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

　　王允(137-192)字子師，太原祁縣（今山西祁縣）人，東漢末年獻帝時司徒。
簡介
　　王允，字子師。根據(jù)《后漢書》記載，他是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漢獻帝初年任司徒、尚書令。當時皇帝只是一個傀儡，董卓大權(quán)在握。王允成功策劃了對董卓的刺殺，但是沒有逃過董卓余黨的反撲，和他的家族一起被處死了。
　　根據(jù)后漢書記載，王允出身官宦世家。他十九歲就開始任公職，壯年時任豫州刺史。因為在和中常侍張讓的斗爭中失敗，王允被迫去官隱居，在中平六年，何進掌權(quán)之后重新出仕，歷任從事中郎和河南尹。在何進被宦官誅殺，董卓掌權(quán)時，他已經(jīng)代替楊彪成為了司徒兼尚書令。他反對董卓的暴政，和董卓義子呂布結(jié)為密友，利用呂布和董卓的矛盾，于初平三年，在呂布的幫助下刺殺了董卓。董卓死后，王允與呂布共執(zhí)朝政，但是董卓余黨李傕、郭汜、樊稠等率軍攻破長安，呂布出逃，王允被處死，時年56歲。
　　根據(jù)《三國志》和《資治通鑒》的記載，王允侄子王凌被曹操賞識，在魏國官至太尉，但是在討伐司馬懿時兵敗被殺。在小說《三國演義》中，他是貂蟬的義父，貂蟬是造成呂布和董卓反目，以致于呂布最終刺殺了董卓的主要原因。在討論三十六計中的美人計和連環(huán)計時經(jīng)常引用此事件。
生平
　　東漢末年，奸臣董卓弄權(quán)誤國，禍國殃民，其行徑激起了滿朝文武和普通百姓的極度憤慨，人人欲誅之而后快。漢獻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在一浪高過一浪的聲討聲中，董卓終于被朝廷誅殺，受到了應(yīng)有的懲罰。而擔任鏟除董卓這一歷史重任的主要策劃者和組織者，便是東漢獻帝時期的司徒王允。
　　望族世家 初露鋒芒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門望族，世代擔任州郡的重要官職，在當?shù)赜绊懞艽螅�威望頗高。王允天資聰穎，獨具慧質(zhì)，深受上輩們的喜愛和賞識。在他們的影響和熏陶下，王允自小意氣非凡，立志長大后不僅要繼承和發(fā)揚父輩的傳統(tǒng)，而且還要心憂國家，有益于東漢社會。為了實現(xiàn)這一志向和目標，王允時時刻刻注意自身素質(zhì)的修養(yǎng)。雖出生豪門世族，但他并不迷戀奢侈的生活和舒適的享受，而是充分利用家里的優(yōu)越環(huán)境，飽讀詩書和泛閱經(jīng)傳。少年時期，王允就已經(jīng)成為滿腹經(jīng)綸、學富五車的才子，遠近文人學土都對他刮目相看。習文章、閱經(jīng)典之余，王允還堅持習武強身。他崇慕衛(wèi)青、霍去病的威猛和氣度，同時也佩服他們誓死衛(wèi)國的精神。認真不懈的文修武練不到數(shù)年，王允便出落為一名文韜武略無不精通的全才。
　　由于出生上層士族世家，平日除了習文練武之外，王允也經(jīng)常跟隨父輩們出入官場，結(jié)交許多世家名士。而且，王允更愿意與下層人民接觸，因為這樣更能接近生活，體驗生活，積累豐富的經(jīng)驗。一時之間，少年王允不僅在同輩中間脫穎而出，而且在整個山西也已經(jīng)小有名氣。
　　一次，同郡名士郭林宗因事拜訪王允的父親，正好逢上父親有事外出，王允便以主人身份招待客人，他講究禮節(jié)，大方自然。隨后，又與客人讀文論武，商討切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不僅條理清晰，而且見解深刻。在與王允短暫的接觸過程中，郭林宗見他舉止有度，談吐非凡，不禁深深嘖嘆，對他如此年紀便具有如此非凡的學識和涵養(yǎng)而大感吃驚，當場拱手稱贊王允說：“王相公可謂是一日千里，曠世奇才啊!今后一定能成為天子的肱股、國家的棟梁！”之后，郭林宗還主動與王允交好，結(jié)為朋友。從此，并州士人便習慣稱王允為“一日千里，王佐之才”。
　　19歲那年，王允被推舉為郡吏。任職不久，便遇上一件極其復雜棘手的事情：山西晉陽地區(qū)有一名叫趙津的小黃門，依仗自己的主子是朝廷當權(quán)宦官，便在當?shù)貦M行霸道，為所欲為。百姓懾于趙津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王允真可謂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當他得知這一情況后，氣憤地對手下衙吏們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如此為非作歹，貪贓枉法，格殺勿論!”隨即下令逮捕趙津，并立即將他解押東市，斬首示眾，以慰民心。晉陽百姓見他們深惡痛絕的禍害已除，個個拍手叫好，他們還紛紛前往王允所在官署，感謝慰問王允，稱贊他是為民作主，不畏強暴的好父母官。王允首次經(jīng)受世事的考驗，并贏得眾人的稱贊和擁護，由衷地感到高興，更堅定了秉公為官的信心。
