“曹”瑪瑙印兩方，“妾”瑪瑙印一方，故而此墓也被命名為“曹”墓。對于曹的身份，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黎石生在其相關論文中有過提及，他認為：“比較起來，“曹”出自曹參家族的可能性比較大”。

漢王朝的鼎盛，造就了中國玉器史上繼新石器時期(史前時期)、殷商盛世、春秋時代三大高峰期后的又一個黃金時代(兩漢時期)。同時，琉璃也成為一種重要的裝飾用料。古時由于民間很難得到，所以當時人們把琉璃看得比玉器還要珍貴。

曹墓中出土的藍色琉璃環(huán)即為一個美學高峰。它通體晶瑩剔透帶著藍色的幽光，仿佛帶我們進入了一個充滿意象美的幻境，這樣的美足以成為經(jīng)典。

古時的溁灣鎮(zhèn)有山有水。山如今尚存一部分，水卻早已了無痕跡。一面“溁灣鎮(zhèn)一號墓”出土的宋代銅鏡，或許可以成為我們懷念那個時代的一點寄托。

宋代的銅鏡，在工藝上已非常成熟。不僅如此，它們還很重視商品的廣告?zhèn)鞑�。南宋湖州，是今天的浙江吳興，湖州鑄造的銅鏡多作葵花形，亦有圓形和方形亞字形、桃型。一般都素背，背上鑄有商標性質銘記。它出現(xiàn)于北宋后期，至清代仍有生產(chǎn)。這面鏡子的背后雕刻有“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的文字。

這是它們自帶的商標，從中可以看出宋代的商品已標注生產(chǎn)商，這種做法，已初具現(xiàn)代商品意識，但它們?yōu)槭裁床唤小扮R子”，而叫“照子”呢？

原來，宋代因避宋太祖祖父趙敬的名諱，將“鏡”字改為“照”或“鑒”，故稱銅鏡為“照子”或“銅鑒”。在更遙遠的歷史時期，鏡子并非是用來照容的，它經(jīng)歷了神器、禮器、法器、貢器、賞器、實用器等歷史階段，到北宋時，才算是真正開始實用化并走向民間。當時的湖州制鏡產(chǎn)業(yè)非常發(fā)達，產(chǎn)品遠銷全國各地，甚至進入了周邊的朝鮮、日本市場。

南宋“招牌式”的湖州鏡幾乎沒有花紋，僅在鏡背刻鑄作坊主姓名等，銘文多以一家姓石的為準。河西溁灣鎮(zhèn)出土的這枚銅鏡，完全符合這樣的標準，說明自古至今，江浙一帶都是商品輸出大區(qū)，那時的湖州鏡，就已在長沙熱銷。

作為湖湘文化的中心區(qū)，岳麓書院已成為一種圖騰式的存在。繞過書院博物館，我們又穿過一扇小門，眼前出現(xiàn)一座碑亭。亭中有巨石刻成的碑，是唐北海太守李邕撰文、書丹并鐫刻的“麓山寺碑”。碑面因年久已風化，部分斷裂，看起來頗有殘敗之感，然而僅存的一千多字，字體清瘦卻筆力雄健，是李邕行楷書法的代表之作。

碑文敘述自晉泰始年間建寺至唐立碑時，麓山寺的沿革以及歷代傳教的情況。辭章華麗，書法空靈，刻藝精湛。因文、書、刻工藝兼美，故有“三絕碑”之稱。

與我們同時沉浸于這份古意之美的，還有一位游客。與他交談，得知他姓章，來自北京，自幼熱愛書法，對李邕的“麓山寺碑”早就心向往之。此次趁著休年假，特意跑到長沙的岳麓書院來觀摩，他說整整一個下午時間，哪里都沒去，就在這碑前徘徊，實在是舍不得離開。

火把山與古堆山，是古代南湖港周圍的兩座大土堆，也是長沙南郊重要的墓葬區(qū)。尤其是古堆山，僅從名字判斷，就幾乎可以推測出這里應該有相當數(shù)量的古墓，而事實也正是如此。歷年來的發(fā)掘，讓這里成為長沙河東文物的一個重點區(qū)域。

長沙市博的宋代歷史文化展廳里，有一件讓很多人驚嘆的展品。它是一件純金制作的器物，名叫霞帔墜子，出土于地鐵四號線碧沙湖站附近的火把山一號墓。這種雞心形的飾件，實際上是霞帔上所用的墜子。宋是一個藏富于民的時代，金銀飾品也從“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了尋常百姓家。

