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下）

論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下） 　　四、守“等級”

　　董仲舒認為，在治國安邦的管理活動中，只有“以義正我”、“以仁安人”并教化百姓，仍不足以完整全面地建立一個大一統(tǒng)的和諧安定社會，還必須要有“硬性”的管理規(guī)范。而發(fā)展到他那時的歷史的經(jīng)驗和理論傳統(tǒng)使他認識到-一個和諧安定的理想社會只能是一個嚴格的等級制社會。遵守等級制度本身也是董仲舒所講“義”的要求之一，但它作為一項倫理制度規(guī)范，又與單純作為思想教化的道德之“義”有所不同。相比完全出于自覺性、誘導性的道德和教化之“義”，遵守等級制度之“義”帶有更多的強制性，至少是一種規(guī)范和禮的制度。董仲舒所講的等級規(guī)范有兩種。

　�。ㄒ唬┥鐣�人倫關系中的等級規(guī)范

　　董仲舒所講的等級，開始是作為一種純粹人倫關系上的道德規(guī)范，這就是“三綱”。他明確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思想，并附會上陰陽之意和天意來進一步論述其尊卑關系。他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保ā痘�義》）其間的關系是“陽尊陰卑”（《陽尊陰卑》），即臣民必須服從君主的統(tǒng)治，兒子必須服從父權的統(tǒng)治，妻子必須服從夫權的統(tǒng)治，這樣才有“國”和“家”的和諧與秩序可言。他還說：“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基義》），“《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重政》），“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zhèn)鳌罚�因此“三綱”是不能隨意改變的。

　　三綱是實現(xiàn)董仲舒理想社會等級秩序的總綱，是他最為欣賞的人倫等級基本公式。三綱概括了人們生活中最主要的社會關系，在這三種關系中，父子、夫婦關系是基礎，這種對家族宗法倫常關系的強化，是與自給自足的家庭小農(nóng)經(jīng)濟相適應的。董仲舒認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關系就是家庭倫常關系的擴大，國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關系是相同的。倡揚維護尊卑貴賤等級秩序的禮，是儒家的一貫傳統(tǒng)，“禮治”的根本任務就是要維護等級制。

　�。ǘ�）社會經(jīng)濟關系中的等級倫理規(guī)范

　　董仲舒主張用等級秩序來制約和規(guī)范人的求利活動，這樣的等級規(guī)范就不是上述那種純粹的道德準則了，而已變成一種經(jīng)濟倫理規(guī)范，雖然它的調(diào)節(jié)對象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但重點卻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jīng)濟關系和人的經(jīng)濟行為。社會經(jīng)濟關系中的等級倫理，并不完全等同于三綱的內(nèi)容，它反映的是不同階層（集團）之間的經(jīng)濟利益關系，但它以“三綱”為基礎，明確上下、尊卑、貴賤的利益等差秩序，因此與“三綱”中的三種關系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

　　前文已分析過，董仲舒是根據(jù)人性求利這一客觀情況而提出教化主張的；同樣，他的社會經(jīng)濟關系中的等級倫理思想也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等級規(guī)范與教化在功能作用、目標上有異曲同工之處。

　　重視等級倫理規(guī)范是先秦儒家的一個傳統(tǒng)。荀子曾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避髯诱J識到若在蕓蕓眾生的求利活動中有一個“度量分界”，就能抑制爭奪。而他認為“禮”就是調(diào)節(jié)物欲的“度量分界”，所以要“制禮義以分之”，使“貴賤有等，長幼有序，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禮論>》。儒家“以禮治國”的思想源于周禮，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以禮作為“經(jīng)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傳。隱公十一年》）的根本大法。周禮和儒家之禮包括了治理國家的各個方面，而等級之禮是其重要內(nèi)容，它是把宗法等級關系制度化、禮儀化、規(guī)范化，形成一種外在的禮制規(guī)范�？鬃又鲝垺盀閲�以禮”（《論語。先進》），治理國家必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不知禮，無以立也�！保ā墩撜Z。堯曰》）孟子也認為，如果沒有等級禮制來規(guī)范調(diào)節(jié)人們的求利行為，則“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以等級之禮來約束求利行為這一點上，董仲舒忠實地繼承了先秦儒家的觀點。他認為人性是好利的，萬民求利“如水之走下”（《董仲舒?zhèn)鳌罚�，“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jié)”（《董仲舒?zhèn)鳌罚�，“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天道》）。因此如不用禮制對人們的求利行為加以規(guī)范，就無社會的和諧安定可言。而且他認為，等級禮制的作用不僅僅是要防治人們的爭利動亂行為，它還是滿足人們欲望之情的手段；如果不滿足人們的欲望之情，社會也同樣沒有安定可言。因此他說：“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天道》），“禮者……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nèi)遠近新故之級者也”（《奉本》）。統(tǒng)治者必須“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董仲舒?zhèn)鳌罚�，“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位者也�！保ā锻醯馈罚�

