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四在文明古國之一,已有5000年文字可考的歷史。在中國的古代文化中，滲透有豐富的管理思想。對管理人才的基本素養(yǎng)，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主面：

    一、為國為民的高尚思想素養(yǎng)。

    早在西周，《尚書.召誥》中就指出：“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意思是用給小民謀求安樂來取悅上天）�？梢�，在那時，管理者已認識到要安撫好被管理者，不然就可能失去自己的地位。繼而又出現(xiàn)了晏嬰“社稷為主”的思想，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論斷，唐太宗李世民則這樣教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近代，孫中山又大力倡導“天下為公”。我們共產黨的干部則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宗旨。

    二、多謀善斷的決策素養(yǎng)。

    這一點，我國古代管理積累了許多經驗。

    在原始社會，據(jù)傳說，堯在作出每一重大決策以前都要征詢參謀人員的意見�！渡袝�•堯典》中記載：堯對四岳說：今洪水為害，浩浩蕩蕩，漫山遍野，民眾憂苦，由誰去治理呢？大家都說鯀行。堯開始反對，四岳又說：“試了不行再說吧！”最后堯同意了大家的意見，讓鯀治水。到現(xiàn)代，出現(xiàn)了專門的參謀機構和參謀人員。

    到西周時期，已把搜集不同來源的信息作為決策的基礎。其時，周公等人的管理思想雖然粗疏，缺乏系統(tǒng)的理論概括，但已涉及到了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的主要方面。比如，他提出管理者應有“不恥下問”的態(tài)度。在今天講，就是甘當小學生，眼睛向下，認真的進行調查研究，才能進行決策。再比如，慎重決策，注意決策的可行性。《詩經•小雅•小旻》把天子治國時的態(tài)度形容為“如臨于谷，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薄秶�語》還講，周宣王時，大臣樊仲山父說：“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奔慈绻�不管人們能否接受而強制推行政令，民眾必將背棄君主。還比如，管理者應有主見，要能聽逆耳之言，不可聽信饞言；還應隨著時勢不同而改變自己的決策。

    后世則多為這些決策思想的發(fā)展、實踐和豐富。春秋時期,子產就提出,決策應聽取民眾的意見,聞善則從,聞過則改,不可禁止議論時政。三國時曹操廣開言路，重視謀略；諸葛亮決策審時度勢，謹慎周密；以及唐太宗李世民虛心納諫等，至今廣為流傳。

    對因時而變的決策思想，商鞅在變法中，就一直強調“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權變思想。漢初劉邦聽了陸賈的建議，采取坐天下和打天下完全不同的方針、政策，緩解了西漢初期的社會危急，使經濟穩(wěn)步發(fā)展并逐步繁榮興盛。宋朝的王安石在變法中，也提出“法先王當法其意”的變通思想。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因時而變的決策思想更具有現(xiàn)實的意義。

    另外，墨子的“三表”決策思想，即：判斷一件事是否可行，先察看歷史，然后聽一聽百姓的意見，最后，看是否真正有利于國家民眾。這跟現(xiàn)在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幾乎同出一轍。

    還有，孫武從軍事上，提出決策應“經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白圭從經商角度，提出了“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決策原則，以及薄利多銷，把握時機，運用智謀的經商要領。

    還有，孫臏在田忌賽馬故事中體現(xiàn)出的對策思想。

    最后，老子的“為無為”的決策思想也格外令人注目。他認為“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老子&道經》三章）�！盁o為”即順應自然和事物變化的規(guī)律進行管理，這樣才能真正有所作為。后來，西漢的“文景之治”，就是50余年奉行“無為”政策，使經濟復興的。管仲也說：“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意思是，治理國家要首先解決好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問題。荀子也提出管理者要滿足人的需要欲望來達到安定的思想。老子則主張要制約人的欲望，以便于管理。

    這些，綜合起來相輔相成，相映生輝，為當今管理者提供了生動的指導和借鑒。我們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和古代的這些經驗和探索也是一脈相承的。

    三、知人善任的用人素養(yǎng)。

    毛澤東曾精辟的指出：“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出主意即多謀善斷，用干部則為知人善任。