　　東漢末年，由于朝廷腐敗，導致中央和地方買官鬻爵的現(xiàn)象十分嚴重。特別是地方官僚權(quán)錢交易極為普遍。與王允同郡的同鄉(xiāng)中有一個名叫路佛的游混無賴，從小嬌生慣養(yǎng)，既無學識，也無德行，他仗著家里有錢，向太守王球行賄，要王球給他個官當。財迷心竅的王球是個見錢眼開的昏官，收下路佛的賂賄后，便給了他一個補吏的職位。王允對這種骯臟交易十分忿恨，當眾揭露路佛的丑行，并與王球變顏爭辯，指責他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王球惱羞成怒，利，用手中權(quán)力，立即將王允捉拿起來，投入牢中，準備隨時殺掉。刺史鄧盛很早就聽說過王允的事跡，很是欽佩他的才識和性格。當他得知王球要殺掉王允的消息后，立即親自騎上快馬，前往太守衙門，保釋王允，并且請他做自己府中的別駕從事。王允很感激鄧盛的救命之恩，同時也為鄧盛的正義行為所感動，于是一心一意為鄧盛效勞，兢兢業(yè)業(yè)，任勞任怨，鄧盛深感滿意。在鄧盛的提拔和宣揚下，王允的名聲越來越大，為他日后步入朝廷做官奠定了基礎(chǔ)。
　　韜光養(yǎng)誨 鏟除國賊
　　王允為官初露鋒芒，不僅贏得了州郡官吏和當?shù)匕傩盏馁澷p和欽佩，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鑒于他的才能和表現(xiàn)，王允不久被朝廷三公同時征召，以司徒高第征為侍御史。從地方州郡遷到中央朝廷，這是王允人生道路的重大轉(zhuǎn)折，也為他實現(xiàn)忠心為國的政治抱負提供了廣泛的政治舞臺。
　　中平元年(公元189年)，即王允征為侍御史不久，全國各地便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黃巾軍農(nóng)民起義。為了迅速鎮(zhèn)壓起義，東漢政府特別選拜王允為豫州刺史，征辟尚爽、孔融等名士擔任王允的從事，率領(lǐng)重兵討伐黃巾軍。王允初次領(lǐng)兵打仗，便充分展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文韜武略。預先，王允廣泛征求從事和普通官兵的意見，設(shè)計了周密的作戰(zhàn)方案；戰(zhàn)斗過程中，王允親自披掛上陣，大顯身手，徹底擊潰豫州一帶的黃巾軍。之后，王允和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倘共同受降數(shù)十萬黃巾起義軍。在受降過程中，細心的王允從農(nóng)民軍中搜查到一封中常侍張讓的賓客所寫的書信，信中涉及一些與黃巾軍有關(guān)的內(nèi)容。張讓是當朝掌權(quán)的大宦官，權(quán)勢很大，極受皇帝寵愛。王允也不計較利害關(guān)系，他懷疑張讓與黃巾軍私通，便進一步追查，把其中的具體細節(jié)全部揭發(fā)出來，并且寫成奏折上奏皇帝。漢靈帝大驚，立即召張讓進宮，怒氣沖沖地指責張讓，并要他交待實際情況。張讓一向在朝中自以為是，指手畫腳，也沒想到有誰敢在皇上面前揭露他，因此見到王允的奏章后嚇得半死，急忙叩頭謝罪�？蓮堊屖呛蔚冉圃p圓滑的人物，他在回答皇帝時，不僅不承認自己的罪行，反而說王允忌妒陷害他，說自己對陛下，對朝廷是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沒有絲毫與黃巾軍私通和背叛朝廷之意。靈帝本就有意偏袒張讓，加上被張讓的花言巧語所迷惑，自認為他無罪，也便不再追究。
　　張讓脫罪后，對王允心懷忿恨，一心想伺機打擊報復王允。第二年，張讓終于找到一個借口，將王允逮捕下獄。不久，正好趕上朝廷大赦，王允免罪釋放，還復刺史原職。可是，睚眥必報的張讓并沒就此罷休，沒出十天，他又以另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將王允治罪，王允再度入獄。