　　對于國家官吏的求利行為，必須“以義”正之，對于老百姓的求利行為，必須用教化進行節(jié)制。除此之外，董仲舒認為無論是國家官吏或是老百姓的求利行為，都必須將其置于等級制的規(guī)范之中，只有符合等級規(guī)范的、即按等級制規(guī)定所應有和許可的求利行為才是道德的，否則就是不道德的。這種不道德的求利行為必然是對社會和諧秩序的破壞，必然造成動亂和紛爭。因此遵守等級之禮被他提升到了“義”的高度，并且認為是最大的“義”，“大義不越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精華》），“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職”，“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職明矣”（《盟會要》），“禮重于身”（《楚莊王》）。遵守等級禮制重于求利行為本身，因此“君子篤于禮，薄于利”（《王道》），“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天道》）。他說“春秋有經(jīng)禮，有變禮”，“經(jīng)禮”是不能改變的，“變禮”可以隨機應變，而等級制經(jīng)濟倫理規(guī)范就是不可變更的“經(jīng)禮”。作為統(tǒng)治者必須“明乎經(jīng)變之事，然后知輕重之分”（《玉英》），“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精華》）

　　董仲舒把“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看作是“眾人之情”（《度制》）。認為富人雖然不盜，但卻能憑“富貴之資”驕矜自勢，橫行霸道。因此在他看來，造成爭亂的不僅是生活不下去的大貧之人，還有那些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大富之人。這是一個比荀子更有見地的思想。他說，圣明的君主正是洞察到這種“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度制》），“別內(nèi)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楚莊王》）。

　　事實上，董仲舒是把社會人倫關系中的等級規(guī)范移植到了社會經(jīng)濟關系中來，從而形成社會經(jīng)濟關系中的等級規(guī)范。就拿“三綱”的基本內(nèi)容-父子、夫妻的家庭倫常關系來說，他認為一個家庭之所以會和睦無爭，就是因為有固定的父子、夫婦之倫的慈敬關系。因此在社會經(jīng)濟關系中，也必須確立一種象家庭倫常那樣的人倫等差關系，使每一類人以至每個人的所得都有道德上的明確規(guī)定，這樣人們就不會為物質利益去爭奪撕殺了。如果“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shù)不能相足，故苦貧也”，因此如要以亂為治，以貧為富，就“非反之制度不可”。如果“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那么“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就會“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這樣動亂和紛爭就難于避免了，“是世之所以難治也”（《度制》）。董仲舒畢生研究《春秋》大義，他認為無論是在社會的政治、人倫、經(jīng)濟等各種關系中，《春秋》最敬重的是“名分”，最反對的是“僭越”。按照《春秋》的規(guī)定，“親有尊卑，位有上下”，上不能侵下，下也不能侵上，必須各守其位，“各死其事”而“事不逾矩”（《五行相生》）。只有“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xiāng)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英明的統(tǒng)治者必須“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度制》）。若“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shù)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為治，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度制》）

　　董仲舒極力提倡以等級規(guī)范來約束人的求利行為，這跟他主張以教化來約束人們的求利行為一樣，其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制止和消滅人的物質欲望。雖然他認為“民之情，不能制其欲”，求利若流水，但也必須要逐漸地“使之變化，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這種等級制規(guī)定并“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當然他也講節(jié)制欲望，并且他講等級經(jīng)濟倫理多以節(jié)欲論的形式出現(xiàn)，如他說“節(jié)欲順行而倫得”（《天地施》）。但要節(jié)的是按等級制規(guī)定所不應有的非分欲望，而對符合等級規(guī)范的欲望并不是要“節(jié)”、“奪”，而是要“安”。他說圣人治理國家，是“因天地之情性，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diào)五聲，以誘其耳目”，但“使之有欲，不得過節(jié)，使之敦樸，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其足”（《保位權》）。因此等級制規(guī)定不僅不是要消滅人的物質欲望，而是主張在自己所立足的等級層次上充分地享有其應得的經(jīng)濟利益。

