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漢法律術語的不完全對等現(xiàn)象
英漢法律術語的不完全對等現(xiàn)象 摘要:法律術語的翻譯是法律翻譯中的難點,因為翻譯法律術語時,譯者面臨這樣一個問題:一方面,法律翻譯要求語言功能上的對等和法律功能的對等,另一方面,翻譯中又經(jīng)常沒有確切對等詞,面對的是接近對等、部分對等和不對等這幾種情況。本文探討了法律術語英譯中時這種不完全對等的現(xiàn)象,并提出了翻譯法律術語的一些方法:使用功能對等詞、擴充詞義、釋義、使用非法律專業(yè)用語的中性詞、譯借或創(chuàng)造新詞等。
關鍵詞:法律翻譯:法律術語;不完全對等;確切對等詞;權威性翻譯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legal terminology is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legal translators, for legal translation requires equivalence both in linguistic function and in legal function, but the absence of exact equivalents is not uncommon and the translator is often faced with near equivalence, partial equivalence and non-equivalence. This article looks into the absence of exact equivalents in legal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In addition, it illustrates some ways, such as the us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t, lexical expansion, paraphrase, neutral term, borrowing and neologism, to deal with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Key words: legal translation; legal terminology; non-equivalence; exact equivalent; authoritative translation
一
從事過翻譯工作的人一般都能體會到在翻譯特定目的文本(special-purpose texts)時的種種困難,其中必須面對的一個障礙是術語的翻譯。法律文本屬于特定目的文本,因此,對法律文本的翻譯不可避免地要解決術語的翻譯問題。
法律術語使人很容易聯(lián)想到行業(yè)語。行業(yè)語是供某種行業(yè)專門使用的詞語。例如,語言學中的“morpheme(詞素)”,“competence(語言能力)”,“l(fā)angue(語言)”,“parole(言語)”等;電子計算機行業(yè)中的“mouse(鼠標)”,“e-mail(電子郵件)”,“bus(總線)”,“memory(內(nèi)存)”等。行業(yè)語是各行業(yè)為適應本行業(yè)的需要而長期使用的特殊詞語。法律專業(yè)和其他行業(yè)一樣,也有自己專門使用的行業(yè)詞語,例如:“specific performance(強制執(zhí)行)”, “contempt of court(藐視法庭)”,“plaintiff(原告)”,“power of attorney(委托書)”等。我們把這種具有法律專業(yè)特色的行業(yè)詞語稱為法律術語。法律術語、法律工作常用詞語和民族共同語中的其它基本詞和非基本詞一起構成法律語言,法律術語是其中的重要詞匯成員(孫懿華 周廣然,1997:59-60)。
在討論英漢法律術語翻譯之前,我們必須對法律翻譯進行分類。從法律效應來看,法律翻譯可以分成兩類:權威性翻譯(authoritative translation)和非權威性翻譯(non-authoritative translation)。權威性翻譯指的是該翻譯由一國的立法機關通過并生效的法律譯本,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規(guī)范性條文,其本身就是一部法律,已經(jīng)超越了翻譯作品的范疇。這類譯本在國際條約和具有多種官方語言的國家的立法中比較常見,聯(lián)合國憲章、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加拿大等國家的多語立法等都屬于此類。非權威性翻譯不具有法律效力,一般是為了交流和對外宣傳等所作的翻譯。雖然非權威性翻譯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也會帶來一定的法律效應。比如在涉外案件中,法官和律師除了熟悉本國法律外,也必須了解外國的有關法律規(guī)定,這時,他們就要參考相關的法律譯本。所以,不管是權威性翻譯還是非權威性翻譯,譯者都要力求準確,保證翻譯的質(zhì)量。