在金飾品的工藝上，鏤空技藝是一大特點，顯露出在唐代金細工藝基礎上更為發(fā)展精進的特征，極具美感。這些制作精美的金器，也成為了當時富裕人家的婚嫁聘禮。吳自牧在《夢粱錄》曾經(jīng)記載當時富貴人家，嫁聚時所備聘禮，必有金釧、金鋜、金帔墜等，若無金器，則以鍍銀器代之。這就是當時人們所喜愛的“三金”。

“霞帔”則常常與“鳳冠”搭配，現(xiàn)代人們一般聽說“鳳冠霞帔”的組合，這不僅僅是古代新娘子出嫁的裝束，也是古代貴族女子和誥命夫人的裝束。霞帔墜子就是掛在霞帔底部，為了霞帔在穿著的時候能平展，是雞心形小墜子，材質有金、銀或鍍銀。

在火把山出土的纏枝雜寶紋金鋜，也是“三金”之一。金鋜，就是金鐲。這一對金鐲，看起來頗為寬大，紋飾精美，如果再配以霞帔、墜子，完全可以想象當時人們婚禮的精美奢華。

黃土嶺，一個近乎“白描”的地名。這里的地勢有高低不平的感覺，屬于南部丘陵中的一片。

如今已很難想象，這里曾是古代長沙城外一個重要的墓葬區(qū)。在1956年7月下旬,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文物工作隊在長沙市南門外黃土嶺清理了包括戰(zhàn)國、漢、唐、宋等各時代的古墓27座，出土隨葬器物總數(shù)達三百余件。與河西王陵墓區(qū)的專享區(qū)域不同，河東的貴族墓與平民墓多是層疊堆積，混雜在一起，一次考古發(fā)掘，往往要跨越數(shù)個時代。

漢代描漆舞女巵是黃土嶺文物中比較突出的一件。它屬于西漢早期遺物，于1961年長沙黃土嶺木槨墓出土。是用紅、紫、黃、藍、灰褐、白等多種色彩畫成的，物象生動，具有隨類賦彩的效果。同時出土的還有“車馬人物巵”。是漢代具有代表性的描漆漆器作品之一。

古人也是好博弈的。在砂子塘酒廠一號墓出土的這枚鏡子上，我們就看到了一個被刻在上面的“博局”。所謂博局，實際上是古代六博的棋格。長沙馬王堆三號墓曾出土全套的博具。這種游戲的歷史很久。

《楚辭·招魂》有“菎蔽象棋，有六簙些”。據(jù)《古博經(jīng)》記載：“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棋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于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二人互擲采行棋，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棋，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二籌。”這是古時宴樂時的一種文娛活動。

不僅僅是銅鏡，日晷、壓勝錢等器物上，都采用這種紋樣作為裝飾。

博局鏡在西漢中后期頗為流行，在王莽篡漢建立新朝時達到一個頂峰，王莽篡取皇位后，鑄鏡以炫耀其政績，曾制作了一批華美精巧的作品。所以有人評論認為：“漢鏡的精巧作品，似乎要算新莽時代為最盛。”

樹木嶺，長沙傳統(tǒng)地理意義上的東南郊野。它遠離了古代的中心城區(qū)，在現(xiàn)代城市不斷自然東擴的過程中，它的身份不斷變幻。因為離城市不遠不近，它曾是為城區(qū)供應新鮮蔬菜的菜地，因為二環(huán)線和勞動路的拉通，它又成為城區(qū)市民采購蔬菜的大型菜市場，如今它已是長株潭城際鐵路與地鐵四號線的換乘區(qū)域，成為四號線上一個重要的交通節(jié)點。

作為古時地處遠郊的樹木嶺，這些年少有文物發(fā)現(xiàn)。然而1974年的那次考古發(fā)掘，讓它成為一個有著特殊意義的存在。

在標注為樹木嶺一號墓的戰(zhàn)國墓中，除了沒有陶器之外，大部分文物與普通戰(zhàn)國墓并無不同，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把青銅短劍，它最獨特的地方是劍柄處雕刻成人像的形狀，而這個人的形象，并非漢人，而是一個“梳著披肩長發(fā)，雙耳帶墜，上半身裸露，腰部系著圍裙”的越人。曾任湖南考古學會理事長的高至喜以及日本籍考古學家梶山勝都認為該劍是古代越族的遺物，而非楚人制造。這樣的青銅短劍，在湖南是唯一一次的發(fā)現(xiàn)，而墓主人的身份，應該也不是楚人。

出土于樹木嶺的這把青銅短劍，為涉及過去越南同種短劍的制造和斷代提供了重要線索，也使得“樹木嶺”這個帶著濃厚本土色彩的地名出現(xiàn)在考古學的國際學刊之上。

   來源 | 湖湘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