　　“大富則驕，大貧這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圣者則于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由于大富或大貧都會導致橫行紛爭，因此董仲舒立了兩條原則：“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yǎng)生而不至于憂”，并主張“以此為度而調(diào)均之”，以達到“財不匱而上下相安”（《度制》）�！罢{(diào)均”就必然要“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但基本的標準仍然是“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基義》），從而避免“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 （《董仲舒?zhèn)鳌罚┑臉O富極貧兩極分化局面。他講的“調(diào)均”、“利可均布”，并不是要人人平均、絕對平均，而是一種等級制“平均”，即人們只能追求按上下、尊卑這種等級制占有關系所應得的利益，而對這些應得利益則應給予充分滿足。而且社會經(jīng)濟關系中的等級不是按貧富的經(jīng)濟地位來劃分，而是按上下尊卑關系來劃分，因此“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財”，必須“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chǎn)人徒有數(shù)，舟重甲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襲之度”（《服制》）。他認為社會國家就是通過這種等級制的利益“調(diào)均”、“均布”，從而達到有序、和諧與安定的。

　　五、行“仁政”

　　在國家管理活動中施行“仁政”也是儒家的傳統(tǒng)思想，孟子曾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保ā睹献印ｋx婁上》）董仲舒認為，只是做到以義正我、以仁安人、勸人為善、遵守等級秩序還不行，還必須把德治、仁政落實到國家的政策行為中，使德治對于老百姓來說是具體可感的、實惠的，這樣一個具有良好風氣的和諧安定社會才能最終形成。在董仲舒的著述中，從當時的具體實際情況出發(fā)，他所主張的“仁政”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

　�。ㄒ唬┫�除苛政、暴政

　　董仲舒總結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認為：“圣人者貴除天下之患”，“天下者無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舉，禮樂興�！保ā睹藭�要》）“患”是什么呢？從東周封建生產(chǎn)方式的產(chǎn)生直到西漢中期趨于鞏固的整個歷史階段，老百姓最大的“患”就是苛政與暴政。他認為苛政、暴政的禍患無窮，就是老百姓的作惡犯法行為，也多半是被苛政、暴政之患逼迫出來的，因此必須消除苛政、暴政。如果苛政、暴政盛行，那么不管怎樣施教化也是起不了作用的。

　　什么是苛政和暴政呢？苛政是指國家繁重的賦稅徭役（在下文“不與民爭利”中論述）。

　　在董仲舒的論述中，暴政有兩種。不施教化，而用過重的刑罰，這是暴政之一。他認為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設賞以勸之”、“設法以畏之”（《保位權》）都是必要的，但必須“賞不空施，罰不虛出”（《保位權》），必須要有可賞可罰的事實根據(jù)，勸、畏都要有具體的表示，而且必須有確定的標準。針對罰，他說：“以畏罰而不可過也�！保ā侗Ｎ粰唷罚┻@里的關鍵是“不可過”，過了就是暴政了。

　　暴政之二是戰(zhàn)伐。“春秋愛人而戰(zhàn)者殺人”（《竹林》），因此爭戰(zhàn)是違背德治、仁政的。他認為，過重的賦稅徭役等苛政“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他痛斥道：“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zhàn)伐之于民，其為害幾何！”他認為《春秋》最痛恨的，就是不倡揚德治，而以武力征服人，“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春秋愛人而戰(zhàn)者殺人”（《竹林》）。他主張對那些不歸順者應“仁義以服之”，“此春秋之所善也”；如果“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zhàn)伐為之，此固春秋之所疾已，皆非義也。”（《竹林》）但董仲舒也不是簡單地一概反對戰(zhàn)伐，因為在他看來，戰(zhàn)伐里邊也還有義和非義、道與非道之分。例如“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這些都是“有道伐無道，此夫理也”（《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

　�。ǘ�）“不與民爭利”

　　“不與民爭利”是董仲舒仁政思想的主要內(nèi)容。西漢中期的漢武帝時代，隨著封建國家中央集權專制政權的鞏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確立以及國家輕重政策的實施，封建國家與社會各方面在經(jīng)濟領域中“與民爭利”的現(xiàn)象越來越嚴重。國家、食祿者和地主與民爭利，受害者自然是“民”。有權、有勢、有錢者憑借其權力地位和資財，“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老百姓沒有力量與他們競爭，而爭利者們又“務此而亡已”，其結果必然是“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董仲舒?zhèn)鳌罚�。思想敏銳的董仲舒細致地觀察和分析了“與民爭利”這個十分突出和嚴重的社會問題，并針鋒相對地提出以下四點“不與民爭利”的思想和政策主張。

