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進程中的南村社會關系調查報告

都市化進程中的南村社會關系調查報告 　　一、前　記

　　一、調查區(qū)域

　　1.調查區(qū)域的地理、人文狀況。

　　本專題的調查區(qū)域為廣東番禺市東南部的南沙半島。南沙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幾何中心，居珠江出海口要津，東南距香港38海里，西南距澳門41海里，西北距長沙長海醫(yī)院都去不了，為什么這些干部還能一任再任，穩(wěn)坐交椅呢？從干部這一方面看，他們的任免并不取決于居民的信任度。各支部兩年一度的換屆選舉，先是黨員選支委，支委再選支書。支書為了自已連任，也做些拉選票之類的工作，如黨員優(yōu)先安排工作，可以出外旅游，支書、村長去新、馬、泰，管理區(qū)其他干部去港澳，生產隊長去肇慶、佛山，等級分明。發(fā)展黨員時又任人唯親，任人唯從。比如有一個支委就有5、6個親屬是黨員，每次選舉時都能保持1/3以上的選票。而上級部門即開發(fā)區(qū)管委會也要依靠管理區(qū)干部支持工作，即使知道他們不夠廉潔，只要不太突出、太暴露，通常也不會主動處理。南村的3個主要領導（支書、村長、治安委員）的任期都在25年以上，其他居民即使有能力也沒有位置，上不來。

　　從村民這一方面看，不但缺乏可以分庭抗禮的民間權威和有效的民主監(jiān)督機制，甚至民意表達的渠道也不暢通。成立開發(fā)區(qū)以前，南村有個村民代表大會，每個生產隊5人，由村民選舉產生，原則上村里的一般大事都要經村民代表大會認可。雖然這只是個形式，但至少有個說話的機會，征地后，村民代表大會無形中取消了，其并不是因為上級明文取消，而是因村民流動性太大，召集會議很困難，村干部本來也沒有認為它會有多大作用，無形中不了了之。一年開一、二次的黨員會，人也到不齊，來了也只是聽聽傳達而已，一個老黨員就向我們抱怨說黨員其實沒什么發(fā)言權，提了意見也沒用�，F在管理區(qū)有事，一是通過廣播，二是以生產隊為單位開家長會，多是政策性通告，如計劃生育、戒毒等，沒有讓群眾表達意見的機會。征地款如何使用，村民們很關心，管理區(qū)也在辦公樓的墻上貼了幾張表，但會計做的表非�；\統抽象，只有大的收支。比如建樓花了100萬，這100萬怎么花的，表上反映不出來，也許只用了70萬，居民看了等于白看，后來干脆就不看了。疑慮越積越多，不時就會以集體抗議行為表現出來。

　　七、民間糾紛的主要類型

　　1、爭占宅基地的糾紛

　　農村社會的土地本不值錢，一旦向城市邁進，便是一寸土地一寸金。征收土地時按人口規(guī)定的宅基地不可能再增加，因此砌樓時各戶都想多占一些，被占的一方就會有意見。比如94年，南村一戶人家有一塊路邊的土地，16平米，弟弟在此蓋了一間房子做生意，征地前這塊地屬于姐姐的，現在看到弟弟這樣做，當然很有意見，爭吵起來，父親護著兒子，越鬧越大，以至于弟弟打傷了姐姐的頭，女婿打壞了岳父的手。負責治安的黎主任調解了幾次，姐姐總覺得自已吃虧，要求賠償4000元，還把自己過去對家里的貢獻公布出來。一年多了，姐姐還不認爸爸，關系似乎很僵。但黎主任很樂觀，說這種事情的解決總得經一、兩年，即當哪一方有什么喜事時，會有親戚幫助緩和。黎主任做治安工作20多年，對本村人情事故甚為了解，處理糾紛有一套辦法。94年有一起舅舅和外甥的糾紛，他們本來關系不錯，經常一道喝酒。兩家住房一前一后，中間隔一條路，外甥要砌圍墻，擋住了舅舅的窗戶，舅舅不答應，要他讓開幾十公分，外甥認為土地是他的，有權這么砌。為此，南沙城建、建委、管理區(qū)支書等調解了幾個月不見效，他們來找黎岳均，黎不談糾紛，只請他們喝茶聊天，和他們談過去的事，談他們過去的親密無間，慢慢地再轉入現在，結果外甥讓出70公分，舅舅的窗子可以打開，矛盾也就解決了。

