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湘江與蒸水交匯處的石鼓書院。

衡陽書院和一群人的文化苦旅

10年后，胡安國的兒子胡宏拒絕了秦檜的拉攏，在南岳山下改建文定書院，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一位少年叩開門扉，他望向少年的面龐，感嘆一句：“圣門有人，吾道幸矣”。這個少年是張栻。

岳云中學的春秋樓是湖湘學派重地文定書院的舊址。

衡陽是中國書院文化的濫觴地。根據(jù)地方志的記載，衡陽的書院在唐代有4所，宋代達15所，元代5所，明代22所，至清有69所。著名的書院有鄴侯書院、石鼓書院、文定書院、甘泉書院、船山書院等，時間跨度1000多年，長期在湖南“獨領風騷”。它們把圣人之學從廟堂之上普及到江湖之間，造就了宋代文化的繁榮。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在《重修文定書院記》中說“天下書院，楚為盛；楚之書院，衡為盛”。衡陽的書院成為中國人思想演進的熔爐。

衡陽的書院，背后往往有位著名的隱者。如近代的王夫之，宋代的胡安國胡宏父子，唐代的李泌，他們用自己的失意成就了衡陽的高光時刻。

如今，沿著梵音古道，至半山腰，仍有鄴侯書院的古跡。這里竹林環(huán)繞，蒼山疊翠，是個隱居的好地方。

位于南岳山中的鄴侯書院，是衡陽歷史上的第一個書院 

時光流轉(zhuǎn)，1200多年前，道冠簪發(fā)、青衣加身的李泌從這條古道走來（就是《長安十二時辰》中易烊千璽扮演的李必的原型），在南岳煙霞峰下建“端居室”，以讀書為樂，這是衡陽書院文化的肇始。李泌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傳奇宰相，一生出入儒道，在南岳歸隱長達12年。如今在南岳福嚴寺虎跑泉上的“極高明”三個大字，據(jù)清代光緒版《南岳志》記載就是他所書。李泌被封鄴縣侯，世人因稱李鄴侯，他藏書的地方后人叫“鄴侯書院”，韓愈游歷南岳時曾寫下“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的詩句，說明李泌當年藏書很多。

衡陽書院肇始于唐代，黃金時代出現(xiàn)在宋代，尤其是南宋，這一時期衡陽書院的代表是文定書院與石鼓書院。

與鄴侯書院的創(chuàng)建背景類似，靖康之變后，遭受朝臣排擠的胡安國被罷免官職，他轉(zhuǎn)而定居南岳，專心于教育事業(yè)。他最初在湘潭創(chuàng)辦了碧泉書院，因仰慕南岳的秀麗風光，后來帶著兒子胡宏在南岳紫云峰下修建學堂，撰寫《春秋傳》。胡安國去世后，胡宏子承父業(yè)，將書堂改名為文定書院。在文定書院，胡宏深入研討儒家典籍，不拘泥于章句訓詁，旨在經(jīng)世濟民，感懷時事。除了吸引衡陽本地人外，還吸引了眾多湖湘學子前來求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張栻，從而開啟了理學的重要流派——湖湘學派。

張栻回憶起自己的恩師胡宏，說他“優(yōu)游于衡山腳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著書立說，講學授徒，聲名遠播。后世學者評價胡氏父子“卒開湖湘之學統(tǒng)”。作為湖湘學派人才搖籃，形成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內(nèi)涵，對湖南近千年歷史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皇帝兩次賜匾

當胡氏父子在南岳山下苦心經(jīng)營，衡陽城的石鼓書院已經(jīng)顯為州學。

石鼓書院大門

宋代的石鼓書院因皇帝兩次賜匾而名噪一時，石鼓書院進入鼎盛時期。

然而，真正讓石鼓書院聲名遠揚的，是理學巨匠朱熹與張栻?qū)κ�鼓書院的宣傳。公�?167年，南宋理學中的兩個思想巨人，閩學與湖湘學派的兩位代表朱熹與張栻在岳麓山會面，中國儒學的發(fā)展迎來新的局面。而后作為湖湘學派的孕育地，朱熹與張栻分別給衡陽的石鼓書院作記，以鼓勵衡州學子繼往開來。

這段歷史也被鐫刻在石鼓書院的三絕碑上。三絕碑曾是石鼓書院的鎮(zhèn)館之寶，一絕為韓愈的《合江亭》詩，二絕為朱熹的《石鼓書院記》，三絕為張栻書寫的韓愈與朱熹的詩文。然而，時光流轉(zhuǎn)，古碑已不存。如今的“石鼓三絕”，是后人為紀念那段輝煌歲月而重建的。有句順口溜說：“有書翻不動，有鼓擂不響，有字認不得。”那“有鼓擂不響”指的是石鼓，而“有字認不得”則是指禹王碑上那些無法解讀的遠古文字。而“有書翻不動”的大書，正是朱熹的《石鼓書院記》的石雕版本，上面鐫刻的是書院辦學的綱領性文獻。

對于衡陽來說，石鼓書院最大的貢獻還在于依托石鼓書院而形成的覆蓋湘南地區(qū)的書院群。宋代，石鼓書院地位上升為州學，在它的周圍，文定、甘泉、白沙、紫云、集賢、景行、船山等多個書院相繼崛起，這些書院不僅在學術上互相借鑒，更在教育理念上相互影響，形成了獨特的儒學文化圈。

明代大儒湛若水就先后五次到石鼓書院講學，高揚心學旗幟，湖湘學子慕名而至，極大地推動了心學對理學的變革。不但湛若水對它青睞有加，王陽明的弟子也對它非常重視。嘉靖十年，王陽明的弟子鄒守益來石鼓書院講學，闡述“致良知”的思想，從學者蜂擁而至。

石鼓書院   衡陽市石鼓區(qū)宣傳部供圖

近代湖湘文化

十步之內(nèi)有芳草，廣廈所育皆英才。

衡陽書院對當?shù)匚幕�生態(tài)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首先是經(jīng)史子集的作者，《宋元學案》中記載的湖南籍學者有56人，其中55人分布于湘水中下游地區(qū)，衡陽地區(qū)17人。這明顯得益于衡陽書院的發(fā)展。

書院刊印傳統(tǒng)保存了學術研究成果，傳承了先賢們的學術思想，極大地推動了學術文化的普及。兩宋時期，活字印刷術和雕版印刷術的相繼發(fā)明，為書院的印書、刻書活動提供了方便。淳祐十年（1250年），時任石鼓書院山長的林畊主持刻印了50余萬字的《尚書全解》四十卷并為其作序。當時的石鼓書院除了刊印常見的“四書”“五經(jīng)”等儒家經(jīng)典外，還曾印過一些專志。爾后，歷朝歷代的石鼓書院山長都繼承了印書這一傳統(tǒng)，許多具有學術價值的經(jīng)史子集和專志才傳揚后世，為湖湘學脈的賡續(xù)提供保障。

石鼓書院 衡陽市石鼓區(qū)政府供圖 

書院，對于衡陽來說就是文化的礦脈。在這里，慕學之風廣受推崇，論辯之鋒激蕩悠揚。一千多年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主旋律始終響遏行云、繞梁不絕。從衡陽書院流淌出的這汪文明之泉，一路卷起山花翠葉、星火流光，流經(jīng)湘江、洞庭湖，最終匯聚成氣勢磅礴的江潮，涌入廣袤的文明之海，為湖湘文化、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增添了光彩絢爛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