　　1、“鹽鐵皆歸于民”

　　這個思想和政策主張是針對國家與民爭利的情況而提出的。國家與民爭利，首先是指封建國家直接從事工商業(yè)活動與民爭利。這里的“民”主要是指工商業(yè)者。董仲舒提出國家必須脫離直接經(jīng)營的工商業(yè)活動，不應“顓（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漢書。食貨志上》）。他認為國家直接從事這樣一些最易贏利的工商業(yè)活動，既違背了“義”、“禮”，又侵害了人民的謀生之路，因此必須“鹽鐵皆歸于民”（《漢書。食貨志上》），讓民間工商業(yè)者來從事這些經(jīng)營活動。

　　2、“薄賦斂，省徭役”

　　國家與民爭利的另一個表現(xiàn)，是封建國家財政上的榨取太重，即他所說的“賦斂無度以奪民財”（《五形相勝》），“田賦、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漢書。食貨志上》）。再一個表現(xiàn)是徭役過度，“多發(fā)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五形相勝》），徭役之征更勝于租稅，是“三十倍于古”（《漢書。食貨志上》）。董仲舒認為，封建國家繁重的賦稅徭役負擔使人民無法忍受，這是違背以“義”化民的倫理主張的，并且還會逼使老百姓做出背義、犯禮的行為。他稱贊“古者稅民不過十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他批評秦漢時期的苛政“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yè)”（《董仲舒?zhèn)鳌罚�。他闡發(fā)《春秋》大義說：“春秋之法，兇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竹林》）。從維護倫理規(guī)范、減輕人民負擔和發(fā)展生產(chǎn)的角度出發(fā)，他明確提出了自己的仁政主張：“勸農(nóng)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十一之稅”（《五行順逆》），“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漢書。食貨志上》）。

　　3、“受祿之家”應該“食祿而已”

　　這個政策主張針對的是封建官吏和諸侯王等“食祿者”經(jīng)營工商業(yè)和兼并土地與民（小農(nóng)）爭利的情況。董仲舒明確指出當時那些依靠國家俸祿過活的人，“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還要“乘富貴之資力”，來“多其牛羊，廣其田宅”（《董仲舒?zhèn)鳌罚�。這些人利用政治特權和手中的經(jīng)濟實力，滲入工商業(yè)界從事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買賣侵占土地，這在董仲舒看來是最不得人心的。封建國家從事這些經(jīng)濟活動，多少還是為了國家的公利，國家公利也是儒家“義”的一部分，只不過儒家倫理是反對從“與民爭利”這種不義之途去獲取國家利益罷了。因此國家的與民爭利對義的損害還不是那樣嚴重。而封建官僚和諸侯王等則不然，這些人完全是從私欲出發(fā)而追求私利，他們的行為不僅赤裸裸地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徹頭徹尾地破壞了仁義禮的規(guī)范。但這些人是一股強大的“與民爭利”勢力，他們不但下侵民利，而且對上懷著覬覦之心。董仲舒深知這股勢力的厲害性，任何制裁他們的國家政策都很難湊效。因此他只能用道德主義的說教，奉勸那些“受祿之家”，既已通過國家財政的渠道取利于民，從而享受國家的俸祿，就不要再“與民爭利”，應該謹守等級，“食祿而已”（《董仲舒?zhèn)鳌罚��?br>
　　4、“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土地兼并一直是整個封建社會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在西漢中期已經(jīng)很突出，兼并的勢力主要是封建官吏、豪強地主和商人等。在董仲舒的時代，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經(jīng)確立。董仲舒說：秦“用商秧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漢書。食貨志上》），可見土地買賣是土地兼并的重要手段。董仲舒尖銳地指出土地兼并的結果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書。食貨志上》），“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極愁苦，窮極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此民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董仲舒?zhèn)鳌罚�。董仲舒描寫當時腳下無寸土、無以聊生的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書。食貨志上》），可見土地兼并這一“與民爭利”給老百姓所帶來的貧困慘狀。董仲舒對井田制懷著無限惋惜之情，但其實現(xiàn)已經(jīng)根本不可能。因此盡管面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嚴重土地兼并局面，他也沒象孟軻那樣直接提出制井田的主張。他說，“古井田法雖難卒行”，但“宜少近古，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漢書。食貨志上》）。他只是提出限田的主張，并不寄希望于“難卒行”的井田制，可見還是想立足實際，可行地解決現(xiàn)實存在的問題。

