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的人倫精神——關于“安提戈涅之怨”的法理思考

論法的人倫精神——關于“安提戈涅之怨”的法理思考 　　安提戈涅是古希臘著名悲劇作家索富克勒斯塑造的一個女英雄的文學形象。在《安提戈涅》這一文學作品中，普雷尼克（安提戈涅的兄弟）因犯叛國罪，觸犯了國家的法律，被禁止埋葬。安提戈涅基于血緣關系和最基本的倫理，冒著生命危險，挑戰(zhàn)城邦的法令，按當時的儀式埋葬了她的兄弟，她的理由就是：她埋葬自己的兄弟只是違反了克瑞翁（國王）的法律，而不是那種更高的法律，這種最高的法律，“它們既不屬于今天，也不屬于昨天，永恒地存在著�！薄八鼈冇啦幌�亡，也無人知道它們何時起源。”但結果她還是受到了克瑞翁的嚴懲。但安提戈涅的形象卻作為了一種符號，代表公民基于人倫精神和天理良心來對抗國家的實證法，她對城邦法的控訴在西方法學中被稱為“安提戈涅之怨�！闭\然，從我們今天法治國家法律至上的價值理念來看，對安提戈涅的嚴懲似乎是必要的，任何公民違反了法律，理應受到處罰，這才能維護國家的法律權威和司法權的有效行使。但是，如果加以仔細考量：我們的法在確立其自身權威的同時，是否還應當包容公民基于人性而生的人倫情感呢？法是否應對公民普遍的道德情感予以尊重呢？

　　法的人倫精神：歷史由來及表征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社會是以自給自足的封閉的自然經(jīng)濟為主導的，一個個的小農(nóng)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在這種小農(nóng)家庭里，以長幼尊卑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寶塔形的等級結構，而維持這一等級結構穩(wěn)定的準則便是倫理的制度及觀念，而中國古代社會的國家政權架構，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家族結構的摹擬和放大。統(tǒng)治階級基于其維護統(tǒng)治和治理國家的需要，自然地選擇這種倫理化的制度和觀念作為其最好的精神武器，并大力予以提倡和實踐，使之納入立法和司法之中。臺灣學者李鐘聲曾說：“我國的法律制度本于人倫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體系，所以是倫理的法律制度。”1這就直接指出了中華法系法律制度的倫理化性質。而要探究中國古代法的人倫精神，可直接追溯至一直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儒家倫理法思想。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仁者愛人”是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原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忠恕之道”等都是這一原則的具體體現(xiàn)；孔子提倡“禮治”，一再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制度，而且，他把“禮”和“仁”結合起來，形成了“德治”思想，主張“以德去刑”和“無訟”，創(chuàng)設了一套以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禮”的秩序的倫理法體系；至西漢，董仲舒集儒學之大成，以儒家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學說和法家某些思想成份，創(chuàng)造了一套為加強封建專制的法律理論。他的“三綱五�！弊鳛橐环N進入理想化的人的生存境界的程序設計，密切地聯(lián)系著儒學一貫的古典人文主義精神，昭告著對一種保有和諧的人倫秩序的理想社會秩序的強烈愿望。2統(tǒng)治者繼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此形成了統(tǒng)治中國達兩千年之久的封建正統(tǒng)儒家思想。瞿同祖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古代法律可說全為儒家的倫理觀念和禮教所支配�！�3法律倫理性表現(xiàn)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以倫理的儒家思想為指導原則的古代法律制度體現(xiàn)了鮮明的人倫精神。容隱原則可為其鮮明的佐證。

　　容隱原則是法的人倫精神在中國古代訴訟制度中的具體體現(xiàn)，它在歷朝歷代的法律中都有所規(guī)定。系統(tǒng)提出這一原則的第一人是孔子，他曾就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之事表示不同于告父者的意見，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4至漢代這一思想被確立為一項重要的司法原則。漢宣帝曾專門下一詔令，稱“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于首匿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5，這一詔令從人類親情的本性出發(fā)解釋容隱制度的形式，正面肯定妻、子、孫為夫、父、祖隱在法律上的正當性（如同我們通常所講的“賦予合法權利”），認為基于血緣、親情、人倫，容隱之行是出于天性，不可違之且不為罪。在《唐律》中關于容隱的規(guī)定，形成了一個較完備的規(guī)范系統(tǒng)�！睹�例律》中對容隱制作了直接的規(guī)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睘槭怪�得以落實，《唐律》中還作了相關規(guī)定，由此，不僅容隱的范圍擴大了，而且“謀匿犯罪的親屬，即使是漏泄其事或通報消息給罪犯，使之逃匿也是無罪的�！狈�律在此體現(xiàn)了對人倫的較大程度的寬容。至清末民國時期，變法之后，親屬容隱制度仍然被保留了下來�！皬摹洞笄逍滦搪伞返矫駠�刑法，先后保留了為庇護親屬而藏匿人犯及湮滅證據(jù)不罰，放縱或便利親屬逃脫減輕處罰，為親屬利益而偽證及誣千免刑，為親屬頂替自首或頂替受刑不罰，為親屬銷贓匿贓得免罰，有權拒絕證明親屬有罪，對尊親屬不得提出自訴等規(guī)定�！�6這些規(guī)定，從人所固有的惻隱、是非等天性出發(fā)，以人為本，注重人之倫常，是人倫精神在法律制度中的直接體現(xiàn)。