　　但是，如果按南沙建委的要求，房屋間隔要有一米，所以這起糾紛還未真正解決，黎主任說，砌房子違章不是我管，這是派出所、建委的事。這一點，正反映了黎的精明。鄰里鄉(xiāng)親，總有些小摩擦和磕磕碰碰，有些小事很難確定誰是誰非，按原則照規(guī)矩是不能化解民事糾紛的，即使主要原因找到了，直接沖突緩解了，也并不就一勞永逸。他有句口頭禪叫矛盾總是有的，所以他并不急于求成，并不希望有個完滿的結局，而是考慮到現實具體情況，該管的就管，可管可不管的，只要不出大問題就不管，將之留給其它部門或當事人的親友去解決。

　　2、土客矛盾

　　南村目前外地工人有幾百個，主要是四川和湖南的。他們來到南村有時和當地人易產生糾紛。比如他們不講衛(wèi)生，租南村的房屋住，剩飯剩菜到處亂倒，隨處大小便；本地人有意見，反映到黎主任處，由黎批評教育，這類事比較簡單，但也有些復雜的。外地人到南村一般在南村呆過一段時間，熟悉當地情況的人向老板介紹，這種人被稱為“工頭”，一般從工人中抽取工資的10％作為介紹費；工頭手下通常有10來個人。不過工人一旦有什么事，工頭并不管，如果是工作紀律等，廠里自已解決。但涉及到勞資矛盾、斗毆等，又是黎主任出面。94年制衣廠工人罷工，起因是工人3個月沒有拿到工資，工廠的副廠長也是外地人，把老板故意不發(fā)工資，將37萬元存在銀行等消息通報給工人，工人集體罷工抗議。老板是南村人，在廣州念過大學，他來找黎主任希望把這事壓下來，黎岳均了解情況后和番禺勞動局一道，要求老板立即發(fā)工資。有時出了工傷事故，老板不愿賠償，也由黎出面處理。

　　我們多次和黎主任交談。感到他比較有社會經驗，反對打人；他和這些工人關系確實不錯，自已在山上的果園就是請這些工人代耕的。

　　當然更主要的，還是因為管理區(qū)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村民生活的命脈，村民一般會服從治安主任的調解。事實上，黎主任調解有二條原則：一是體察人情，二是經濟手段，許多調解是以賠多少錢結束的。南村計劃生育工作一直比較好抓，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區(qū)有經濟制裁手段。

　　土客矛盾還有另一種形式。南村的教育在整個南沙是比較好的，不過，大規(guī)模的一發(fā)建設所需要的各種人才是南沙本地無法提供的，這樣隨著都市化的轉向，越來越多的專業(yè)人才從廣東各地乃至全國來到南沙，南村也有不少。他們在各級管理機構、工廠、企業(yè)任職，以自己的知識為南沙做了不少工作，但一般而言，他們并沒有為南沙社會全面接受，外地人才總感到和本地人有距離，有時還會受到壓制。南村有兩個青年干部即是外省來的大學生，平時接觸比較多，晚上也一道玩，基本上不和本地人在一起。土客矛盾在開發(fā)之初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但南沙要建成國際水平的海濱新城，不解決這個矛盾，不充分調動外來人才（包括工人）的主動性，這個目標是難以實現的。對此，我們將專門搞一次調查研究。

　　八、結論

　　我們的調查包括49年以前的南村社會情況（詳見附錄），而以都市化過程為主。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我們的調查結論是：

　　1、農村的社會組織結構和權力控制系統是與經濟方式相適應的。經濟活動方式越簡單，經濟活動范圍越小，組織控制越嚴密；反之，經濟活動方式越復雜、經濟活動范圍越廣，社會控制出現的疏漏越多。

　　從南村的歷史看，49年以前農民多是租田耕種，簡單小商品交換只限于生活用品。此時鄉(xiāng)－保－甲的權力系統的職能只是一般的收錢派丁，村里的社會組織生活基本由以族長為代表的宗法組織系統控制，農民各安其位，各盡其責；很少人游離其外。公社化以后，公社大隊生產隊權力系統壟斷了一切生活、生產資源，農民沒有任何自由活動的余地，沒有人可以擺脫行政機構的領導，這是中國歷史上社會控制最為嚴密有效的時期，當然也扼殺了農村的生機和活力。

　　改革后，農民中出現新角色，個體經營者、出外打工者、外地民工陸續(xù)出現；特別是都市化使農民有了新的謀生方式，手工業(yè)、小工廠、小企業(yè)層出不窮，它們共同導致農村發(fā)展的多元化，也使原有行政權力機構難以用現有的方式有效地管理。作為社會進步的表現，行政權力機構除社會管理及有關政策的實施外，較少干預農民日常生活，農民爭取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間；而作為農村組織不完備的表現，現在的行政權力機構實際上也無法嚴密周到地實施管理，不少問題只能靠臨時性規(guī)定，靠主其事者個人的能力，靠農民個體的自覺等等。顯然，隨著經濟活動方式的更大拓展和農民自由選擇權進一步擴大，在如何調整改革現有的行政權力系統以有效地實施管理而又不束縛生產力發(fā)展的問題上，還得有一個艱難的探索過程。