　　司徒楊賜素知王允的為人和品性，知道張讓是有意想置王允于死地，為了替王允開罪，讓他免受痛苦和屈辱，楊賜派手下人勸告王允說：“你因事得罪宦官張讓，一月之內(nèi)，兩次下獄，很明顯他是有意和你過不去。如今你是兇多吉少，性命都難保。為了成就自己的志向，你又何必不先退讓一下，忍一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如果只一味好強，恐怕他不會放過你，請你仔細思量思量吧！”王允手下的從事也對王允的再次入獄深感憂慮，他們想方設(shè)法營救王允。有一名好斗氣的下屬去獄中探望王允時，痛哭流涕，勸王允向張讓認錯賠罪，求他網(wǎng)開一面，被王允怒斥拒絕。下屬找來一杯酒，氣憤地對王允說：“你既然如此保全自己，不如喝下這杯毒酒算了，又何必還在獄中受別人的折磨呢？”可是，出乎下屬的意料，王允一把奪過酒杯，厲聲說道：“我是堂堂天子的臣民，君王賜罪于我，我應(yīng)當接受懲罰，按照王法在街頭斬首示眾，而且天下人都應(yīng)以我為戒，不再違反法律，維護社會的安定，哪有私自吞喝毒藥，以死逃避法律制裁的道理？你們不用再勸我了，我意已決!”說完，便把酒潑倒在地上，自己走近囚車，又重新被關(guān)進監(jiān)獄。
　　由于王允一直又沒有向張讓賠罪認錯，張讓又進一步渲染他的所謂的罪行情節(jié)。不久，王允的案件被提審，王允的手下官員和朋友以及朝中許多官員都十分著急，想制止張讓對王允的陷害。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聯(lián)名向皇帝上書，替王允求情，希望皇上能夠赦免王允。他們在奏章中寫道：王允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為官盡忠盡誠，寬宏賢能，具有君子的風范和氣節(jié)。過去晉悼公和先朝孝文皇帝能明辨是非，赦免大臣的罪行，陛下就不能仿效嗎？如此王允受命于朝廷，誅討逆賊，安撫良民，本應(yīng)論功行賞，加官進爵；難道就因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就定他死罪嗎？陛下如此不公平地給予他處罰，恐怕有負眾望，百官有所不服吧。”靈帝劉宏看完奏章后，便赦免了王允的死罪，但仍下獄重新定罪。這年冬天，又逢朝廷大赦。由于張讓始終從中作梗，王允仍不在赦免之列。何進、袁隗、楊賜等三公要員繼續(xù)上書皇上，要求赦免王允。等到第二年，王允才被免罪釋放。當時，朝中宦官當權(quán)，張讓閹黨憑借權(quán)勢橫行霸道，為所欲為。剛剛出獄的王允雖對張讓等人的行徑深惡痛絕，但因力量有限，只得改名換姓，離開都城洛陽，輾轉(zhuǎn)于河內(nèi)、陳留之間。
　　不久靈帝駕崩，王允急忙趕赴洛陽吊喪。此時，朝廷局勢極度混亂，以何進為首的外戚勢力大增，閹黨張讓失去了對中央政權(quán)的控制權(quán)，面臨覆滅的危險。大將軍何進利用各地方官吏奔喪的機會，大肆結(jié)交和拉攏親己勢力，以謀張讓。王允一到洛陽，就被何進緊急召見，并說明意圖。王允很感激何進對他的救命之恩，便滿口答應(yīng)，并擔任從事從郎一職。后來情況發(fā)生急變，張讓集結(jié)黨羽，用何太后召見何進的名義把何進騙入宮中，趁機伏殺。王允不得不遷任河南尹，暫時逃避張讓的囂張氣焰。張讓伏殺何進后，曾奉密召的董卓、袁術(shù)等人立即領(lǐng)兵進京，討殺張讓。張讓、段掛等人挾持少帝劉辯和陳留王劉協(xié)半夜出逃。當時，朝中公卿大夫被急變的局勢嚇得不知所措，他們都不敢護衛(wèi)少帝。王允立即派遣一部分士兵跟隨尚書盧植一起保護少帝，事后，又奉迎少帝回宮。
　　永漢元年(公元189年)，董卓廢掉少帝，獻帝劉協(xié)繼位，王允被拜為太仆，不久遷任尚書令。初平元年(190年)，王允替代楊彪擔任司徒職務(wù)，同時兼任尚書令。
　　王允擔任司徒，可謂是受命于危難之秋。獻帝登極后，外戚、宦官斗爭仍在繼續(xù)，黃巾軍起義風起云涌，如火如荼，各地割據(jù)豪強也趁機發(fā)難，借討宦官為名，紛紛問鼎中央政權(quán)，整個東漢政權(quán)危機四伏，動蕩不安。面對如此國將不國的尷尬局勢，王允毅然承擔起恢復和革新東漢政權(quán)和社會的重任，沒有絲毫退縮和畏懼。為了穩(wěn)定政局，消除混亂，王允和朝中其他忠臣良將一道出謀劃策，重新樹立皇帝的絕對權(quán)威。
　　董卓在進駐洛陽過程中，迎立少帝，挾天子以令諸侯。進駐洛陽后，董卓又多次赤裸裸地表現(xiàn)出對權(quán)力的貪婪欲望。他廢舊立新，毒殺太后，廣植黨羽，培養(yǎng)親信，統(tǒng)收兵權(quán)，控制朝廷。從董卓的種種倒行逆施中，王允已經(jīng)敏銳地意識到他將成為威脅東漢政權(quán)的最大隱患，必須采取必要措施遏制和除掉董卓。可是，董卓手中掌握有強大的軍事力量，黨羽眾多，而且董卓本人兇殘毒辣，如果主動出擊，只能是以卵擊石。于是，王允表面上一味聽任，甚至順從董卓，讓他放松對自己的戒備，實際上卻在細心計劃，周密布置。董卓進入洛陽后，為了站穩(wěn)腳跟和擴大勢力，曾極力拉攏朝中有影響的官員。王允不動聲色，順勢歸順，盡量迎合。有時，王允不惜矯情曲意，偏違原則，來換取董卓的信任。董卓見王允不但具有才識，而且對自己忠心耿耿，毫無二心，于是便把王允當作自己的心腹親信，對王允不生絲毫疑心，無論朝政大小，都托付給王允處理。王允借此時機，親自主持一些恢復王室和發(fā)展社會經(jīng)濟的具體事務(wù)。
