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霸權主義與法律民粹主義

法律霸權主義與法律民粹主義 　　我認為，發(fā)展中國家在法制現代化過程中，一要警惕西方的法律霸權主義，二要防止國內的法律民粹主義。

　　所謂西方法律霸權主義，是指某些西方發(fā)達國家依仗自己經濟實力的優(yōu)勢，利用自己搶先制定法律規(guī)則的有利條件，不顧發(fā)展中國家的國情，硬把一些國際法規(guī)則強加給發(fā)展中國家，使發(fā)展中國家成為某些西方發(fā)達國家操縱的法律規(guī)則的奴隸，“合法”地剝削壓迫發(fā)展中國家。西方的法律霸權主義主要有兩大表現：

　　第一，否認發(fā)展中國家的法制現代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進程，利用各種手段逼迫發(fā)展中國家在主客觀條件根本不具備的情況下，采用適宜、有利于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某些法律規(guī)范。例如，在中國恢復關貿總協定創(chuàng)始國地位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進程中，某些西方國家無視我國現階段經濟水平，要求中國提前從發(fā)展中國家隊列中“畢業(yè)”，承擔發(fā)達國家在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中承擔的義務。歐美發(fā)達國家要求中國承擔額外義務，如在總協定和世貿組織有關協定本身已有相應規(guī)定的情況下，某些西方國家卻針對中國單獨搞一個特殊條款，作為個案處理；美國堅持要中國以發(fā)達國家身份加入WTO.這些要求顯然過于苛刻，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加入世界市場的過程是一個漸進性的過程，而西方發(fā)達國家卻否認這一事實。然而，西方國家的經濟全球化和法制現代化卻是長期演進的結果，并非一步完成。例如，作為經濟全球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金融全球化的發(fā)展過程就曾經歷過三個階段。一是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的間接的金融國際化階段；二是始于1979年至1981年的金融自由化和取消管制階段；三是始于80年代中期的套利的普通化和“新興市場”的加入。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現代法治的核心，然由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開始的“第一代人權”，并不包括婦女在內，西方國家婦女取得與男子相同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的事。西方的第一代人權也把有色人種排斥在外，所以歐洲那些通過資產階級革命而強大起來的國家都派兵侵略、屠殺亞洲人、非洲人、拉丁美洲人。1966年美國參與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起草工作，但美國長期拒不簽署。拖了26年，美國才參加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同時又作了15條“保留”，實際上把該公約的主要內容都否定了。至于《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美國至今不肯加入。其理由主要是：這兩個人權公約與美國的國內法有抵觸，而美國實行“國內法高于國際法”的原則，但美國經常以“人權無國界”、“人權高于主權”、“國際法高于國內法”的理由對其他國家的所謂人權問題加以干涉。為什么西方國家都是逐步推進法制現代化，而對發(fā)展中國家都要求一步到位呢？這就是法律霸權主義。

　　第二，西方法律霸權主義的另一表現就是以法謀私。西方發(fā)達國家明明知道發(fā)展中國家科學技術不發(fā)達，沒有多少知識產權需要保護。然而，它們卻揮舞保護知識產權的大棒，苛刻地要求發(fā)展中國家引進、采用西方科技成果付出巨大的代價。美國不僅要求中國對營利性的侵犯計算機軟件發(fā)明權的行為予以法律制裁，還要求中國對非營利性的、善意取得計算機軟件使用權的最終用戶亦給予法律制裁，美國等西方發(fā)達國家實際上就是利用他們占優(yōu)勢的知識產權來扼制不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權。這就如同“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規(guī)定對百萬富翁是護身符，而對一無所有的勞苦大眾卻毫無意義。

　　當然，我們在警惕西方法律霸權主義的同時，也要防止國內的法律民粹主義。所謂法律民粹主義，這里指的是拒絕借鑒西方資本主義法律文明成果，迷信國粹、盲目排外的思潮，發(fā)展中國家始終存在迎接現代化和拒斥現代化兩種力量的對抗。拒斥現代化的實質就是過分地把現代化成果西方化，忽視雖由西方人首創(chuàng)、但屬于全人類共享的法律文明成果的普遍性，以狹隘的民族性排斥文明的全球性，以歷史的特殊性否認歷史的共性，最終結局必然是自絕于現代人類文明。湯因比《歷史研究》指出人類社會雖出現過26種文明單元，而迄今尚存者已為數不多。所以然者何？蓋因不識時務，被歷史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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