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環(huán)境保護與人權保障之關系

論環(huán)境保護與人權保障之關系 　　壹、問題的提出

　　近代人類政治制度的發(fā)展，基本上是以人權理念的興起與變遷為中心，人權與近代民主政治及立憲主義相因而生、相輔而成。自1689年的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以降，人權理念與制度即與憲法法典相互結合，成為憲法的主要構成要素，迄今已歷二、三個世紀。在此二、三百年之間，人權的內容與體系隨著人類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推移與增益。大體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人權理念的內涵主要是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與平等權為中心，亦即個人對國家享有不受侵犯及不受歧視的消極權利。迨至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由于在工業(yè)革命下所發(fā)展的資本主義，使社會財富逐漸集中在少數人（特別是資本家）的手中，因而引起貧富差距、階級對立，并造成諸多社會問題。在此情形下，古典的（消極）人權理念乃隨之改弦易轍，由消極防范國家侵犯，轉而積極要求國家必須調和社會經濟利益，增進人民福祉，從而以保障人民生存權為中心的人權理念，遂成為二十世紀初期各國立憲的主要特色，1919年德國所頒布的威瑪憲法堪為表彰此種新人權觀的最佳典范。不過，由于威瑪憲法受到納粹政權的踐踏蹂躪，加上當時學者對人權的詮釋仍多停留在「綱領條款」的階段，故人權理念并未實現（至少在歐洲）。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人權的內涵與理論呈現重大變化。首先是基本人權不再僅具有「宣示」的作用，而是具有直接拘束國家權力（包括立法者）的規(guī)范效力。其次，威瑪憲法所揭示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等人權理念，在憲法規(guī)范中則改以社會國原則或基本國策的方式表現。再者，學者對基本人權內涵的詮釋，從傳統主觀的權利面向，推移至客觀的規(guī)范層面，諸如基本權利的對第三人效力、基本權利的制度性保障及基本權利的保護義務等說法，均與此種詮釋方法有關。

　　二十世紀中葉以后，人類挾其運用核能及電子科技的能力，將人類社會推進到科技時代。這波科技革命雖帶給人類前所未有的便利與文明，但對社會所造成的沖擊也百十倍于過去的工業(yè)革命，特別是公害的頻生、自然環(huán)境的破壞、物種滅絕的危機，不僅伴隨而生，而且日趨嚴重。因此，自一九七○年代以降，環(huán)境保護問題逐漸成為人類關注的焦點，各國政府莫不將環(huán)境保護列為施政重點之一，頒布環(huán)境政策綱領，大量增修環(huán)境法規(guī)[1][1]，并設立環(huán)境保護專責機關，采取諸多環(huán)保具體措施，甚至為了環(huán)境保護而投入大量資金。而在人權的理論與實踐方面也有大幅的變化，諸如「環(huán)境權」（environmental rights）、「信息權」、「和平權」等新興人權的相繼出現，已使人權體系處于必須重新調整與架構的階段。在此趨勢之下，值得吾人關注的問題是，人權體系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問題之間究竟立于何種關系？在人權與環(huán)境問題關連性上，是否有所謂「環(huán)境權」（environmental rights）的存在，其在人權保障與環(huán)境保護上，可以扮演何種角色？凡此不僅受到各國學者的重視與討論，同時也逐漸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成為國際人權的重要議題。

　　職此之故，本文擬從憲法理論與國際法的觀點，嘗試探討與厘清環(huán)境保護與人權保障之間的關系。在內容上首先從憲法釋義學的角度，分析環(huán)境議題與人權保障體系之間的關系；其次嘗試闡明「環(huán)境基本權」的意義與可能內涵，為環(huán)境與人權的連結提供思考的方向。再者，從國際人權的發(fā)展，論述國際人權與環(huán)境保護之間的關連性。最后則略述環(huán)境保護與人權保障的趨勢與難題，以供思考與討論。