權威性翻譯對術語翻譯質(zhì)量的要求比非權威性翻譯要高。因為權威性翻譯要求法律翻譯者使譯文和原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保證它們一致的理解和運用(Sarcevic, 1997:71-73)。所以,權威性法律翻譯不僅要求語言功能上的對等,還要求法律功能上的對等。法律功能對等就是源語和譯入語在法律上所起的作用和效果是相同的。這樣,譯入語才能準確地表達原語的真正涵義,才能盡可能減少譯文意思的走失。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因為沒有人能用另一種語言完整地轉(zhuǎn)達一篇文本中的觀念思想,因為在幾百年以來的法律、政治和文學上的使用中,詞和結(jié)構總是帶著文化的痕跡,而這些痕跡是不可能得到完整的傳遞的 (Joseph, 1995:17)。譯者把源語文化翻譯到譯入語文化時發(fā)現(xiàn)有些領域很好地對應,有些卻不對應,這意味著源語文化中有些因素在譯入語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對這些因素的語言表達在譯入語中是‘空缺(gap)’或‘空白(void)’的(Ivir, 1998:137)。沒有確切對等詞(exact equivalents)或者說不對等(non-equivalence)的現(xiàn)象在英漢法律術語的翻譯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法律術語通常指某個國家法律制度中特有的事物、關系、行為和程序,每個法律制度是不同習俗、歷史、文化和社會經(jīng)濟原則的產(chǎn)物,有它自己的法律事實,因此有自己的概念體系和知識結(jié)構。不同法律制度的大部分法律術語在概念上是不一致的。另外,所有法律制度都包含了一些術語,這部分術語在別的法律制度或法系中沒有對應詞(Sarcevic, 1997:232-233)。例如,由于中國和英美國家屬于不同法系,在翻譯工作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不同法律制度中的法律概念,這些概念會產(chǎn)生功能上的不對等,給譯者帶來相當大的困難。David對比較法律分析的評論可讓我們清楚地了解譯者所遇到的法律上的障礙:法律概念和類別在不同法系中缺乏確切的對等詞是比較法律分析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之一(David, Rene and Brierley, 1985:16)。
由此可知,英漢法律術語翻譯過程中,缺少確切對等詞的情況并不少見。在數(shù)學和邏輯中,如果甲和乙對等,則意味著它們是一對一的對應關系。而在翻譯理論中,如果甲和乙對等,則只是指甲可以用來翻譯乙,乙也能夠用來翻譯甲,但不意味著它們在概念的層次上完全相同。Sarcevic (1997: 238-239) 將法律中的對等分成接近對等(near equivalence), 部分對等(partial equivalence)和不對等(non-equivalence)三類。接近對等指的是概念甲和概念乙共同含有所有必要的(essential)特征和大多數(shù)次要的(accidental)特征,或概念甲包括了概念乙的所有的特征,并且概念乙包含了概念甲的所有必要特征和大部分次要的特征;部分對等指的是概念甲和概念乙共同含有大部分必要的特征和一些次要的特征,或概念甲包括了概念乙的所有的特征,而概念乙包含了概念甲的大部分必要特征和一些次要特征。不對等指的是概念甲和概念乙必要的特征只有很少或沒有重合,或概念甲包含了概念乙的所有特征而概念乙只包含了概念甲很少必要的特征甚至沒有包括,或譯入語法律體系中沒有源語中特定概念的功能對等詞。
顯然,翻譯法律專門術語時,譯者面臨這樣一個問題:一方面,法律翻譯要求語言功能上的對等和法律功能的對等,另一方面,翻譯中又經(jīng)常沒有確切對等詞,面對的是接近對等、部分對等和不對等這幾種情況。那么,譯者應該怎樣解決這種矛盾,用什么方法彌補英漢法律術語的不一致性,從而保證術語的翻譯質(zhì)量呢?