　　2、改革后及都市化的過程中民間宗法禮俗的回潮并未根本改變農村社會組織關系，它的流變及被大部分地廢棄，使其根本無助于民間權威的重新樹立，更談不上對現行行政權力的制衡。當代農村社會組織的主體仍然是經濟利益調節(jié)下的行政權力系統。

　　79年以后的農村改革，不只是土地經營方式的改變，由于社會控制的松動，政治活動和意識形態(tài)在農民生活中急速消退，傳統的宗法關系和禮俗活動得以回潮，并和經濟利益一起成為組織農村社會生活的準則；由于家庭再度成為生產單位，家長的權威性和家庭之間互相聯系的重要性悄然增長，農村的社會結構亦與傳統類似；由于自主經營后農民閑暇時間較多，文化需求增大，生活風格多元化，也迫切需要一些民俗文化活動予以滿足。

　　但是，盡管有上述三方面原因，宗法禮俗的回潮和重現仍然只是農村生活主流之外的支流，它既未能突破行政權力系統對農村生活的控制，也未能根本改變原有的農村組織結構。首先，行政權力雖然弱化，甚至部分放棄對村民日常生活和個體經濟活動的控制，但它仍然是目前農村唯一合法的權力機制并是集體經濟的唯一控制者，在利益分配、民事調解方面仍然保持著最后判決權。經過30年的政治洗禮，農村原有的宗法關系，禮俗活動已被根本摧毀，不可能回到從前。第二，改革的社會心理動力是私利和物欲的一定滿足，在整個中國現代化、世俗化背景下，利益動機、經濟標準已無可置疑地成為社會生活的準繩；以親情為基礎，以傳統為導向的宗法禮俗無法與經濟力量抗衡，只能作為它的配合和輔助。在高度一體化的行政權力控制松動之后，公共權力運作過程中的超越宗法關系的私人利益交換及時地取替了親情關照，從而使宗法力量在公共權力被私有化的過程中喪失了獨特有效性。第三，現代文化觀念向農村的大舉滲透，青年一代已不再全面認同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挾帶著巨大經濟利益的都市文化在農村找到越來越多的接受者�，F在農村只有50歲以上的人，才對傳統民間禮俗文化有點了解，要想在當代農村重建宗法民俗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雖然當代農村確實出現了傳統宗法關系和民俗活動，但從南村的調查中可以看出，這類活動基本上是由行政權力機構組織，或配合政治宣傳，或為經濟鋪路，或作為農村文體活動，無論哪種類型，整個過程都是由經濟作為動力和杠桿的，它們都不是傳統意義的民俗活動。所謂民間社會、民間權威等也未見出現。

　　3、經濟關系和利益原則已重新梳理和編織當代農村社會網絡，民間社會和禮俗關系趨于消解，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日益簡單，農村的真實面貌與一般設想的大相徑庭。

　　農村權力系統的運作，已明顯經濟化。大到政策落實組織活動，小到民事調解，都是通過金錢手段來完成的；農村的一些民俗活動，也不再具有喚起認同意識、凝聚群體情感的功能，從組織者到參與者，都以經濟效益為出發(fā)點；農村的居民關系包括鄰里、親友、家庭關系，都或多或少地與金錢有關。另外，由于村民個體經濟能力的增強，在親屬范圍內尋找或互助的愿望大大減弱，原先具有強大凝聚力的人倫親情已逐漸退居幕后。利益不但可以解釋現行農村活動，更成為社會組織的真正內核。

　　一切以金錢為原則，不但使農村之間的地域性差異消失，也使農村與都市在許多方面接近。在現在的農村，我們已不大可能發(fā)現特別的社會形態(tài)和組織關系。至于奇風異俗等等，看來也只是藝術家們的臆造。至少在南村，除少數殘存并趨消失的農村事務管理機構外，我們沒有感到它和廣州等城市有什么原則性區(qū)別。

　　現代社會應當是結構豐富、個體自由的社會，這是由經濟增長作先導的，但當代農村的經濟發(fā)展卻導致農村結構的簡化和農民生活的平面化。這一現象的根源，應當是30年政治權力一體化對農村社會的改造。它首先摧毀了傳統的民間社會，然后在改革后又因權力的運作為經濟腐化嚴重侵蝕，導致農村生活的管理也成為純粹的經濟行為，所以農村社會就變得簡而又簡了。展望未來，只有在農村經濟呈現有機發(fā)展并走向正常軌道，個體企業(yè)、私營經濟等逐漸形成利益集團和共同體后，才能再向現代經濟條件下的民間社會進步，再創(chuàng)豐富多彩的中國農村社會。