    自有管理，即有用人。在原始社會，堯傳位于舜，《史記》記載：“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于是乃授權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西周時，周公教育兒子伯禽對待下屬不能求全責備。春秋戰(zhàn)國時期，儒家則把用賢看作國家興衰的決定性因素，孟子將這一思想概括為：“用賢則治，不用賢則亡�！保ā睹献�•告子下》）孔子則提出“君子不以言舉人”（《論語•衛(wèi)靈公》），“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孫長》）。荀子則民展地提出了“觀其行”的四種方法：其一、讓人執(zhí)行禮法，以觀察其是否真誠地遵守禮法；其二、讓人處理復雜多變的事務，以觀察其隨機應變的能力；其三、讓人處于安樂之中，觀察其能否克制欲望而流于放蕩；其四、用聲色權利加以誘惑，用忿怒、危險加以威脅，來考察他是否保持節(jié)操，忠于職守。墨子則指出：良弓難張，良馬難乘，良才難令。管理者要有肚量容納賢才，不計較他們的缺點，正確認識人才。

    漢朝劉邦可堪稱成功用人的典范，他注重用人之長。取得天下后，劉邦說：“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zhèn)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zhàn)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有取天下也�！�

    三國時，曹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求賢若渴，唯才是舉。諸葛亮則提出了了解人才種七種方法：一、“聞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臨之利而觀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觀其信”。（《諸葛亮集》78頁）并在此基礎上，量才使用。

    唐太宗李世民“使人如器”，講應取才于當代，對人才應棄其所短，用其所長，全才不可求。并認為：處于亂世，用人可以只顧其才，不問其德；在太平之世，官吏要起到為人表率的作用，必須德才兼?zhèn)洹?

    當今，我們的干部路線是：任人唯賢，要堅持德才兼?zhèn)涞臉藴�。顯然，濃縮了歷史上的用人精華。

    四、依法治理的法治素養(yǎng)。

    這一思想最早由管仲提出，韓非先秦法家之大成�！耙苑ㄖ螄�”就是韓非在《韓非子•有度》中的用語。他們都主張用法令來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皠裰�以賞賜，糾之以刑罰。”（《國語》卷6《齊語》）秦始皇則將韓非的思想運用于軍事，統(tǒng)一了六國。三國時曹操、諸葛亮都很重視法紀，執(zhí)法嚴明。

    最令人注目的是雍正關于法治的論述。他認為：“有治人，即有法治。”法治從屬于人治。即法令制定和執(zhí)行的好壞，都由人來掌握。碰到好人，很好的法制就能產生并推行下去；碰到壞人，法制反倒被他利用，而成為“貪營取巧”的工具。而且，法久弊生，還要靠人把它改過來。有了法以后，只要有好人來執(zhí)行，即使法不完善，他也會“因時制宜”，加以補充調整，使之成為完善的法律。所有，在“依法治國”戰(zhàn)略實施的今天，每個管理者還應具備以法治理的基本素養(yǎng)。

    五、統(tǒng)一思想的教育能力。

    孟子主張：教化而治。認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盡心&上》）墨子也提出管理者的當務之急是建立“尚同一義”的組織目標。不然，人人只為自身利益而毫不顧及他人的利益，必然產生爭斗，整個社會也必將處于一片混亂之中。

    儒家注重禮儀教化，同時并不拒絕使用法律手段。他們主張先教后誅，反對不教而誅。諸葛亮就以教刑相輔來維護法紀的權威，認為賞罰一定要合理掌握分寸，不可意氣用事，賞罰失當，主張制定法紀之后，就應該教育民眾，懂得守法。所有這些，都將政教和法制結合進行。

    六、集權分權的組織能力。

    這一點韓非最為推崇。他提出了法、術、勢三位一體的管理手段�！皠荨�，即權力，認為“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就是要用權力治理國家。秦始皇就非常重視樹立統(tǒng)治者的權威，并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管理體制。

    還有，諸葛亮為更好地發(fā)揮下級的作用，主張充分授權。朱元璋則在地方不設統(tǒng)一的最高行政機構，廢除宰相，加強了皇帝的權力等等。

    總之，為國為民的高尚思想素養(yǎng)、多謀善斷的決策素養(yǎng)、知人善任的用人素養(yǎng)、依法治理的法治素養(yǎng)、統(tǒng)一思想的教育能力、集權分權的組織能力等構成一個管理者的基本素養(yǎng)。其中，為國為民是前提，多謀善斷、知人善任是核心，依法治理、統(tǒng)一思想、集權分權是方法，這六個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只有從為國為民出發(fā)，知人才能善任，多謀才能善斷，依法才能得到治理，民眾才有凝聚力，民主集中才能正確貫徹執(zh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