二
基于法律文本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法律語言莊重、嚴謹?shù)忍攸c,法律翻譯一般強調(diào)對原文的忠實性,對術語的翻譯當然也是如此。如果漢語中確實沒有確切對等詞,譯者在忠實于原文的前提下,可以靈活地嘗試使用功能對等詞、擴充詞義、釋義、使用非法律專業(yè)用語的中性詞、譯借或創(chuàng)造新詞等方法翻譯法律術語。
使用功能對等詞(functional equivalents)
按照Sarcevic (1989:278-279) 的定義,“功能對等詞指的是譯入語法律體系中與源語法律體系某一個特定概念有相同功能的概念�！� 功能對等詞通常在沒有確切對等詞的時候使用。在沒有確切對等詞的情況下,選擇哪個詞作為功能對等詞,取決于譯入語中的術語的概念與源語中的術語的概念的功能是否對等。
比如,一般詞典都將jail 和prison譯成“監(jiān)獄”,不加區(qū)分,但有的字典對它們作了區(qū)分,如《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對jail的解釋是“=gaol”,而對gaol的翻譯是“監(jiān)獄”,該字典對prison的翻譯是“監(jiān)獄;看守所”�！洞笥h詞典》也將jail譯為“監(jiān)獄”,對prison的翻譯則是:1.拘留所、看守所;2.(尤指州政府及聯(lián)邦政府的)監(jiān)獄�！队h法律詞典》同樣將jail譯成“監(jiān)獄”,而將prison翻譯為“監(jiān)獄、牢獄;看守所、拘留所”。那么,這兩個術語在漢語里的功能對等詞到底是什么呢?根據(jù)The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Law:
jail. A building used for the confinement of individuals awaiting trial, or who have been convicted of minor offenses. The term PRISON is sometimes used interchangeably with jail, but PRISON is usually the place where only those with long-term s 英漢法律術語的不完全對等現(xiàn)象entences are confined.
從這里可知,jail和prison的功能對等詞不同,jail更接近中國的“看守所、拘留所”,prison的功能對等詞則應該是“監(jiān)獄”。
可見,選擇最接近的功能對等詞,可以保證英漢法律術語在沒有絕對對等詞的情況下獲得較準確的翻譯。
擴充詞義(lexical expansion)
有時因為某個漢語功能對等詞的必要特征與英語源術語的必要特征不同,該漢語功能對等詞便不能用來翻譯源術語,譯者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采用擴充詞義的方法限定或擴大該功能對等詞的意義以彌補術語之間的不一致。擴充詞義有兩種情況:如果譯入語中某個功能對等詞的意義比源術語的意義泛,譯者可以確定或縮小該功能對等詞的意義范圍;而對于意義比源術語較窄的功能對等詞譯者則可以通過擴充詞義擴大它的含義。這樣做可以使譯入語的概念與源語中的概念相對應。例如,在翻譯barrister和solicitor時,譯者就碰到這樣的問題:漢語中“律師”的含義比這兩個英語術語的含義范圍大。有些字典把它們分別譯為“專門律師、大律師”和“初級律師”,實際上就是采用了縮小功能對等詞意義的方法。雖然這樣翻譯有不足之處,因為“專門律師、大律師”、“初級律師”這些概念在我國法律制度中并不存在,但是通過稍微改動譯入語法律制度的概念,把Sarcevic定義的不對等的功能對等詞轉(zhuǎn)變?yōu)榻咏鼘Φ仍~,可以解決術語翻譯中缺少確切對等詞的問題。
釋義(paraphrase)
釋義是解決缺少確切對等詞的一個很有效的方法,它指的是用譯入語里的中性的語言把源語的意圖涵義表達出來。當譯者采用釋義的方法時,實際上在扮演一個由起草者扮演的角色,所以譯者要特別謹慎,盡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正確理解源術語的真正含義。
用釋義的方法,可以讓譯入語的讀者更好地理解源術語的意思,而不只是停留在字面意思上,從而提高可讀性。以下兩個例子可說明這一點。
Yellow dog contract有的字典按其字面理解把它譯成“黃狗合同”,這使?jié)h語讀者很難理解,因為中國法律制度中沒有“黃狗合同”這個概念,而且,從“黃狗合同”這個詞也無法猜到它的含義,所以雖然把它譯成了漢語,卻造成了理解上很大的困難。有些字典靈活地用釋義的方法把這個術語譯為“不準(雇員)參加工會的合同”,這樣翻譯明顯比前一種譯法要好。
另外,陳忠誠教授對plea bargaining的試譯也是采用了釋義的方法,plea bargaining有時被譯為“認罪求情”或“認罪求情協(xié)議”。在深入理解了plea bargaining的定義和使用的例子之后,陳忠誠教授把plea bargaining試譯為“關于(被告如何)認罪與(司法當局如何)處置的談判”。這個翻譯很貼切,因為它較全面地包含了plea bargaining的基本涵義:“plea”是被告對檢查官的指控作有罪的答辯,所以“plea”應翻譯為“認罪”,“bargain”是“negotiate”的意思,應譯為“談判”,而談判的內(nèi)容一方面是如何認罪,另一方面是如何處置,因此對這個詞的翻譯須包括“認罪和處置”兩個方面(陳忠誠,1998:102-106)。