　　王允雖然表面上多有曲迎董卓之意，但在有些涉及原則、正義問題上，他仍堅持自己的意見。楊勛是當時朝廷的正義之土，自從董卓亂政以來，楊勛不畏強暴，一直與他進行尖銳的斗爭。他曾與左將軍皇甫嵩一起密謀誅殺董卓，后因皇甫嵩升遷，楊勛勢力弱小，只得作罷。一次，董卓問王允：“不知誰最適合擔任司隸校尉？”王允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只有楊勛最合條件。”雖然明知董卓與楊勛之間矛盾很深，但是，出于正義，王允毅然推舉了楊勛。
　　在與董卓表面敷衍的同時，王允暗中積極組織和籌備反董卓的斗爭。王允首先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yè)等人共同商議誅殺董卓的計策。為了控制一定武裝力量，王允等人極力向皇上推薦、保舉羌校尉楊瓚行使左將軍的權(quán)力；同時還舉薦執(zhí)金吾士孫瑞擔任南陽太守，掌握一定的地方勢力，并且命令他借討伐袁術(shù)為名，帶領(lǐng)兵馬出道武關(guān)，實則為多路夾擊董卓作準備。士孫瑞的行動引起了董卓的懷疑，他決定把士孫瑞留在都城。王允聽說后，便順從董卓的意思，擢升士孫瑞為仆射。另外又擢升楊瓚為尚書，為最后反擊董卓作準備。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董卓封王允為溫侯，食邑5千戶。王允想拒絕，士孫瑞對他說：“在大事沒成功之前，不能有絲毫破綻，您與董卓加官進爵，朝廷百官都瞻仰您的崇高品節(jié)，何樂而不為呢？不要因意氣而誤了大事啁!”王允一聽有道理，便受命聽封。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春天，天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zāi)害，連續(xù)下了兩個多月的雨。王允和士孫瑞、楊瓚等人借登臺祭祀乞神降雨之機，緊急商議謀殺董卓的行動方案。士孫瑞嚴肅地對他們說：“自從去年歲末以來，太陽陰晦不照，淫雨連綿不斷，這種暗無天日的日子應(yīng)該有個盡頭。現(xiàn)在我們時機已基本成熟，如果不把握天機，先發(fā)制人，恐怕以后后患無窮啊!請你們認真考慮考慮。”王允很贊同士孫瑞的意見，決定伺機盡早行動，以圖董卓�？墒�，董卓爪牙密布，戒備森嚴，而且他本人力大無比，兇殘毒辣，如果不采取萬全之策，一旦失手，恐怕后果難以設(shè)想。王允提議，可以安插內(nèi)應(yīng)，里應(yīng)外合，殺他個措手不及。王允獲悉董卓與他的心腹呂布之間存在很深的矛盾，便秘密召見呂布。正好呂布也有反董卓之意。于是，王允便把誅殺董卓的計劃全部告訴呂布，并委他作內(nèi)應(yīng)。起初，呂布礙于自己是董卓的義子，不便在內(nèi)部親自下手。王允對呂布說：“你姓呂，奸賊姓董，父子只是名義上的，并非骨肉親情，況且董卓現(xiàn)在已是眾叛親離，你難道還認賊作父嗎？你當他為父親，平時他待你是兒子嗎？”呂布的愛妾被董卓霸占，心中早已不滿董卓對自己的粗暴行為和野蠻態(tài)度，于是便答應(yīng)下來。
　　這年四月，正當王允等人準備采取行動的時候，正逢天子大病初愈。朝廷百官在未央宮集合，恭祝天子龍體安康。事前，呂布派同郡騎都尉李肅等人帶領(lǐng)十多名心腹親兵，穿上宮廷侍衛(wèi)的服裝，潛伏在宮殿側(cè)門兩邊。當董卓大搖大擺地出現(xiàn)在側(cè)門外時，立即遭到潛伏在門后的李肅等人的突然襲擊。董卓急呼呂布，呂布手捧圣旨，大呼：“奉旨殺賊!”董卓在絕望中被亂刀殺死，并且誅連三族。
　　董卓被殺，朝廷上下一片歡騰。董卓禍國殃民的行徑，激起了天下人們的極度痛恨，鏟除董卓，不僅順應(yīng)時代潮流，而且合乎天下民心。它的意義不僅僅只在于謀殺董卓一名國奸臣，而且還深刻影響著東漢末年的歷史進程。司徒王允，用自己對朝廷的赤誠和一身正氣贏得了鏟除董卓斗爭的勝利和世人的稱贊。
　　董卓被殺后，王允“祿尚書事，總朝政，遣使張種撫慰山東”
　　居功自傲 回天無力