　　貳、環(huán)境議題與人權保障體系

　　一、概說：自由權在憲法上的意涵

　　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迭遭破壞，舉凡空氣污染、水資源破壞、野生動物的撲殺、山坡地的濫墾濫建、森林的濫伐等，推究其原因，不外是經濟過度開發(fā)、企業(yè)急功好利所致，而此類經濟活動基本上則屬于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權，例如工作權或財產權；相對而言，國家為保護環(huán)境所采取的保護措施，若因此限制人民的經濟活動，則可能構成對人民自由權利的限制或侵害，如此言之，環(huán)境保護與人權保障之間，初看之下，似乎處于一種相互沖突的關系。針對此一問題，基本上可能會有兩種立場：一是從保障基本權利的觀點出發(fā)，認為除法律有禁止規(guī)定外，任何人基于憲法保障意旨，享有破壞自己健康，制造、販賣、消費有害環(huán)境產品的權利，從而，環(huán)境保護措施概屬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一種限制；另一種立場則是從環(huán)境保護的觀點出發(fā)，認為人民并無破壞環(huán)境的自由，蓋此種自由無異是一種「社會有害性」的自由，從而主張任何經濟活動或其它行為，只要會導致任何形式的環(huán)境負擔，即非屬憲法保護范圍所及，而自始排除于自由權的保障范圍之外，例如在財產權方面，人民不再享有自主的權利，而是得由國家加以「分配」的客體。以上二種立場，何者為妥，尚無定論，有待深究，特別是人民自由權的內涵能否被極端地「轉化」成為國家分配的客體，其是否合于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的意旨，值得探討。從另一個角度以觀，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對于環(huán)境保護是否具有積極、正面的意義？人權保障與環(huán)境保護之間呈現何種互動關系，其間的沖突有無調和的可能？凡此須先厘清人民自由權利在憲法上的意涵，始能獲致問題思考的起點。

　　現行憲法有關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規(guī)定，主要系基于自由民主憲法理念，以保護「個人」的自由權為重心。從憲法第七條以下規(guī)定觀之，其基本上系在保護個人的權利，例如第十四條規(guī)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的自由，初看之下，似在保障「集體」的權利，惟究其實，則是保障「個人」得以集會及結社的自由，特別是此項自由的內涵尚包括消極不參加集會與消極不加入某一團體的權利，亦即人民得拒絕作任何形式的集體表述與行動[2][2].尤有進者，我國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旨在實現個人自由，發(fā)展人格及維護尊嚴[3][3]，換言之，人性尊嚴的保障，為憲法最重要的內涵。準此以言，在憲法的基本架構之下，國家系為人民而存在，且為個別人民而存在，人民不能被貶低為國家的客體。其次，從民主原則以論，人民民主意志的形成，系從個人主動地位（status activus）的觀點出發(fā)，諸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組黨自由等，皆系以個人的主動地位為重心�？傮w而言，從基本權利的保障與民主原則的精神，可以得出一項共通的基礎，亦即國家系以保障「個人的自由」（Freiheit des Individuums）為目的[4][4].于此立論之下，環(huán)境行政法規(guī)中有關要求及禁止規(guī)定，從基本權利體系的角度以言，均可視為對人民自由權「保障范圍」的一種干預或侵害，舉凡營業(yè)自由（職業(yè)自由）（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的工作權）與建筑自由（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的財產權）[5][5]，乃至于學術自由及出版自由（憲法第十一條），均可能受到國家環(huán)境保護措施的影響，從而，環(huán)境保護與基本權利保障體系之間的關系，即有進一步闡明的必要。以下乃分別從「環(huán)境保護與基本權利的保障范圍」、「環(huán)境保護與基本權利的限制」及「環(huán)境保護與人權保障的依存與互利關系」等三個層面分析之。