若譯者認為以上三種方法都不能很好地解決英漢法律術語的翻譯問題,特別是在Sarcevic所定義的不對等的情況下,也就是如果譯入語法律制度中沒有源術語的功能對等詞的情況下,譯者還可以靈活選擇下面討論的使用非法律專業(yè)用語的中性詞、譯借或創(chuàng)造新詞等方法來翻譯法律術語。
使用非法律專業(yè)用語的中性詞(neutral term)
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英美法中很多術語所涉及的概念、原理等在漢語中完全不存在,所以沒有對等或接近對等的術語。面對這種情況,譯者可以在正確地理解英語的意思后把它譯為漢語中非法律專業(yè)用語的中性詞,以避免與中國司法制度中的用語發(fā)生混淆,導致誤解。例如,在英美國家,libel 和slander是侵權法的概念,而不是刑法的概念。對于侵害他人名譽者,受害人可以提起損害賠償?shù)脑V訟。中國沒有專門的侵權法,侵權行為根據(jù)其嚴重程度分別由民法和刑法來調(diào)整,所以中國有誹謗罪。但是,libel, slander和“誹謗罪”顯然不是相同的法律概念,它們并不對等。這時,如果譯者能分別用中性詞“書面誹謗”和“口頭誹謗”來翻譯,會顯得貼切些,也避免發(fā)生混淆。同樣的道理,陳忠誠教授把depose, deposition譯作“庭外采證,庭外采取(的)證詞或供詞的筆錄”,而不譯成“錄取證詞,證詞”,因為Black‘s Law Dictionary對deposition的解釋是:
1.witness‘s out-of court testimony that is reduced to writing (usu. by a court reporter) for later use in court or for discovery purpose.
2.The session at which such testimony is recorded.
可見,deposition是英美訴訟法上特有的制度,可以由雙方當事人在審判前互相詢問對方或其證人作為采證,發(fā)生在審判前,而且是在庭外進行的,所以不同于中國法律制度中的證詞(陳忠誠,1998:143-145)。
譯借(borrowing)
社會的不斷發(fā)展和中國與國際交往的不斷增多必然使中國的法制不斷健全、完善,這個過程也是不斷豐富中國法律術語的過程,而譯借就是促進法律術語豐富的一個方法。由于英語詞和漢語詞在發(fā)音、書寫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英語借詞進入漢語法律語體后,一般經(jīng)過了“歸化”(naturalized),也就是借詞在音韻上或書寫上經(jīng)過稍微改動,使它跟漢語的本土詞相似。以anti-trust law為例,這是英美法系中的一個概念,在中國的法律制度里沒有確切對等詞,所以通過譯借譯成了“反托拉斯法”,成功地成為漢語讀者都接受的一個法律術語。
創(chuàng)造新詞(neologism)
在術語翻譯中,譯者可以通過三種途徑創(chuàng)造新詞:給普通語言中或其它專業(yè)領域中現(xiàn)有的術語賦予法律涵義,使用別的法律制度中現(xiàn)有的術語或者創(chuàng)造新的術語(Sarcevic, 1997: 259)。使用別的法律制度已有的術語直譯對等詞,在法律領域是最常見的。把Family Division譯為“家事庭、家庭法庭”,把Chancery Division譯為“大法官法庭”,把Queen‘s Bench Division譯成“王座法庭、王座庭”就是使用了直譯對等詞。中國法律制度中沒有“家事庭、家庭法庭”、“大法官法庭”、“王座法庭、王座庭”這些概念,所以直譯對等詞是創(chuàng)造新詞的一種形式。
三
總的說來,在沒有確切對等詞的時候,譯者可以視具體情況靈活地嘗試以上的方法,找出某個英語法律術語的最佳漢語翻譯,不過,必須注意法律術語翻譯中的靈活性并不能隨意發(fā)揮,它受到一定的制約,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英漢法律術語翻譯受到語言一致性的制約。譯者必須遵循語言一致的原則,在選擇對等詞時,譯者須考慮到其它已經(jīng)生效的文本中使用的術語。由于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被視為明確的、終結(jié)性的,其中的語言便成了先例。這意味著只要一個對等詞已被用來翻譯權威性文本中的某個特定的概念,其他譯者即使認為這個對等詞不適當也不得不使用它(Sarcevic, 1997: 118)。其次是社會因素對術語翻譯的制約,因為人們在具體使用語言符號系統(tǒng)的過程中,不能不受社會約定俗成的語言規(guī)則的制約。社會語言的制約對譯者創(chuàng)造性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宗教文本、法律文本和古典文學文本上,法律文本的翻譯,包括各種法律、法規(guī)的解釋、商業(yè)合同的翻譯,也面對傳統(tǒng)習慣的巨大壓力,只能使用對該法律社會有意義的表達方式(Nida, 1998:127)。因此,譯者翻譯某個英語術語之前要考慮該術語的漢語對等詞是否受到一些社會因素的限制,其意義能否為本國法律社會的讀者接受。法律術語翻譯還受到交際的制約。以譯借為例,交際的制約性與譯借的數(shù)量有關,少量的譯借比較容易融入譯入語文本,而每個文本大量的譯借則妨礙而不是促進交際過程,而且譯入語讀者也難以接受。創(chuàng)造新詞也要深思熟慮,須考慮該新詞是否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能否被成功地用于交際。