　　另外，歷代統(tǒng)治者中省刑罰、薄賦斂、以民為本、體恤民困的統(tǒng)治思想亦不在少數(shù)，那些為政以德、安人養(yǎng)民、恤刑慎殺的較為寬平的立法傾向不可否認是為其維護權位、鞏固統(tǒng)治服務的，但也表明他們已能較充分地認識到民眾作為主體的價值與意義及其人格尊嚴的權利，透發(fā)了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因素和人倫精神。

　　以上文所及為佐證，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律制度由于其形成的特定的經(jīng)濟、政治及歷史文化條件，表現(xiàn)出了顯而易見的倫理化傾向，對人倫關系的法律保護成為其基本的法價值理念。

　　法的人倫精神：現(xiàn)代命運及緣由

　　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終于擺脫了古代的樊籬而走向近代化和現(xiàn)代化，與此同時，中國傳統(tǒng)的法律文化逐漸式微，走上了現(xiàn)代化的歷程。對于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我國絕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體系過時，品性尚存；整體腐朽，局部可取。”而法律制度最終必以人為目的，強調以人為本位，也就意味著法律本身應當體現(xiàn)并實踐著對人的本性的尊重和理解，對人的價值和權利的肯定和維護，從這一層面上來看，基于人性而生的倫理關系無論是在古代社會，還是現(xiàn)代社會，都應予以保護，而法律制度之于人倫精神的關注無疑應當成為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可取的品性和局部”之一。比如，那和諧的以父慈子孝、夫剛妻柔為特征的社會人生模式，是自然經(jīng)濟條件下人性需要的健康流露，即便在現(xiàn)代文明條件下，也依然保有自己的特殊魅力。

　　然而事實上，由于諸多原因，我國現(xiàn)行法律制度特別是地方制定的法律法規(guī)都往往漠視了法的人倫精神。僅就容隱原則來說，我國新刑法第310條規(guī)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這表明無論什么人施窩藏、包庇行為，皆應受到處罰，而不管他與犯罪嫌疑人是何種關系，即便是直系血親也應一視同仁。從人之倫常的角度出發(fā)，這樣的要求未免有些苛刻。與之恰成比照的是，對法的人倫精神的關注這一中國特有的價值理念卻在當今世界其它許多國家的法律制度中有所體現(xiàn)。仍以容隱原則為例，德國、法國、日本等一些國家的現(xiàn)行法律中都有有關直系血親或配偶窩藏、包庇罪不予處罰或免除處罰的規(guī)定。例如：《法國刑法典》在第434—1條第一款規(guī)定了窩藏罪，緊接著第二款又規(guī)定了例外情形，即下列人員不屬于前款之列：1、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直系親屬、兄弟姐妹以及這些人的配偶；2、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配偶或眾所周知與其一起姘居的人。同樣，在第434—6條規(guī)定包庇罪之后，也附加了排除處罰的情形。也就是說，在法國，近親屬間、夫妻之間施窩藏、包庇行為，不受刑法處罰。英美法中雖無類似之規(guī)定，但英美證據(jù)法也有“夫妻互隱”和“神父為告者隱”等關涉?zhèn)惱淼奶厥庖?guī)定。法對親倫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包容幾乎成了當今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而在其淵源地的中國卻已銷聲匿跡，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依筆者來看，我國現(xiàn)行法律制度之人倫精神的匱乏和荒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法治理念漸入人心的今天，再去固執(zhí)地強調人之倫理、世之倫常極易被視為封建主義的東西，在現(xiàn)代化的旗幟下，“要把這些封建殘余掃除得干干凈凈、不留痕跡。”它們自然也就難免遭受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的噩運。二是立法者觀念的偏差。長期以來，我們的法律更多地是強調個人對于國家的服從，以社會本位淹滅個體獨立，要求個人承擔對國家和社會的義務和責任，而往往忽略人之為人的基本權利要求。在這種法律文化結構中，個人是微不足道的。這種觀念對于立法的影響恐怕不是一日兩日就可以消除的。第三，立法者在法律制定中的浪漫主義情懷人為地割斷了歷史，造成傳統(tǒng)的斷裂。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極端注重倫常綱紀的社會，這一傳統(tǒng)至今仍然生生不息，并不會因為我們今天倡行法治而悄然斷裂和消失，立法者往往忽略法律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過高地估計公民的道德水準，甚至以圣人的標準來要求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拋開自己的個人私欲和利益（包括親情），這不僅不具有現(xiàn)實的可行性，而且違背了公民的道德情感要求，漠視了公民對人倫關系的認同與擁護，由此制定出來的法自然難以體現(xiàn)人倫精神。