　　二、環(huán)境保護與基本權利的保障范圍

　�。ㄒ唬┤嗣竦沫h(huán)境保護義務？

　　基本權利的功能主要在防御來自國家的干預，國家本于環(huán)境保護的職責，得對破壞或污染環(huán)境之人采取一定的措施，因而對該等措施相對人的權利構成一種侵害，于此情形下，該等措施的相對人原則上可以本于憲法基本權利規(guī)定予以對抗，換言之，環(huán)保措施相對人的基本權利，適足以構成國家采取環(huán)境保護措施的界限。惟面對國家廣泛而多面的環(huán)保措施，相關基本權利的規(guī)定究竟能夠提供多少程度的保護，則逐漸受到學者的關注，并成為問題討論的焦點[6][6]，其中在憲法理論上最富爭議，而影響層面亦最為深遠的議題是：基于環(huán)境保護的需要，人民是否負有「一般性的環(huán)境義務」（allgemeine Umweltpflichtigkeit），就基本權利的保障范圍（Schutzbereich）而言，此種「義務」所代表的意義是，基本權利的內涵在環(huán)境保護的目的之下，「自始」受有一定程度的縮減，權利的內涵有一部分「自始」應為有利于環(huán)境的決定（Per-se-Vorrangentscheidung fr den Umweltschutz）[7][7].此種說法的邏輯是：如果個人自由權的界限在于不得侵害他人的權利，則當個人的自由影響到他人的權利時，個人權利的行使自應受到限制。準此以言，如果個人的行為破壞環(huán)境者，即非屬行為自由的范疇。例如業(yè)者開設工廠固然是一種職業(yè)自由，受到憲法的保護，惟若使用屬于公眾的環(huán)境介質，如水、空氣或土壤等，其權利的行使即應受到限制，至于該環(huán)境介質是否已經置于國家的管理之下，則非所問。例如，空氣雖然尚未經由公法規(guī)范而置于國家的管理之下，惟空氣并非是個人所有，而是屬于大眾所有，國家本可決定如何來分配使用，對于空氣的使用應視為人民的一種「分享權」（Teilhaberecht），必需經由國家的「給予」，人民方取得「使用的請求權」[8][8].在此種思維邏輯之下，國家對于有害環(huán)境介質的行為，自無容忍之余地，國家當然可以隨時禁止該種污染行為，而毋需任何的合法化事由。換言之，該種行為自始非屬基本權利的保護范疇，對于該種行為的禁止，不必受到「比例原則」的制約，國家亦不負有提出合法化事由的義務，相對地，有意使用環(huán)境介質的人民，反而必須提出使用的正當理由。國家在「分配」環(huán)境介質時，至多僅受到「平等原則」的拘束，國家可以考量各該行為對社會的「有益性」，而禁止毫無益處或益處較小產品的生產與流通。

　　對于此種觀點，吾人應抱持比較審慎的態(tài)度。姑不論將所謂「社會有害性」的行為（環(huán)境污染行為）從基本權利的保障范圍予以抽離，是否合于憲法保障基本權利的意旨，吾人至少必須先回答兩個問題：一是誰來決定何謂「社會有害性」行為？二是「社會有害性」應作如何解釋與理解？其與「社會有益性」之間的差異與分際何在？要言之，在環(huán)境議題之下，何人于何種要件下可以決定何者為人民自由權的范圍？在民主法治國家中，此一問題必須從權力分立原則及民主法治原則的角度，予以審視與回答。

　　按民主法治的憲法國家，其國家權力源自人民，而權力的行使與運作，則分別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為之。而此三權究竟何者得以對所謂「社會有害性」加以定義，不無疑問。一般而言，司法機關（法院）通常系針對具體的爭訟事件予以解決，且須遵守「不告不理」原則，基于此種功能特性，法院通常不會積極對所謂「社會有害性」加以定義。是以，關于自由權范圍的界定，具有關鍵地位者，乃立法機關，亦即直接代表民意的國會。蓋基于法律保留原則，凡屬重要的公共事務，均須以具有一般拘束力的法律為基礎。立法者在界定何謂社會有害性時，實際上系在劃定許可與禁止之間的界線。此項界線在法治國家中，即為國會的法律，此為「法律保留原則」的旨趣所在[9][9].姑不論法律保留的范圍如何，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凡國家對人民權利的干預，均需有法律上的基礎，從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的觀點以言，于此所彰顯的意義是：凡是法律未明文禁止的事情，即為容許。換言之，法律對某種行為若未規(guī)定其對社會有害或有利時，人民可以自由決定是否為之。當然，在環(huán)境保護問題上，一則因環(huán)境品質及狀況變化快速，二則因事涉高度科技的新生事務，故法律難免無法及時跟進而有所規(guī)范，從而經常呈現法律空窗的現象。不過，人民自由權的內涵是否因此而有所改變，則需審慎考量。德國于1989年間曾經發(fā)生一則有關基因工程的爭訟，可供吾人參考。該案涉及一家從事基因工程的設施因申請設立許可而引發(fā)爭訟，由于當時尚乏有關基因工程的法律規(guī)范，Kassel行政法院于判決中認為，在法律就基因工程事項有所規(guī)定之前，人民不得為此種設施的設立[10][10].此項見解隨即遭到學者嚴厲的批評，蓋其將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意旨改為：凡屬法律未明文許可的事項，則屬禁止，而且是透過「法官法」所形成的「絕對禁止」[11][11].事實上，有關基因科技的研究與運用，屬于憲法有關學術自由、工作權（職業(yè)自由）與財產權所保障的范圍，其限制亦需有法律的依據，始得為之，而非可由法官自行加以限制。要言之，基于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本旨，國家行為若侵及（限制）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范圍時，可以視為一種違憲的征兆，從而除非國家能夠提出憲法上正當理由，否則即構成對人民權利的違法侵害，換言之，國家對于限制人民權利的理由，負有「舉證責任」[12][12].而所謂「凡屬法律未明文許可的事項，則屬禁止」的說法，無異是一種「舉證責任的倒置」（Beweislastumkehr），其將形成「推定不自由」的效果，對人民權利保障的周全性，影響甚鉅[13][13].