　　董仲舒的“限田”思想和政策主張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著名中國經(jīng)濟思想史學家趙靖教授認為“董仲舒經(jīng)濟思想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他對土地兼并的揭露和批判。他是中國經(jīng)濟思想史上最先論述了土地兼并問題的根源及其危害，并且為限制土地兼并而提出了限田主張的思想家�！保�6］

　�。ㄈ�）“與民爭利”的道德危害性

　　董仲舒把“不與民爭利”看作是一種仁政、德治，是因為他不只是從經(jīng)濟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而是著重從道德上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從道德的角度，比較深入地論述了“與民爭利”對封建（儒家）倫理規(guī)范的巨大危害性。

　　1、“與民爭利”損害了“義”。

　　董仲舒在義利關系問題上總的傾向是重義輕利的，而且“義”首先是對人君和統(tǒng)治集團人們的要求，“皇皇求仁義�？植荒芑�民者，大夫之意也”（《董仲舒?zhèn)鳌罚�。而現(xiàn)在國家和食祿之君子們赤裸裸地與民爭利，不就明目張膽地損害了“義”嗎？在董仲舒去世后二十余年舉行的鹽鐵會議上，文學賢良等儒生們繼承他的觀點也說：“食祿之君違于義而競于利。”（《鹽鐵論。錯幣》）把二者對舉，可見“競于利”就必然“違于義”。

　　反對食祿之君背義爭利本是儒家的傳統(tǒng)思想，不過在先秦時期，“與民爭利”問題還沒有象西漢中期那樣遍布于各個經(jīng)濟領域。孔子曾經(jīng)聽說臧文仲之妾織蒲，就指責這是一種不“仁”的行為，之所以不“仁”，就是因為其奪民之業(yè)、與民爭利。而董仲舒也舉了一個與這故事完全表達同一思想的例子：魯國宰相公儀休回到家里看見妻子織帛，就氣憤地把妻子趕出家門；吃飯時有葵菜，又氣憤地把家里種的葵菜全拔掉了。公儀休認為自己已經(jīng)吃了國家的俸祿，還同織女、菜農(nóng)爭利能行嗎？董仲舒高度贊揚公儀休的行為合乎“義”，認為君子行仁講義之大事，“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董仲舒?zhèn)鳌罚��?br>
　　董仲舒還進一步指出，統(tǒng)治階層的人們求財利、與民爭利，不僅直接踐踏和損害了“義”，而且還是老百姓犯法作亂，也跟著爭利害“義”的原因。他說，由于“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于是“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度制》）。這是因為，一方面與民爭利妨害了人民的謀生之路，使其生活無著，就會偷盜無所不為。另一方面，食祿之君“忘義而殉利”破壞了“化民”的大事，“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玉英》）。因此“與民爭利”本身就帶了違背仁義的壞頭，從而使老百姓思想上受到壞影響，加之經(jīng)濟上斷絕生路，就必然要“去理而走邪”了。

　　2、“與民爭利”破壞了等級倫理規(guī)范。

　　按照董仲舒的等級制經(jīng)濟倫理，每類人以至每個人的立足點都是被等級之網(wǎng)固定著的，人們只能在自己所應有的、所立足的位置上去付出和獲取。下不能超越等級侵占上的利益，這是毫無疑義的；而董仲舒尤其強調(diào)的是，上也不能侵占下的利益。在董仲舒看來，食祿者與民爭利，這是上級爭奪下級的利益，因此破壞了等級名分。他認為，和諧等級制的主要危險來自上層等級。這些富貴之人有政治特權和經(jīng)濟力量兼并貧弱者，他們的“下侵”行為不僅本身直接破壞了等級秩序，而且百姓的違禮犯法行為也是受他們“下侵”行為的影響和逼迫出來的�？梢娫谏险吲c民爭利的“下侵”行為跟害“義”行為一樣，在倫理上犯了雙重的錯誤。

　　董仲舒說：“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居“君子之位”則當為“君子之行”即“義”；若“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即求利，“其禍患必至也”（《董仲舒?zhèn)鳌罚�。他講的“禍患”，一方面是指由于“與民爭利”行為對等級秩序的破環(huán)，必然也將會破壞理想的和諧有序社會。另一方面是指由于對等級制度的破壞，從而影響社會的安定，導致社會動亂，最終也必然危及統(tǒng)治階級的政權地位。因此董仲舒極力勸解各種食祿者包括帝王人君，必須安守其位，重義輕財，不能只為了眼前利益而破壞等級秩序而與民爭利，從而犧牲國家的長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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