　　“安提戈涅之怨”的啟示

　　從某種意義上講，安提戈涅是國家的實證法的犧牲品，而這個實證法又是背離人倫、漠視人性的惡法。隨著社會的進步，時代的發(fā)展，現(xiàn)時的法與古時的法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也是眾多學者孜孜以求的，那就是任何“法律的目的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7法治也不應當僅僅是冷冰冰的規(guī)則體系與制度的客觀組合，還應當包容人在認識與改造客觀世界過程中對自身目的和價值理想的情愫記載（從這一點上講，法律具有溫和性）。謝暉曾精辟地指出：“每個中國人，都在自覺不自覺地感受著一種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并非‘天理’，而是‘人倫’，……‘天理’是強加給人們的世界各民族共有的‘奇理斯瑪權威’，而‘人倫’才是我們民族發(fā)自內心的、心悅誠服的，導引我們民族不斷向前發(fā)展，同時也給民族史留下深刻創(chuàng)痛的‘奇理斯瑪權威’”。8現(xiàn)代社會、政府等一切計劃、安排、行為都應圍繞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人的進步、人的發(fā)展、人的生活而展開，法律應當最大限度地給個人留置自由的空間，至少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權利（如親權這種純樸的原始的權利）的空間。因為“無論一個個體隨其天性之律作些什么，他有最大之權這樣做，因為他是依天然的規(guī)定而為，沒有法子不這樣做�！�9“法律不強人所難”這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旨在維系普遍和諧的社會秩序和人際關系的法治作為一種理性化的制度體系，當然要強調法的權威性和至上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把法的至上性和人性、人倫甚或人的尊嚴對立起來，這也正是當前構建法治的過程中較為令人擔憂的一種傾向。不少地方把法治單純看成是治人，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村等的大旗下，無視群眾的道德情感，背離基本的人倫觀念，盲目地膨脹地立法，恣意地專斷地執(zhí)法，結果往往是法僅僅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卻缺乏豐富底蘊的支撐，法律實施結果也往往違反法治的初衷，真正的法治思想從未能在百姓心中扎下根。“操縱人們迫使他們在不可能的情況下為求你—社會改革者—的目標，這是對他們的人性的否定，是把他們作為沒有自身意志的物體來對待，因而必然會使人們退化�！�10事實上，人并非法的對立面，人的至尊與法的至上完全可以實現(xiàn)有機的統(tǒng)一，而人倫精神所指向的正是人基于其天性所作出的價值選擇，它體現(xiàn)和追求的是作為個體的人的本性和尊嚴，自然應當成為實現(xiàn)兩者統(tǒng)一的一個路徑（但并非唯一的路徑）。所以人倫精神應該自始至終地融匯于法律之中，成為其道德的支撐力。這樣我們建構出來的法治最終才能體現(xiàn)出對人類自身的關懷，而不至異化為壓制人、扼殺人的工具。

　　我們今天呼喚法的人倫精神，應當超越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倫理法文化的精神，注入現(xiàn)代社會的價值理念。首先，這要求我們的立法者糾正長期以來的指導觀念的偏差，深入挖掘法律生成的社會土壤，正確估量公民的普遍道德水平，關注群眾的情感和呼聲。他們所設的行為標準必須以正常的普通的理性人的行為可能性為限。這樣制定出來的法律才有可能得到公眾的擁護，社會主義法治秩序的建構才有可能順利進行。試想：如果我們的法律體系中充斥著踐踏公民普遍的道德情感、背離人倫、缺乏人道，有損公平、正義的法律法規(guī)，很難想象我們能夠培養(yǎng)公民對于法律的忠誠，很難使他們信仰法律、相信“法典是他們自由和權利的圣經(jīng)”！而“一種不可能喚起民眾對法律不可動搖的忠誠的東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眾普遍愿意遵守法律？”11其次，法律規(guī)則的確立僅僅是構建法治的必要前提，更重要的在于法律規(guī)則的實施即司法。即便是法律規(guī)則體現(xiàn)了公民的人倫價值追求，也難以保證其在司法過程中被忽視甚至否定。所以司法作為糾紛解決的實現(xiàn)機制，應充分注重對人的主體地位、自主意志、人格尊嚴的承認和尊重，追求司法過程的人道化，防止法官的恣意專斷，確保人倫精神在司法中得到真正體現(xiàn)。

1

2

3

4

5

6

7

8

9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