　　其次，在有關「社會有害性」的判斷問題上，往往因著重點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穿越大武山保護區(qū)興建南回鐵路A6路廊，究竟是對社會有害（破壞自然資源），還是對社會有利（繁榮東部）？又如將臺南縣七股舄湖地區(qū)開發(fā)為工業(yè)區(qū)，究竟是對社會有害（破壞黑面琵鷺的棲息地，影響自然生態(tài)），還是對社會有益（繁榮地方經濟、增加就業(yè)機會）？因其牽涉「環(huán)境保護」與「經濟發(fā)展」熟重熟輕的問題，往往引發(fā)各方利益的沖突，如何取舍，自難遽下斷言。于此情況下，吾人要思索的問題是，此種相互對立利益之間的衡量問題，究應由何人決定？在民主法治國家體制之下，有關利益衡量的決策問題，基本上是屬于立法者的任務，從基本權利理論體系的觀點而言，此種利益衡量的操作，應在基本權利限制的層次進行，而非屬于基本權利保障范圍的詮釋問題。

　　總而言之，環(huán)境利益雖然應為大家所共享，非可毫無限制的處置，套句經濟學上的術語，環(huán)境資源本來就是有限的。然而，將環(huán)境介質區(qū)分為「私用」與「公用」，其是否具備法理上的基礎，以及該種觀念是否會導致人民自由權的全然淪喪，致使基本權利保護機制被破壞殆盡，則值商酌。固然，援引企業(yè)自由為依據而恣意破壞自然環(huán)境，絕非吾人所樂見，惟若基于環(huán)境保護因素的考量，而遽以全盤否定「污染行為」的基本權利性格，恐將破壞整個基本權利的保護體系，尤其是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等保護基本權利的機制[14][14]，其結果不啻使人民喪失獨立且自我負責的主體性，從而被「降格」為環(huán)境保護體系下的「客體」（Objekt）[15][15].尤有進者，此種作法將會使國家使用公權力的機會，相形擴大，從而在政治上或人民心理上產成一種「抑制自我實現」的作用。準此以言，除非憲法定有明文或于法律中有所規(guī)定外，僅基于環(huán)境保護的需要，而要求人民必須負有利環(huán)境的「一般性基本義務」，自與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本旨，有所未合，而為憲法價值體系所不許。為期對問題有更深刻的了解，以下分別從環(huán)境保護與財產權之關系，以及環(huán)境保護與刑法制裁之間的關系，作較為詳細深入的分析。

　�。ǘ�）環(huán)境保護與財產權的內涵

　　在環(huán)境保護與人權保障的沖突問題上，經常被提出來討論的是「財產權」的保障與環(huán)境保護之間的關系[16][16]，此一問題往往是環(huán)保人士與人權論者爭議的焦點。例如環(huán)保人士有理由認為，財產權可能被視為一種支配生物或生態(tài)體系的絕對權，其對環(huán)境生甚為不利；或者財產權的保障意味著私人財產的充分利用以及追求大量的生產，其結果則是自然資源的無盡耗損。反之，主張人權保障的人士或許會抱怨，為了保護生態(tài)體系與自然資源而必須限制環(huán)境的開發(fā)與利用，可能無法滿足人類生存的需要（例如糧食的供應），或可能影響部分人類的生計，例如為了保護亞馬遜河的雨林而完全禁絕開發(fā)，可能影響仰賴砍伐雨林為生的人類，換言之，對于面臨饑餓和窮困的人類而言，其眼前所迫切關切的生存問題，可能甚于長期的生態(tài)平衡問題[17][17].

