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告“下野”。

“下野”后，蔣介石躲在了他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過上了看似悠閑的鄉(xiāng)居生活。但實際上，他的野心和權力欲望從未消退。

妙高臺位于溪口雪竇山巔，地勢險要，三面凌空，下臨深淵。蔣介石選擇這里作為他的臨時指揮部，在妙高臺的別墅中架設了多部電臺。每天，電報聲不斷響起，來自各地的情報和指令在這里交匯、傳遞。許多國民黨官員不顧路途遙遠，前來向蔣介石當面匯報工作。

小小的溪口，一時間取代了南京，成為了國民黨新的權力中心。

王豐

臺灣傳記作家

他用國民黨的總裁的名義要來指揮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指揮前線的軍隊。

陳紅民

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

1948年年底的時候，蔣介石還是“總統(tǒng)”，1949年2月份再運這個錢時，他不能用政府的名義去調撥這筆錢了，所以那個時候大概是用了軍隊的名義把這個錢拿走。

蔣介石為調取黃金找到的名目，被國民黨內部稱為“預支軍費”，就是用軍費支出的理由，從中央銀行的庫房里預先支取一批黃金，用來發(fā)放前線部隊的軍餉。

蔣介石把這個擔子，壓在了吳嵩慶的肩上。

吳嵩慶與蔣介石是同鄉(xiāng)，當時在國民黨軍聯合勤務總司令部工作，執(zhí)掌著國民黨全軍的軍費事宜。這個特殊的職位便利，再加上同鄉(xiāng)之間的情誼，讓他成了運作黃金轉移的最佳人選。 吳嵩慶接受秘密命令后，立即著手與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協(xié)商。

面對這筆“獅子大開口”的巨額軍費申請，財政部負責人徐堪猶豫不決，擔憂此舉會引發(fā)更大規(guī)模的擠兌風潮。

吳景平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在李宗仁代行“總統(tǒng)”職權這樣一個框架體制之下，財政當局、其他行政當局，對于黃金的大批調出是比較謹慎的。我覺得實際上徐堪是意識到這當中有異樣的、特殊的考量，所以他在程序上、手續(xù)上會表達不要輕易地、輕率地就讓大量的黃金外運。

為了打破僵持的局面，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緊急抵達上海，并以戰(zhàn)事緊急、前線催餉作為理由，要求徐堪簽字同意提調黃金。最終，在蔣經國的斡旋和多方施壓下，徐堪只能點頭同意。

蔣介石打著軍費的名義運走黃金，直接造成了國庫的巨額虧空，也給上海的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

王曉華

近現代史研究學者

因為發(fā)行鈔票是需要有準備金的，把大批的黃金都運走了以后，黃金沒有了，金圓券就廢紙都不如了，嚴重破壞了上海的經濟和市民的生活，包括失業(yè)率激增、工廠倒閉，無法維持匯率的穩(wěn)定，外匯市場也失控了，加劇了通貨膨脹和經濟混亂。

這份由當時上海市政府統(tǒng)計處編印的《上海市經濟統(tǒng)計簡報》，更直觀地展現了這種掠奪帶來的惡果。自1949年1月起，上海的物價趨勢陡然上揚，1月至2月間更是呈現出急速增長攀升的態(tài)勢。

對于蔣介石秘密轉運黃金的行徑，當時的一些報刊媒體予以揭露和批判，讓廣大民眾得以看清蔣介石集團倒行逆施的真實面目。

面對輿論的揭露與批判，蔣介石轉運黃金的行動并未收斂，反而更加急切，索性將一些黃金的運送任務交給了自己的專機駕駛員衣復恩。

衣復恩性格不張揚，行事果斷，這讓多疑的蔣介石對他格外放心。

衣復恩從國民黨空軍中挑選出七八架飛機，組成了一支秘密運輸隊。這些飛機被安排部署在上海江灣機場，處于高度戒備狀態(tài)。

2月6日入夜時分，在夜幕的掩護下，一塊塊黃金被偷偷清點，匆匆裝箱，隨即被搬上運輸機，運往臺灣。

這份珍藏于上海市檔案館的中央銀行檔案，清晰地記錄下了臺灣收到一批黃金的具體數額和簽收時間：運臺黃金壹佰陸拾箱計純金約伍拾伍萬肆仟叄百玖拾肆市兩，2月8日。

這僅是蔣介石轉運黃金的一部分。到1949年3月，國民黨轉運黃金的數量高達300多萬兩�？�是，再多的黃金也填不滿國民黨統(tǒng)治潰敗的黑洞。

1949年4月1日，張治中作為首席代表率國民黨政府代表團抵達北平，與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展開談判。經過多次交換意見、多方協(xié)商，國民黨政府代表團接受了中共代表團擬定的《國內和平協(xié)定（最后修正案）》。

然而，國民黨當局卻拒絕簽字，執(zhí)意要憑借長江天險實現“劃江而治”。這場旨在爭取和平的談判，終究因國民黨的頑固立場而破裂。4月20日夜，長江炮聲響起，宣告著國民黨“劃江而治”的幻想徹底破滅。

蔣介石機關算盡，以多種手段轉運黃金，終究難逃歷史與人民的裁決。那些黃金是老百姓用血汗積累的家底，卻被他視作維系獨裁的籌碼，在戰(zhàn)火中向臺灣轉移。事實證明：背離民心的道路，終是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