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北面的龍須溝，是當年京城有名的臭水溝，污水四溢，臭氣熏天。新中國成立后，北京迎來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改造。這場城市改造，讓龍須溝徹底告別了“臭水溝”的印記。

1950年盛夏的一天，龍須溝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這人就是著名作家老舍。

老舍受到時任北京市文教局副局長李伯釗的邀請，為龍須溝改造創(chuàng)作一部話劇劇本。

幾個星期后，話劇《龍須溝》劇本創(chuàng)作完成，可想要在舞臺上呈現(xiàn)出一部精彩的戲劇，還需要一位經(jīng)驗豐富的導演，于是李伯釗想到了一個人，焦菊隱。

演員葉子，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就一直活躍在話劇舞臺，當年就是她帶著劇本找到了焦菊隱。

為了能將最好的作品搬上舞臺，葉子再次登門懇請焦菊隱導演。

歷時近半年排演，1951年2月2日，在北京和平解放兩周年之際，《龍須溝》終于登上了舞臺，而這一演就是連續(xù)55場，轟動一時。

《龍須溝》公演的消息不脛而走，周恩來總理在百忙當中抽出時間來到劇場。

不久后，周恩來總理邀請《龍須溝》劇組到中南海懷仁堂為毛澤東主席演出，這是毛澤東主席1949年到北京后第一次觀看話劇。

1951年末，文化部提出了文藝團體專業(yè)化的要求，決定改變過去文工團的綜合性宣傳隊的性質(zhì)，逐步建立新中國的劇場藝術(shù)。時任北京市市長彭真明確表示，歌劇、舞蹈、樂團等都交文化部，北京就要一個話劇團。

史家胡同20號，曾經(jīng)是一座有著三十多間平房的院落，1952年6月12日晚，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建院大會在這里舉行。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代表北京市政府宣布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成立，并宣布曹禺擔任院長，焦菊隱、歐陽山尊為副院長，趙起揚為秘書長。后來在人藝里，大家都稱呼他們是建院“四巨頭”。

北京人藝建院之初號稱有四大導演，前兩位分別是副院長焦菊隱和歐陽山尊。

第三位是曾經(jīng)在抗敵演劇二隊擔任導演的夏淳。

還有一位就是有著豐富文學底蘊的梅阡。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歐陽山尊曾有過這樣的發(fā)言：“戰(zhàn)士和老百姓，需要什么你就應該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無保留地貢獻出來。”

會后毛澤東評價歐陽山尊的發(fā)言時說：“到底是從前方和群眾一起經(jīng)過炮火考驗的。”

文藝工作者為人民服務，這是毛澤東對文藝工作者的要求，在北京人藝確定藝術(shù)方向時，這個要求也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52年夏，在一間不大的辦公室里，人藝“四巨頭”進行了一次長談。

整整一個星期，四十二小時談話，北京人藝確定了以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總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論為基礎(chǔ)，堅持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思想，同時強調(diào)人民性和大眾性，北京人藝要成為“人民的劇院”。

藝術(shù)方向確立了，焦菊隱決定，復排《龍須溝》為北京人藝開宗立派。

在《龍須溝》劇組里，扮演群眾的演員除了表演還有一項特殊的任務，負責舞臺上的效果音，可看似簡單的工作，焦菊隱卻有著苛刻的要求。

把生活搬上舞臺，使得北京人藝逐漸走向了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道路，然而生活化的表演卻遭到了一些人的質(zhì)疑。

焦菊隱原本設(shè)計的程瘋子是小聲嘟囔，可在一次表演時，于是之卻偷偷提高了音量，就是這音調(diào)的改變卻引起了焦菊隱的擔憂。

演出結(jié)束后，焦菊隱回到家，他坐到書桌前，連夜寫下了“致于是之等演員的公開信”，第二天他就把信貼到了后臺。

北京人藝成立之初，盡管會集了一大批知名的編劇、導演和演員，然而并沒有自己的劇場。

這是一份1953年2月20日歐陽山尊親筆寫下的關(guān)于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建造劇場的報告。

周恩來總理看過報告，親筆寫下了“交齊商辦”，并鄭重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guān)懷下，1956年8月20日，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終于有了自己的專屬劇場——首都劇場。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走進劇場，走進這座話劇的殿堂，一部部有著濃郁特色的京味兒話劇在這里呈現(xiàn)，一出出貼近生活的作品在這座舞臺上演繹。對準人民，深入人民，了解人民，洞悉人世冷暖，感悟人生百態(tài)，這就是北京人藝能夠創(chuàng)作具有深沉力量和雋永魅力作品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