　　姑不論人權（財產權）保障與環(huán)境保護之間是否僅存在著對立關系（詳后述），在憲法基本權利的理論領域中，值得探討的問題是，財產權保障范圍是否因環(huán)境保護而有所減縮，特別是人民在憲法上是否享有「土地利用權」，向為學者經常討論的課題。

　　以德國為例，部分學者主張，土地的建筑利用權應自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的范圍抽離，而應由國家基于行政法律規(guī)定予以分配[18][18].根據此種說法，建管機關所核發(fā)的建筑許可，并非確認性的行政處分，而系形成權利的行政處分，亦即屬于具有創(chuàng)設性（konstitutiv）的行政處分。于此理論下，土地的建筑利用權被置于法律的規(guī)制之下，進而使憲法上所保障「建筑自由」的內涵受到相當程度的減縮。相對于上開見解，多數學者以土地所有權人的實質建筑自由（Baufreiheit）為出發(fā)點，認為在合乎相關建筑法令所規(guī)定的要件之下，土地所有權人享有向行政機關請求核發(fā)許可（執(zhí)照）的權利，此乃一種憲法上直接所保障的請求權。此種在法律范圍之內利用土地的「權利」，系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例如我國憲法第十五條及德國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句關于財產權的保障規(guī)定），故請求核發(fā)建筑執(zhí)照的權利，系根植于憲法對基本權利的保障，其不僅是屬于財產權的保障范圍，甚至是人格自由發(fā)展的重要要素[19][19].準此以論，「建筑自由」系屬一種憲法概念，其源自財產權（土地）內含得以興建或變更建筑物的自由[20][20].要言之，此項見解系基于財產權與自由權合一的理念，亦即財產權保障的本質，使個人能夠透過財產的利用，在法秩序的范圍內，發(fā)展自我及實現個人自由。此二種基本權利的「內在關連性」彰顯出財產權的功能在于確保個人自由的要素[21][21].為了能夠自由且自我負責的生活，個人需要一個受到憲法保護的財產利用空間。因此，私有財產權可以稱的上是個人自由的表征與前提要件[22][22].若謂財產權的保障具有確保個人自由的功能，則所謂「分配」的想法無異會使自由的體制再度回到過去封建時代或專制時期，且將使人民所有的權利趨向「社會化」，而憲法上對于財產權的存續(xù)保障功能，亦將被淘空殆盡�？傊�，從財產權的制度性保障與存續(xù)保障的觀點以言，財產權僅能經由法律設定其界限，而非能轉化其體質，而使其喪失「自由權」的本質[23][23].

　　就環(huán)境保護的問題以言，在環(huán)境行政體系中所常用的「許可制」，固然是各種環(huán)境保護法律手段中相當重要的一種，然而，所謂「許可」者，基本上應系指國家將「原本屬于人民的（憲法上）權利」交還給人民，而非由國家所「創(chuàng)設」。因此，許可制度的核心意旨應在于：人民得要求國家規(guī)定明確的許可要件，而于人民的申請符合法律所規(guī)定的許可要件時，法律對人民自由權利的限制，即不復存在，從而人民享有核發(fā)許可的權利[24][24].不過，從環(huán)境保護的觀點而言，若干攸關人類生存的重要資源，若任令人民毫無節(jié)制地利用，勢將危及人類的生存空間，故有特別加以保護的必要，就此部分國家應有較大的管理與經營空間。因此，在上述許可制度之外，應容許國家對于重要資源或具有重大危害性的物質加以管制，于此則涉及「原則禁止，例外許可」的問題，而與前者所謂「原則許可，例外禁止」的情形有所不同，換言之，國家（特別是行政機關）對于是否許可一節(jié)，享有較廣的裁量空間，對此國內學者習以「特許」稱之[25][25].此一制度最值得探討的問題是，何種事項屬于「特許」事項？