以上各方面都限制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靈活性,影響譯者對使用功能對等詞、擴充詞義、釋義、使用非法律專業(yè)用語的中性詞、譯借、創(chuàng)造新詞這幾種方法的具體選擇。沒有確切對等詞時,術語翻譯的準確性就取決于譯者的靈活性能否得到適當?shù)陌l(fā)揮。譯者發(fā)揮靈活性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使原文中術語的意義能夠得到準確的傳遞,使譯文和原文得到一致的理解,保證譯文能夠符合譯入語的表達習慣。所以,為了解決英漢法律術語翻譯中的不對等的問題,譯者除了熟練掌握英語和漢語并具備相關的法律專業(yè)知識外,還必須同時考慮靈活性的正確發(fā)揮和它可能受到的制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術語翻譯的質(zhì)量,最終保證法律文本的翻譯質(zhì)量。
參考文獻
[1] Black, Henry Campbell (6th 英漢法律術語的不完全對等現(xiàn)象 ed. 1990) Black‘s Law Dictionary.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Co.
[2] David, Rene and Brierley, John (3rd ed. 1985) Major Legal Systems in the World Today. London: Stevens.
[3] Hemphill, Charles F., and Hemphill, Phyllis D. (1979) The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Law.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4] Ivir, Vladimir. (1998) Linguistic and Communicative Constraints on Borrowing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In Ann Beylard-Ozeroff, Jana Kralova and Barbara Moser-Mercer (eds.) Translator‘s Strategies and Creativit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37-144.
[5] Joseph, John E. (1995) Indeterminacy, Translation and the Law. In Marshall Morris (ed.) Translation and the Law.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3-26.
[6] Nida, Eugene A. (1998) Translators‘ Creativity versus Sociolinguistic Constraints. In Ann Beylard-Ozeroff, Jana Kralova and Barbara Moser-Mercer (eds.) Translator’s Strategies and Creativit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27-136.
[7] Sarcevic, Susan (1989) Conceptual Dictionaries for Translation in the Field of Law. In Internati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hpy2, 4:277:293.
[8] Sarcevic, Susan. (1997) 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9] 陳忠誠(1998),《法窗譯話》,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0] 陳忠誠(1998),《英漢法律用語正誤辨析》,北京:法律出版社。
[11] 李北達編譯(1997),《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12] 孫懿華、周廣然(1997),《法律語言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3]《英漢法律詞典》編寫組(1985),《英漢法律詞典》,北京:法律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