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26日，周恩來總理的辦公桌上擺放著當天需要處理的公文。眾多文件中，有一封由政務院轉呈而來的信函引起了周總理的注意。

這封信是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從香港發(fā)來的。他在信件中提到，兩件國寶級的珍貴文物正被抵押在香港，即將于一個月后到期。鄭振鐸請求國家能夠出面，想辦法贖回文物。

這兩件文物，一件是《中秋帖》，另一件則是東晉書法家王珣創(chuàng)作的《伯遠帖》。

《中秋帖》全長27厘米，橫11.9厘米，共3行。除了僅有22字的書法字跡，《中秋帖》全卷其余部分均為后人收藏時所做的題跋。

清朝乾隆皇帝尤為喜愛這兩件書法作品。乾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46年，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被特意珍藏在紫禁城養(yǎng)心殿的西暖閣內。然而，寶帖卻在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儀在位時，散佚出了紫禁城。

一直以來，周總理對于文物工作特別支持、關注。他十分清楚，文物的流失會對中國的文化遺產造成嚴重的破壞。

1950年7月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出臺的《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法令明確了嚴格的文物出口限制，改變了中國文物被掠奪、被破壞的歷史。

鄭源

鄭振鐸之孫

可以說是偶然碰到的一件事情。這時候正好，我爺爺就是率一個中國文化代表團出訪印度和緬甸。知道這件事情也很著急，就在香港的時候馬上就給國內打了一個報告。

得知兩件國寶級的珍貴文物正在香港的消息后，周總理馬上吩咐秘書了解具體情況。而最清楚其中原委的人莫過于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

馬衡很快將兩幅寶帖的情況整理成文，詳細敘述了散佚的經過，并立刻呈報給了政務院總理周恩來。

周恩來總理很快就做出了具體指示：“同意購回王獻之《中秋帖》及王珣《伯遠帖》，唯須派負責人員及識者前往鑒別真?zhèn)�，并須經過我方現(xiàn)在香港的可靠銀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無訛騙或高抬押價之事，以保證兩帖順利購回�！�

收到批示后，馬衡立刻著手準備回購寶帖。他要找到能夠協(xié)助他的文物專家，可誰才能勝任這個任務呢？

一個人選浮現(xiàn)在馬衡腦海之中，他就是徐森玉。

這一年，徐森玉已經70歲高齡了。他收到馬衡的消息后，當即決定陪同馬衡一起南下。

柳向春

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當時定的方案，馬衡他們化裝成商人，偷渡去香港。但馬衡、徐森玉都去了澳門試了一次，發(fā)現(xiàn)危險性太高。

危急關頭，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向周恩來總理報告，有一個人能夠承擔起在香港鑒別寶帖真?zhèn)蔚娜蝿�。這個人就是香港南洋商業(yè)銀行董事長莊世平。

莊世平

香港銀行家

專家一個字一個字地、一段一段地鑒定，一整個卷鑒定。整個卷幾十個字，不多，裱在卷內。字卷鑒定好了，卷是真的，紙是真的，圖章也是真的。

在莊世平的協(xié)助之下，兩份書法寶帖鑒定完成，真跡得到確認。之后，周恩來總理從有限的外匯中擠出了50萬元港幣的收購款項，要求立刻回購兩幅寶帖。

1951年11月26日，《中秋帖》和《伯遠帖》被順利回購，保存在香港的中國銀行庫中。兩天之后的傍晚，文物收藏家徐伯郊帶著兩幅寶帖順利回到了廣州。這意味著兩幅國寶級的書法帖終于回到了祖國。

從1951年10月5日，鄭振鐸在香港得知《中秋》《伯遠》二帖的消息，到最終馬衡等人順利將兩帖帶回北京，僅僅歷時不到2個月。

回購《中秋帖》和《伯遠帖》是一個偶然事件，然而，正是這個偶然事件為中國搶救流散文物的計劃做出了巨大貢獻。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回歸祖國，悄然拉開了新中國大規(guī)模搶救流散國寶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