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廷玉：青春的英雄主義和真實的怕與愛

“少年強則國強”，我們總是喜歡用一種昂揚和憧憬的態(tài)度來描摹青春，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時代中，“青年”往往有一個相同的地位——解決問題的新生力量。

今年的五四青年節(jié)之后，《新京報書評周刊》節(jié)選了意大利學者羅伯特·哈里森《我們?yōu)楹文ぐ萸啻骸分械亩温鋪斫忉屵@樣一種“膜拜青春”的情結。哈里森認為，“愛新”是一種推動人類進步的本能性力量。就像《安提戈涅》中《人之頌》所說的一樣：“他無畏在驚濤駭浪中航行，懂得用犁頭馴服土地……他創(chuàng)造了語言，他發(fā)明房屋，找到治療疾病的藥方，創(chuàng)制出法律和正義。”這樣的本能驅(qū)使人走向陌生的領域，擴展能力的邊界，以求新、好奇、挑戰(zhàn)的英雄主義氣質(zhì)來改變他所身處的周遭世界。

這里的“青年”不僅是年齡上的幼態(tài)，更指涉一種富有活力的精神狀態(tài)。哈里森引用愛因斯坦晚年的回憶——他曾說他在物理學上的所有突破都源于一個事實：不管在心靈還是精神上，他一輩子都是個小孩。一切的創(chuàng)新都有賴孩提一般的好奇和青年一樣的蓬勃斗志，這些懷著青春的心態(tài)來締造未來的人，被看作是這個時代的愿景家，他們的身上蘊藏著改變世界的可能。

回想起來，初入“英華學者”項目的時候，我心中應當是或多或少懷著這樣的激情與理想。“英華沉浮，洋溢八區(qū)。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從名字到內(nèi)容，這都是一個充盈著浪漫主義色彩的項目，蘊含著一種“改變世界”的浪漫主義的希望：認識一些其他領域的優(yōu)秀同學，共同組建一個有歸屬感的集體；和羅德學者產(chǎn)生交集，沉浸在世界一流大學的氛圍當中；享受“定制化”的課程，見識學術海洋的豐富多彩；開眼看世界、思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發(fā)展；培養(yǎng)全球勝任力，堅定報國信念。

然而，就在我交換期間的第二個學期，疫情來襲。正是這段經(jīng)歷向我呈現(xiàn)了一種不太一樣的“青春”和“青年”的樣態(tài)。

在疫情的步步緊逼之下，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事關生死的緊張與凝重。3月3日，英國進入“延緩”階段。3月5日，有消息說一位牛津大學新學院的合唱團成員出現(xiàn)了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的癥狀。3月8日，學校里有了第一例確診病例。3月10日，赫特福德學院的一位研究生確診，當晚，英國衛(wèi)生部副部長確診。3月12日，牛津的確診人數(shù)上升到五人。然而，比疫情更讓人焦慮的是回國的航班。3月15日，大面積航班調(diào)整，我原定于16日回國的航班也在取消之列。直飛和中轉(zhuǎn)聯(lián)程機票幾乎售罄，而剩下的中轉(zhuǎn)機票大多需要中轉(zhuǎn)地過境簽，或在中轉(zhuǎn)機場滯留較長時間。同時，各個中轉(zhuǎn)國的政策幾乎每天一變：泰國取消落地簽，新加坡只能海關外轉(zhuǎn)機，日本需要更換機場……一些同學開始開辟新航路，探索中轉(zhuǎn)開羅和埃塞俄比亞的方案。

疫情是平凡生活中的一次斷裂，它將最真實的焦慮、畏懼和無奈呈現(xiàn)出來，似乎在告訴我，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在回國之后與留守英國的李殊凡有過一次對話，她原本為春假制定了一系列充實美好的計劃——在牛津劃船，去蘇格蘭玩耍。但現(xiàn)在，她只能自我隔離。往日熙熙攘攘的街道早已空空如也，她不無傷感地說：“我雖然呆在牛津，但牛津好像自己離開了。”

愛與怕相輔相成，體會過真實的焦慮和無奈，才會逐漸意識到，屬于青年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需要另外一些東西作為支撐，而這也是我在“英華學者”的集體氛圍中的所思所感。

從3月12日到14日，鑒于機場和飛機都是感染高風險區(qū)域，我們一直在籌備回國所需的防護設備。幾位口罩大戶無私地貢獻出了自己寶貴的口罩，我也從隊友們手中拿到了酒精消毒濕巾和免洗洗手液。在英華隊伍組建之初，我和其他同學的相遇本質(zhì)上是一場純粹偶然的際遇，就像集體住宿匹配室友一樣匹配了一群人異國共處，但在長時間的相處，以及疫情帶來的壓力之下，我們成為了一個愿意互相扶持的“命運共同體”。這或許印證了小說《鼠疫》當中的一段對話：里厄醫(yī)生問塔魯是否知道有一條通往安寧的道路——“有的，那就是同情心�！�

同時，在疫情期間，我看到了很多90后走上前線。他們是我的同齡人，此刻卻已經(jīng)肩負重擔，他們或許并不光鮮，也不浪漫，但正是這樣一個個普通的、腳踏實地履行自己責任的人，完成了與疫情抗爭的使命。同樣是在《鼠疫》里，里厄醫(yī)生對文藝青年朗貝爾說：“我又必須向您說明：這一切不是為了搞英雄主義，而是實事求是。這種想法可能令人發(fā)笑，但是同鼠疫作斗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實事求是。” 

回國之后，隨著國內(nèi)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我也逐漸解除了“疫情模式”，回歸到正常節(jié)奏之中。疫情沒有讓我的學業(yè)受到太大影響——我繼續(xù)以遠程上課的形式完成學期安排。對于我所選擇的美學、社會學思想和知識論三門課程，圣彼得學院也都幫我聯(lián)系到了負責任的老師。以視頻的方式和自己的導師見面，雖然最初略感違和，但卻也有一種奇特的溫暖與心安，就像意大利學者塞爾吉奧·本韋努托所說的：“今天，我通過與她（他）保持距離來表達我對對方的愛。這是一個悖論。別人越是和我保持距離，我就覺得自己和他們的距離越近。”疫情讓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扶持變得真實可感。

在這場為期一年的交換項目中，我經(jīng)歷的是一種雙面的“英華”——是“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是帶著夢幻色彩的青年英雄主義；也是 “蔀屋之陋，復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是經(jīng)受磨難后對青年使命的重新省思，前者所彰顯的浪漫情懷是青年，后者所引出的責任感和同情心也是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