　　從比較法的觀點以言，在德國的環(huán)境法體系中，屬于此所謂「特許」事項者，主要有二種情形：一是有關水資源的利用，二是有關核能的利用，茲略述如下，以供參考：首先在憲法理論上饒富趣味，而在法制實務上影響深遠者，乃有關水資源利用的問題，特別是有關地下水的使用問題。水資源的利用于德國屬于特許事項，主要系受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著名「濕采石裁定」的影響。本案事實略以：某采石業(yè)者于其所有土地經營采石業(yè)多年，為增加采石之產量，有意于該土地上擴大開采，因涉及地下水之使用，即實施所謂「濕采石」（Na？auskiesung），乃依水利法（Wasserhaushaltsgesetz）第二條第一項之規(guī)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經審查結果，主管機關以該土地位于水源保護區(qū)，采石工作之擴大將危及地下水為由，否準其申請。采石業(yè)者不服，循序提起行政爭訟，遞遭駁回，復轉向普通法院起訴，請求補償。于審理案件中，聯邦普通法院認為，水利法第二條第一項關于地下水使用限制之規(guī)定，未設有補償規(guī)定，似有違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guī)定之意旨，乃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提請聯邦憲法法院審查。聯邦憲法法院于1981年7月15日作成裁定，認為系爭規(guī)定與憲法之意旨尚無不合。于裁判理由中，法院特別指出，土地所有權人對于其土地地下水的利用權能，自始不屬于憲法保障財產權的范圍，從而，地下水的利用系置于國家公法的管理體系規(guī)制之下[26][26].于此憲法裁判的指示之下，德國于修正聯邦水利法時，乃增訂第一a條，其中第三項規(guī)定：「土地所有權人不享有以下權利：1.依本法或依各邦水利法規(guī)定須經許可之水資源利用，2.地面水之開發(fā)」，明白揭示「水資源的利用」非屬土地所有權內涵的意旨；同法第六條復規(guī)定：「水資源之利用如可能影響公共利益，特別是可能危及公共供水，而無法以公法人之負擔或措施予以防止或調和者，應拒絕給予許可或核準」，此項規(guī)定則是明示「原則性禁止」的意旨，且作概括的要件規(guī)定，以使主管機關有較大的斟酌空間[27][27].其次，在核能利用方面，德國原子能法第七條第二項對于核能設施許可的核發(fā)，設有嚴格的規(guī)定，基于核能所具有的高度潛在危險性，一般認為主管機關對于是否核發(fā)許可享有裁量權。

　　反觀我國的情形，憲法第一四三條第二項規(guī)定：「附著于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利用之天然力，屬于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即明白揭示「礦產」與「天然力」非屬土地所有權范圍的意旨。而在一般法律方面，礦業(yè)法第一條規(guī)定：「中華民國領域之礦，均屬國有，非依本法取得礦業(yè)權，不得探采」；同法第三十四條復規(guī)定：「經濟部或省（直轄市）主管機關，認為礦業(yè)申請有妨礙公益或無經營之價值時，得不予核準。經濟部為探勘礦產調整礦區(qū)或調節(jié)產銷時，得指定某區(qū)內之礦，停止接受申請」，由此可知，礦產非屬人民財產權的范圍，從而國家對于礦業(yè)權的核給享有廣泛的裁量權[28][28].另水利法第二條規(guī)定：「水為天然資源，屬于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又同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guī)定：「水權之取得、設定、移轉、變更或消滅，非依本法登記不生效力」，亦屬適例，可資參照。

　　于此應指出者，有關自然資源的「國有化」，若于憲法中有所明定時，因具有憲法的授權，故在法律上為此等規(guī)范，并不生憲法上的疑義。惟于憲法無明文規(guī)定時，立法者能否任意將環(huán)境介質從財產權的內涵予以抽離，則有審酌的余地。尤應強調者，自然資源的「國有化」在憲法權利保障體之中，應屬一種例外情形，不宜將之一般化，否則將回到過去警察國家的體制，且可能破壞自由市場的經濟體制及企業(yè)自由化的基本原則。固然，現代環(huán)境政策的發(fā)展趨勢，系著重于環(huán)境資源的操控與管理，并且運用經濟學上的原理與方法，嘗試將外部成本內部化[29][29]，各種環(huán)境特別捐（公課）的運用，即是顯著的例證。不過，由于環(huán)境介質的特性與影響范圍，或有不同，例如是否能把水資源利用的思想，運用到如空氣污染或噪音管制等公害防治之下，尚有待研究，故所謂自然資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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