　　作為誅殺國賊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賞和廣大人民的稱贊。于是，王允態(tài)度開始發(fā)生改變，似乎有些飄飄然起來：“連董卓這樣不可一世的大奸賊都死于我的手下，我還有什么可懼怕的呢？”他便對任何人、任何事情都無所謂，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quán)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當群臣集會，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樣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討權(quán)宜之計，而是正襟危坐，面無和悅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推崇和擁護他了。
　　當朝文學家蔡邕曾是董卓的舊臣，當聽到董卓被殺的消息時，蔡邕正好和王允在一起。當時，蔡邕感到很突然，不禁臉色大變，不由自主地發(fā)出一聲嘆息。王允勃然大怒，嚴厲指責蔡邕：“董卓是國家的罪人，禍國殃民的罪行不可饒恕，你身為天子臣民，應(yīng)該從大局考慮，從國家出發(fā)，共同聲討國賊，不想你念及他對你的一點私人恩惠，竟然為他感到痛惜，這難道不是與董卓同一鼻孔出氣嗎？”說完，便不容分辯，立即將蔡邕押至廷尉處問罪。蔡邕有口難辯，但作為文學家和史官，他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業(yè)，繼續(xù)寫成漢史，便陳辭謝罪，自己愿意承受刺劍削足的酷刑以保全余生。士大夫們都十分同情憐憫蔡邕的遭遇，設(shè)法營救蔡邕，可毫無結(jié)果，太尉馬日蟬專程前往王允住處，替蔡邕說情：“伯昭(蔡邕字)是難得的曠世奇才，學問淵博，見多識廣，特別是對本朝故事了解頗多，應(yīng)當給他機會，讓他繼續(xù)寫成史書；況且伯昭以忠孝聞名于士大夫之中，現(xiàn)在以莫須有之名給他判罪，恐怕有失眾望，不服人心吧!”王允根本不聽勸告，反駁馬日蟬說：“先前漢武帝不殺司馬遷，讓他寫成謗書，流傳后世，現(xiàn)在國事衰敗，社會上缺乏時代精神，不能讓蔡邕像司馬遷那樣，毀謗和誣蔑幼小的天子，因為這既對神圣的道德教化毫無益處，而且還使我們這些人遭到批評和指責！”馬蟬無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對別人說：“王允這種作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這是一個國家得以維持和發(fā)展的命脈，而讓國家經(jīng)典得以流傳，則是重視國家制度和創(chuàng)作的保障。如今，像王允這樣不重視賢才，切斷國家的命脈，阻礙國家經(jīng)典的流傳，難道能維持久遠嗎？”可憐蔡邕最后冤死獄中。之后，文武百官和士大夫?qū)Σ嚏叩乃雷h論紛紛，王允這才真正明白蔡邕的確罪不及死，后悔莫及。
　　董卓死后，王允在如何安排和處理他的舊部時，反復無常，態(tài)度極不慎重，而這正是王允最后走向滅亡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他先是想全部赦免董卓的部下，可繼而又對群臣解釋說：“本來，他們是沒有罪的，只是身不由己，跟隨董卓，所以不得已聽從董卓差遣，犯了錯誤。現(xiàn)在如果給他們突然加上惡逆的罪名，而且特定赦免他們，恐怕反而使他們猜疑恐懼，心理承受不了，所以，赦免他們無罪不是使他們安心的上上之策，還不如讓他們承受懲罰。”涼州兵是董卓的嫡系部隊，戰(zhàn)斗力強，而且對董卓最忠心。董卓死后，如何處置涼州兵，是關(guān)系王允本人和東漢政權(quán)的大事。王允企圖削奪涼州兵將領(lǐng)的兵權(quán)，取締全部涼州兵，并且計劃利用關(guān)東兵去控制他們。可是后來有人對王允說：“涼州兵素來害怕袁紹，畏懼關(guān)東兵，而今，如果派關(guān)東兵去解散他們，涼州兵人人都會擔心性命不保，這樣，很容易引起兵變和混亂。還不如任命皇甫義真為將軍，去擔任涼州兵的統(tǒng)帥，并讓他長期留在那兒，以便安撫軍心。”王允堅決反對：“這樣絕對不行，關(guān)東兵是反董卓的義兵，與我們是同一條路線，現(xiàn)在董卓已死，如果繼續(xù)把他們屯駐在險惡之地，雖然安撫了涼州兵，但是關(guān)東兵將領(lǐng)會疑心我們不重視他們。”
