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代表”入憲，你著什么急？

“三個代表”入憲，你著什么急？ 　　十屆人大二次會議剛剛完成了對憲法的修訂，其中一個重要的內(nèi)容是將“三個代表”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并列成為我們國家的基本治國方略，這也是此次修憲在理論界引起爭議最多的地方。持不同意見者主要認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指導(dǎo)思想，而憲法則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將一個黨派的思想寫入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等于是將一個黨派、組織的思想上升為了這個國家全體國民的意志，多少有些不合時宜。

　　我倒認為這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一個簡單的反駁就是，既然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這些不同時期黨的指導(dǎo)思想可以寫入憲法，那么今天黨的指導(dǎo)思想“三個代表”為什么就不能入憲？同樣，西方許多發(fā)達國家的憲法中甚至還包括了對于基督教信條的認可，更不用說伊斯蘭國家憲法對于《古蘭經(jīng)》教義的尊奉了；既然一個教派、教會的信條可以成為憲法的內(nèi)容，一個黨派的信條寫入憲法也就不是什么很特殊的事情了。事實上，每個時代都會在歷史上為后人留下自己的烙印，而無論這些烙印是什么；法律作為這個社會文化傳統(tǒng)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會成為這種烙印的象征。再者，就像本文第一部分所論述的那樣，憲法應(yīng)該規(guī)定社會、政治生活中那些最為重要和基本的原則、信條，最終極的真理，如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反映的是這些原則、信條和真理，那為什么不應(yīng)該寫入憲法呢？

　　因此，對于法學界而言，重要的不是“三個代表”這個術(shù)語是否應(yīng)該入憲，而是這個術(shù)語所代表的思想是否真的是社會、政治生活中最為重要和基本的原則、信條，最終極的真理。那么上述問題就轉(zhuǎn)化為了如下的問題：究竟應(yīng)該由誰來判斷如上命題的真假？如果寫入憲法的宗教信條的含義仍然需要由教士來最終解釋，那么這個國家就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而仍然是一個宗教所控制（至少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同樣，寫入憲法的黨的指導(dǎo)思想如果需要黨的最高委員會做出最終的解釋，那么這個國家就仍然還是一個黨治的國家。在一個法治國家，它需要誰來解釋？

　　問題很簡單，因為它已經(jīng)是法條了，所以它需要法官來解釋，或者需要有權(quán)解釋憲法的機關(guān)來解釋，盡管解釋者本人可以是這個黨的黨員。簡單的問題被對“三個代表”入憲持有不同意見的學者們復(fù)雜化了，他們從一種意識形態(tài)或某種教條出發(fā)來看這個問題，而放棄了自己應(yīng)該堅守的價值中立的立場；而無庸置疑的是，法治國家的法律當然應(yīng)該由法官這樣一個獨立的階層而不是任何跟法律沒有關(guān)系的人來解釋和適用，但這并不影響某個黨派可以控制作為法官的本黨黨員的政治信仰，并最終影響到他對憲法、法律的解釋。我想，任何一個黨派都會同意這一點的。

　　所以最終我們發(fā)現(xiàn)，憲法的內(nèi)容應(yīng)該是超越任何宗教或黨派的信條和利益的，它是作為一個人最基本需求的最基本反映，是一個國家悠久歷史文化成果的積淀，它不可避免地會帶有道德、倫理的色彩，它是人們基本價值判斷的匯總。任何爭議，無論多么復(fù)雜，最終都會化約為一個簡單明了的“常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憲法無非就是這些“常理”的匯集而已；而我們之所以需要憲法，無非是為了給這些“常理”找一個合適的棲身之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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