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紅頭文件”正名

為“紅頭文件”正名 　　2004年9月29日《法制日報》刊發(fā)阮占江先生《尋求遏制“紅頭文件”違法的根本之策》的文章，對于引發(fā)社會強烈反彈的湖南“嘉禾事件”、寧夏銀川“出租車罷運事件”背后的各種違法紅頭文件，進行了透辟分析，并給出了建設(shè)性的建議。作者對耗時3年完成的社科基金項目《司法改革與行政訴訟制度的完善》提出的抽象行政行為可訴，充滿期望；對于成都市政府法制辦加強對轄區(qū)“紅頭文件”的自查力度，表示贊賞。但如果說這是根本之策，恐怕仍需各種努力。 

    我國是一個大國，國法不太可能完完全全適合各地，所以各地往往需要再專門制定一些具體實施辦法，這是一類“紅頭文件”；另一類“紅頭文件”是各級政府完全針對自己的特殊情況制定的，因為上面沒有過多的法律可資參考。無論何種類型的“紅頭文件”，都自然反映的各級政府的利益訴求。雖然政府的存在是為民服務(wù)的，但是政府的存在是需要成本的，本身是有利益訴求的。所以，解決“紅頭文件”就是解決代表國法的中央與地方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問題。 很顯然，認為國家法律一定比地方辦法更正確、更符合實際，是一種理想主義；很顯然，認為上級政府的人一定比下級政府的人高明，能夠替下級政府作主把關(guān)“紅頭文件”，也是一種理想主義。 無論是行政訴訟法的修訂，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訴訟范圍，還是上級政府加強監(jiān)督下級政府，對下級 “紅頭文件”把關(guān)，都還是在行政權(quán)力體系內(nèi)的調(diào)整“紅頭文件”，沒有站在更廣闊的空間，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三管齊下， 這都不可能將“紅頭文件”問題徹底解決。要徹底解決“紅頭文件”，就必須正視地方利益的訴求，給地方以自治權(quán)。 現(xiàn)在解決問題的設(shè)計思路仍然是垂直式的，中央與地方關(guān)系的真實情況是大圈套著小圈，將那些小圈的利益給以明確劃定，這樣地方政府就不會出臺擾民的“紅頭文件”了。因為人不會自己侵害自己的利益，各級政府亦然；但是人可能會侵害別人的利益，各級政府亦然。那么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權(quán)力邊界不明，只能導致地方政府盡最大可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傷害了國家法律的尊嚴，制造了愈演愈烈的地方?jīng)_突事件，制造了大量的上訪人員，最后把包袱堆積到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不堪重負。 很顯然，中央政府應該創(chuàng)造一切條件與可能，支持地方的問題回到地方去解決，最根本的辦法是加緊推行法治，這自然會動員地方人民重視法治，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積極行動起來，地方政府將逐漸感受到來自地方人民強大的壓力，想不好好服務(wù)也不行了，那么那些“紅頭文件”將以地方立法的面目出現(xiàn)，不可能是害民的了。

　　行政行為納入訴訟范圍，還是上級政府加強監(jiān)督下級政府，對下級 “紅頭文件”把關(guān)，都還是在行政權(quán)力體系內(nèi)的調(diào)整“紅頭文件”，沒有站在更廣闊的空間，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三管齊下， 這都不可能將“紅頭文件”問題徹底解決。要徹底解決“紅頭文件”，就必須正視地方利益的訴求，給地方以自治權(quán)。 現(xiàn)在解決問題的設(shè)計思路仍然是垂直式的，中央與地方關(guān)系的真實情況是大圈套著小圈，將那些小圈的利益給以明確劃定，這樣地方政府就不會出臺擾民的“紅頭文件”了。因為人不會自己侵害自己的利益，各級政府亦然；但是人可能會侵害別人的利益，各級政府亦然。那么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權(quán)力邊界不明，只能導致地方政府盡最大可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傷害了國家法律的尊嚴，制造了愈演愈烈的地方?jīng)_突事件，制造了大量的上訪人員，最后把包袱堆積到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不堪重負。 很顯然，中央政府應該創(chuàng)造一切條件與可能，支持地方的問題回到地方去解決，最根本的辦法是加緊推行法治，這自然會動員地方人民重視法治，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積極行動起來，地方政府將逐漸感受到來自地方人民強大的壓力，想不好好服務(wù)也不行了，那么那些“紅頭文件”將以地方立法的面目出現(xiàn)，不可能是害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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