　　涼州百姓聽到王允想解散涼州兵的風聲后，便到處傳言，說王允要殺掉所有涼州人，一時之間，整個涼州人心惶惶，一片驚慌。涼州兵將領(lǐng)本來就成了驚弓之鳥，對自己的前途深感憂慮，當他們得知王允要削奪他們的軍權(quán)，解散涼州兵的消息后，更是驚慌。絕望的涼州兵尋思：反正是一死，不如死個痛快。于是他們迅速召集軍隊，嚴陣以待，準備見機起事，并且互相傳告：蔡邕只不過受了董卓的一點厚遇而已，王允便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他殺了。對于我們，不僅沒有絲毫赦免的意思，反而想剝奪我們的兵權(quán)，置我們于死地。我們除了聯(lián)合起來，別無選擇。
　　當時，涼州軍中最有影響和實力的將領(lǐng)是李催和郭汜。他們將所有涼州兵集合起來，誓師進發(fā)都城長安。東漢官兵不堪一擊，不久，李催、郭汜的部隊便攻陷長安。呂布慌忙領(lǐng)兵出逃，在青鎖門停住，招呼王允一同逃走。王允斷然拒絕，對呂布說：“如果天子祖先在天有靈，能賜福社稷，保佑我們的國家平安無事，我就心滿意足了。如果這一愿不能實現(xiàn)，我愿意獻出自己的生命，以死來報效朝廷。皇上年紀幼小，少不更事，只能靠我們來輔助他。國家遭受如此災(zāi)難，如果棄下皇上，只顧自己逃命，我實在是不忍心。況且，我身為宰相，不僅不能使國家平安無事，反而導致逆賊的反叛，我的責任重大啊!請你出城以后，多多鼓勵關(guān)東豪杰，要常常念及皇上!”說完，便扶著獻帝逃到宣平城樓。李催、郭汜追到宣平門下，叩頭便拜。漢獻帝壯起膽子詢問道：“你們目無王法，作亂京城，到底打算作什么？”李催回答說：“董太師對陛下忠心耿耿，卻無緣無故遭人殺害，我們只想替太師討回公道，不敢造反。等到捉拿處決兇手后，我們愿意接受審判。”王允二話沒說，向漢獻帝行了最后的君臣大禮，便隨士兵走下了城樓，李催、郭汜命令手下當場將王允處決。
　　王允死后，“天子感慟，百姓喪氣”。遷都許昌后，漢獻帝思念王允的忠貞氣節(jié)，便改用隆重的殯禮重新安葬王允，還特意派虎賁中郎將“奉策吊祭，賜東園秘器，賜以本官受綬，送還本郡”。后來，又封王允的孫子王黑為安樂亭侯，食邑300戶。
　　王允的坎坷一生中，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提及：即他對漢代圖書、檔案等文化典籍的收集和保護。董卓遷都長安時，王允特意把蘭臺、石室兩個藏書館所藏的圖書和檔案全部收集整理，用箱子運往長安。“諸藏典策文章，寬共部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惟蓋，小乃制為滕囊。”后來，王允又收集了漢朝其他書籍，一律上奏珍藏，“經(jīng)籍具存，允有力焉”。
　　東漢王朝的最終滅亡是不可逆轉(zhuǎn)的歷史必然趨勢。處于這一具體歷史背景下的王允，滿懷挽救危難局勢的才能和雄心，并不斷努力奮斗。他殺賊有功：不僅穩(wěn)定了政權(quán)，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東漢末年諸多危機的總爆發(fā)。然而，在繼續(xù)恢復大漢雄風的努力過程中，王允失敗了，除了客觀上不可抗拒的原因之外，也有他本身的主觀失誤。雖然東漢王朝最終逃脫不了傾覆的命運，但是，王允在力圖改變這一命運的過程中所起的緩沖作用，卻是不容忽視的。
后世評價
　　記得小時候聽大人說起三國，說到王允巧設(shè)連環(huán)計，離間了大惡人董卓和猛將呂布，并成功除掉了董卓，心中不禁肅然起敬：好一個精忠報國、智勇雙全的大英雄呀！但長大后有機會看了《三國志》《后漢書》等史料以后，心中卻產(chǎn)生了一種別樣的思緒，對這個以前認為的大英雄是又愛又恨，一時都不知道怎樣來看待這個當年的偶像，思前想后，不禁掩卷而嘆，心中感慨：可憐的王允呀！
　　他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幼聰穎過人，“少好大節(jié)，有志于立功，常習誦經(jīng)傳，朝夕試馳射”，被同郡人郭林宗譽之為“王佐才也”。同許多官僚子弟一樣，王允很早就投身仕途，他為人秉直，有股子牛脾氣，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必然是坎坷不平。
　　史書上說他“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把當時一個叫趙津的官宦給殺了，結(jié)果闖下大禍，趙津的兄弟勾結(jié)官宦，惡人先告狀，把這件事顛倒黑白，捅到皇帝那去了，結(jié)果“桓帝震怒”，王允倒是沒事，卻連累了他的上司——太守劉瓆，結(jié)果劉瓆被處死。王允為這位因自己而死的上司守志三年才回到家中，重返仕途。