　　4、現代化、都市化是人類歷史的必然過程。作為后發(fā)現代化國家，當代中國農村的都市化并非社會經濟有機增長后的自然要求。目前農村的行政權力系統既不可少又有很大弊病和負作用，需要不斷調整和改革。

　　南村都市化的起點是92年6月廣東省政府的一紙公文，荒僻貧窮的農村一夜之間就朝繁榮富庶的都市邁進。前景輝煌，但道路曲折。都市化不只是行政區(qū)劃的改變，不只是一幢幢現代建筑，它更多是經濟方式和社會組織演進的必然結果。目前農村的經濟活動方式主要是個體和集體企業(yè)，多數是三來一補、來料加工、轉手貿易等等�，F代化的生產規(guī)模和金融體系還未普遍出現，還處在一般城鎮(zhèn)水平，而負有領導這一進程的權力機構，又是形成于公社化時期的行政組織系統。保證轉型期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完成初步的資本積累等等，都不能不依靠此一權力系統。不過，現行組織系統之所以承擔這些使命，只是因為它是目前農村唯一的、沒有受挑戰(zhàn)的權力控制者，而不是因為其已獲得現代洗禮，合理地擁有發(fā)展現代經濟、組織現代農村生活的能力和權力。事實上，政治一體化時代結束之后，據此而形成的權力系統并不符合推進社會轉換的需要。不少官員借發(fā)展經濟之名的貪污腐敗，實際上其已使現行權力系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動搖。然而，由于農村的現代轉換本來就缺少充分的社會、經濟準備，目前也還沒有可以全面取代現行權力系統的組織和集團。唯一的希望是，在付出若干代價后，農村能夠補上現代化的準備這一課，增強自組織、自管理能力，在漸進的更換中，重建農村權力控制系統。

　　5、霍英東基金會開發(fā)的南沙東部海濱新城是南沙開發(fā)區(qū)的希望所在，它將提供農村現代化所必需的資本積累、技術培訓、心理準備和社會適應的機會。

　　南沙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的形成，最重要的條件是霍英東基金會在南沙東部注入巨額資金全面開發(fā)。按基金會構想，要在20年時間內把南沙東部建設成現代國際化的海濱新城。類似于南村這種并不在海濱新城內的地方也將從此找到都市化的捷徑。第一，基金會提供了南沙從無到有建設都市的基本資金，避免大部分農村存在的有心發(fā)展、無錢投入的問題，南村都市化將從根本上得到了保證。第二，基金會正陸續(xù)建成的諸多企業(yè)為周邊地區(qū)提供了廣泛的就業(yè)機會，改變了土地征收后居民多數待業(yè)的現狀。據此，居民亦可學習適應都市生活方式，積累部分資本作為以后發(fā)展中小個體企業(yè)的基礎。第三，基金會在南沙東部擁有極大的控制權，可以不受現行社會組織和權力系統的掣肘。按照都市的一般規(guī)范和普通標準組織社會生活，縮短由農村走向都市的進程，避免各種失序和混亂。所以，南沙新城的建設對中國廣大農村的都市化發(fā)展來說，都具有指導意義。

　　九、后記

　　本專題的調查是在霍英東基金會的大力支持和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何博傳先生、中大哲學系袁偉時教授的具體指導下完成的。何博傳先生認為，南沙的開發(fā)與建設，在世界及中國其它地區(qū)的都市化發(fā)展史上，具有極其獨特的意義。因為南沙的開發(fā)是在巨大的資金及嚴密的規(guī)劃之下從荒僻農村直接轉向現代都市的，這樣便向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及時、系統地記錄、觀察都市化現象的極好機會和對象。何博傳先生不僅為我們確定了調查區(qū)域，還對我們的調查提綱提出一系列修正意見。

　　我們還要感謝為我們提供過大量極具研究價值的口述資料的南沙僑辦主任余志華、板頭管理區(qū)治保主任黎岳均、板頭村第一任農協主席黎通及協助我們在東瓜宇管理區(qū)開展調查的魯輝小姐。

　　此次調查的結果有力地修正了我們對中國農村的一系列印象（因為我們都出身于農村）和臆想，我們在震驚之余不免懷有遺憾，那就是豐富多樣、具有濃厚傳統人文色彩的農村生活已無從發(fā)現與體驗，現代社會所塑造的單一化的生活方式已降臨農村。

　　我們堅信中國問題的最終解決有賴于廣大農村的社會進步，這也是促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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