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總理

也曾有過拍案而起的經(jīng)歷

究竟是為何事呢？

1927年4月，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7月15日，汪精衛(wèi)在武漢召開“分共”會議，發(fā)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

在血的教訓中，中國共產(chǎn)黨人走上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道路。

1927年7月27日早晨，一個提著黑色提包、穿著合體西裝的外地人敲開了花園角2號朱德的家門，這個人就是周恩來。

剛一見面，負責領導武裝起義工作的周恩來便告訴朱德：賀龍、葉挺的部隊已陸續(xù)從九江開赴南昌，準備在南昌發(fā)動武裝起義。

7月27日這天，中共中央決定在江西大旅社的喜慶禮堂正式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并決定于7月30日晚舉行武裝起義。

7月2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張國燾以中央代表的名義從九江連發(fā)兩份急電，要求等他到南昌后再做是否起義的決定。

起義面臨“流產(chǎn)”的危險，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忍無可忍，拍案而起。

7月31日上午，會議繼續(xù)召開，最終決定于8月1日凌晨舉行南昌起義。

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軍隊在南昌城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1933年9月，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發(fā)動第五次“圍剿”。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后，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德國顧問李德搬用蘇聯(lián)紅軍正規(guī)戰(zhàn)爭的經(jīng)驗，令紅軍同敵我力量懸殊的敵人打陣地戰(zhàn)、堡壘戰(zhàn)，遭遇了一次次慘敗。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0月10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八萬六千余人從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發(fā)，被迫實行戰(zhàn)略轉移，開始長征。

中央軍委縱隊因攜帶輜重過多，行動遲緩，尚未過江即遭到國民黨軍優(yōu)勢兵力的夾擊。

為贏取寶貴的渡江時間，湘江兩岸的紅軍全線與國民黨軍進行殊死決戰(zhàn)。12月1日傍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紅軍主力大部終于渡過湘江。

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由出發(fā)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成為紅軍歷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頁。李德的指揮引起越來越多的不滿。

1934年12月13日，中央紅軍兵分兩路向黎平進軍，突破黔軍防線，于15日攻占黎平縣城和老錦屏。

此時的紅軍雖然對進軍路線做了調整，暫時甩開了國民黨追兵，但關于紅軍前進方向的爭論并沒有結論。一些人仍然堅持北上、到湘西去的錯誤觀點。

在這樣的形勢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些中央負責同志要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紅軍的戰(zhàn)略方針問題。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這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召開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史稱“黎平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博古等人出席會議，李德因患瘧疾發(fā)高燒未能參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集中討論了中央紅軍進軍的戰(zhàn)略方向問題。

圖：紅軍時期的周恩來

毛澤東從戰(zhàn)場實際情況出發(fā)，堅決主張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道黔北，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qū)創(chuàng)建新的根據(jù)地。

黎平會議最終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并通過了根據(jù)毛澤東的發(fā)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

會后，周恩來把會議決定的譯文送給因病沒有參會的李德。李德看到這份完全異于自己主張的會議決定后非常生氣，和周恩來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執(zhí)。但是會議決議已經(jīng)形成，大為惱火的李德已無法改變黎平會議確定的新路線。

據(jù)周恩來的警衛(wèi)員范金標回憶，兩人當時用英語對話，“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

周恩來這次拍案而起的舉動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在會議上說，“總理那次拍了桌子，一下子就把局面扭轉過來了”。

隨著從黎平往西北一路上的不斷爭論，將領導權交由具有遠見卓識、深刻理解中國革命實際的毛澤東，逐漸成為全黨全軍的共同要求。

紅軍在黎平迎來了黎明，揭開了偉大歷史轉折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