　　如果是換了別人，有了這次“教訓”之后，想必會變得世故一些，但王允卻絲毫沒有改變自己的處世原則。當時郡里有個差缺，于是太守王球就召了一個叫路佛的人來補上，但這個路佛的品行名聲都沒有什么過人之處，王允覺得太守選人不當，于是“犯顏固爭”，結(jié)果激怒了這位太守，王允因為這事，被太守下令收押起來，準備把他殺掉。幸好這事被刺史鄧盛知道了，于是“聞而馳傳辟為別駕從事”，不但保住了性命升了官，而且“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
　　王允算得上是古代標準的知識分子，讀五經(jīng)，習六藝，史書記載：允少好大節(jié)，有志于立功，常習誦經(jīng)傳，朝夕試馳射——可謂是文武雙全了。這么優(yōu)秀的青年才俊，一旦脫穎而出，自然頗受人賞識，于是“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黃巾起義后，王允被任命為豫州刺史，臨危受命的王允大破黃巾，“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shù)十萬”，可謂是戰(zhàn)功卓著了。但這時偏偏又節(jié)外生枝，在繳獲的黃巾軍物品中，發(fā)現(xiàn)了官宦張讓的賓客與黃巾軍聯(lián)系的信件，要知道張讓可是十常侍之一，權(quán)傾朝野，敢得罪他的人可真是不多。碰上這種事，出頭的又是這位愣頭青——王允。王允的檢舉揭發(fā)根本奈何不了張讓，卻又給自己招來麻煩，懷恨在心的張讓豈肯善罷甘休。
　　不久，王允就被羅織了一個罪名而下了獄，不過看上去他的運氣還不壞，剛好碰上大赦，于是官復刺史原職�？扇f萬沒想到的是，放出來沒幾天，他又被抓了進去。當時所有人都為他捏了把汗，連司徒楊賜都派人對他說：發(fā)生這些事，都是因為你得罪了張讓，如今生死難料，得要想個周全的辦法才行。甚至還有些人認為他已經(jīng)是在劫難逃，為了使他免受酷刑而死，居然還專門送了毒藥給他，以供他自盡，結(jié)果王允的回答卻是：吾為人臣，獲罪于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毒藥求死乎！
　　史書記載王允是“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嘆息。”，不論你說他不通世故也好，迂腐也罷，但你不能不承認，王允確實是條漢子。也許正是因為王允的血性，使得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聯(lián)名上疏，為他求情，結(jié)果也還是死罪得免，活罪難逃，之后又經(jīng)過多方營救，才在第二年獲釋。經(jīng)過這一番折騰，王允也知道宦官的勢力之大了，于是“變易名姓，轉(zhuǎn)側(cè)河內(nèi)、陳留間”，直到靈帝駕崩，才回到京師奔喪。這時大將軍何進正密謀掃除官宦集團的勢力，于是讓王允參與策劃，王允的仕途這才又重見曙光，于是“請為從事中郎，轉(zhuǎn)河南尹。獻帝即位后，拜太仆，再遷守尚書令”，到了初平元年（189年），王允“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終于位至三公，在這段不長的時間里，他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
　　即使是在董卓專權(quán)時期，王允仍然是朝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董卓對王允還是很不錯的——“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憑借自己的地位，王允保存了大量的宮廷的書籍資料和其他的用具，面對董卓，王允也是“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亂之中，臣主內(nèi)外，莫不倚恃焉”，在漢室處于風雨飄搖之際，曾經(jīng)的那個愣頭青終于開了竅，沒再雞蛋碰石頭地蠻干。
　　董卓把王允當成了自己的心腹，卻不料王允心里其實一直在想方設(shè)法除掉董卓。還在董卓遷都長安之后不久，王允就提出讓“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zhí)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并將兵出武關(guān)道”的建議，名義上是征討袁術(shù)，而事實上卻是準備反戈一擊，發(fā)兵勤王，只是這個計劃因為董卓的疑惑而沒能實施。
　　到了初平三年（192年），王允的機會終于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呂布的矛盾，成功離間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團，并把董卓推上了斷頭臺。董卓被殺后，人心大快，士兵齊呼萬歲，百姓載歌載舞，一時間，王允的威望達到頂峰。
