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恒盛源公司出現了資金鏈斷裂、經營難以為繼的狀況，柴華榮經人介紹，與時任恒盛源公司法人王某等股東達成合作協(xié)議，共同開發(fā)威縣世紀名門小區(qū)建設項目。當時柴華榮注入資金1100萬元，占公司股份的51%，其他股東占49%。之后，由于公司經濟糾紛不斷、經營狀況持續(xù)惡化，柴華榮曾提出撤資。

因公司無法歸還柴華榮的投資，王某便提出將恒盛源公司以及威縣世紀名門小區(qū)工程項目一并轉讓與柴華榮，條件是由柴為其出具一張1000萬元的欠條，作為獲得其名下股權的相應補償。雙方協(xié)商后簽訂了公司股權轉讓及工程項目轉讓協(xié)議書，約定：“（股權）轉讓人承諾原債權債務關系由原股東和向原股東及原公司出資的內部關系人自行解決”，并于2016年8月8日辦理了股權變更工商登記手續(xù)。

2018年8月下旬，柴華榮向記者反映，在2016年7月恒盛源公司股權開始發(fā)生變更之際，曾在公司擔任項目經理的楊某，以一張2010年4月12日轉入王某個人賬戶670萬元的轉賬憑條為據，將王某和恒盛源公司訴至石家莊市新華區(qū)人民法院，主張二被告償還其670萬元的本金及利息。

據柴華榮講述，接到傳票后，王某表示這屬于原公司的遺留問題，與柴并無關系，由其單方出面解決即可。柴華榮也認為，公司股權轉讓協(xié)議書中已經對公司以前的債權債務進行了明晰的約定，再加上王某信誓旦旦地表示“會妥善處理好此事”，她便毫無戒心地給予王某充分信任，由其單獨應對法院訴訟。

法院一審庭審筆錄顯示，楊某主張其轉與王某的670萬元屬恒盛源公司的借款。作為第一被告的王某辯稱，自己當時的確收到楊某匯來的670萬元，但該款項并未打入恒盛源公司賬戶，屬于自己的個人行為。同時王某還在答辯狀中指出，該款項用于他與楊某合伙投資，是楊某退與王某的投資款，絕非借款，他本人不欠楊某任何款項。

為此，王某提出以下幾點佐證：一是根據“股東會議記錄”等多項證據，能夠證明楊某系恒盛源公司三名主要投資人之一，且公司曾在2015年6月9日的臨時股東會上作出決議，要求在2015年8月底之前對所有借款進行清算，但會議紀要附錄中列明的所有對外借款明細表中，均未記載楊某的670萬元欠款；二是楊某除了一張轉賬憑條之外，沒有任何借據、借條以及借款合同等證據；三是若670萬元為借款，為何沒有約定利息？為何楊某在“借出”巨額款項后長達六年多的時間內，從未主張過償還利息和本金？

柴華榮告訴記者，新華區(qū)法院負責審理此案的法官憑楊某曾參與恒盛源公司的決議事項等，認為“原告楊某與被告之間存在投資關系，但雙方提交的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曾給楊某分紅，雙方也未對利潤分成、盈虧負擔等進行約定，故可以認定，楊某支付被告的670萬元，名為投資實為借款。法院判決責成被告王某和恒盛源公司共同償還楊某借款本金670萬元及利息。

新華區(qū)法院一審判決下達后，柴華榮不服，遂上訴至石家莊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借款理由不成立”，發(fā)回重審。然而，在發(fā)回重審的案卷中，法官標注上了“是否變更訴訟請求”字樣。

之后，楊某將原來的“借貸糾紛”變更為“合同糾紛”，原本主張的“借款”也變成了“投資”，并再次向新華區(qū)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楊某提出的第一項訴訟請求是“解除原被告之間的合同關系”。

新華區(qū)法院重審后，下達的民事判決書顯示：原告楊某與被告恒盛源公司之間雖未簽訂書面合同，但依據楊某等均系恒盛源公司投資人，且被告王某等證實楊某投資的670萬元實際用于恒盛源公司項目開發(fā)等，故法院認定楊某與恒盛源公司之間存在實際投資的合同關系。”

柴華榮稱，王某為了否定公司股權轉讓協(xié)議中有關債權債務曾進行過分割的事實，以一份含糊不清的錄音片段為證，稱自己是在被脅迫、欺詐的情況下簽訂的協(xié)議，協(xié)議內容并非自己的真實意思。而法官也認可了王某的說辭，并據此作出“對股權轉讓協(xié)議的真實性暫不予認定”的決定。

也因此，新華區(qū)法院作出如下判決：一是解除楊某與恒盛源公司之間的合同關系；恒盛源公司退還楊某的投資款670萬元及利息，共計約1900萬元，并負擔案件受理費5.87萬元、保全費5000元等。而王某則被免于承擔連帶責任。

柴華榮不服判決，再次上訴至石家莊市中院。上訴中，她提供了多份證據，證明楊某屬于隱名股東，并對案件存在的問題一一進行了質疑。石家莊市中院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判決。

威縣公安局立案通知書

此后，柴華榮和丈夫向威縣公安局報案。8月24日，記者從威縣公安局獲悉，該局已于6月13日立案，立案通知書稱“楊某、王某、曹某等涉嫌詐騙一案，我局認為符合立案條件，現已立案”。該局刑警大隊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案件正處在偵查階段，具體案情不便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