　　可惜的是，經(jīng)過這場勝利以后，王允或許是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不但未能正確地判斷當時的局勢，反而又恢復了他不諳世故的愣頭青作風，結(jié)果犯下一系列的錯誤，導致功敗垂成�；蛟S這就是所謂的得意忘形，樂極生悲吧。
　　具體說到王允的錯誤，其一是沒有很好地處理內(nèi)部關(guān)系。王允掌權(quán)以后，捕殺了很多曾經(jīng)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記了自己當年也是在董卓的關(guān)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學者蔡邕因為聽到董卓被殺而嘆息了幾句，也被王允下獄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quán)宜之計”，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團強烈不滿，“群下不甚附之”。對待在刺董期間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權(quán)的呂布，王允也是非常輕視，“以劍客遇之”，也就是說根本不把呂布當一回事，氣得呂布“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如此一來，文臣武將都是離心離德，何以服眾？
　　他犯下的第二個錯誤是不懂得籠絡(luò)人心。面對董卓死后留下的大量財富，呂布就提出“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按說這是個正確的建議，對于穩(wěn)定長安的局勢有積極作用，但王允卻不予采納。
　　在對待西涼殘余勢力上，毫無戰(zhàn)略眼光、書生氣十足的王允犯下了第三個錯誤。原本鏟除了董卓以后，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確地判斷形勢，赦免其四人的話，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或許能得到寶貴的喘息機會。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獨不赦此四人。”心里只想著除惡務(wù)盡，逼得這四人起兵造反。在這個問題上，王允顯得還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呂布。
　　王允剛愎自用，又不講策略，而關(guān)東勢力對于長安政權(quán)的態(tài)度也是各不一樣，諸侯中許多勢力都心懷鬼胎，王允對內(nèi)對外都得不到強有力的支持，長安原本趨于安定的局勢又變得復雜起來。終于，初平三年（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圍攻長安，動蕩再次來臨。
　　性格決定命運，王允的性格決定了他最后的不幸結(jié)局，他拒絕了呂布提出的撤出長安的建議，決心以死報國，結(jié)果被殺入長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時年五十六歲，王允的宗族老幼，盡被殺害，只有兩個侄兒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幾乎滅族之災(zāi)的同時，長安，甚至整個華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會動蕩和政局混亂之中，軍閥混亂的局面愈發(fā)不可收拾。“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不能不說王允也是負有一定的責任的。
　　王允雖有除亂臣于朝堂，緩危局于一時之壯舉，卻無挽狂瀾于傾倒，救百姓于水火之偉略，他剛烈的個性曾經(jīng)讓人無比感慨，又令人無比嘆息，讀圣賢書的他，似乎忘記了《禮記》中的那句“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至理名言。當硝煙散盡，塵埃落定之后，王允的一生，留給后人的只有無限的感慨和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