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反法律的權利——蘇格拉底與梭羅的一個共同點

違反法律的權利——蘇格拉底與梭羅的一個共同點 　　一、周遭的細微故事及笑話

　　H君新近官至處長。上任伊始，便重申規(guī)章制度，旨在加強規(guī)范管理。其中特別強調(diào)了開會的組織紀律。無奈第二天政治學習，所來人數(shù)寥寥。H君十分不悅，顯然有被冒犯的感覺�！斑@些人的素質(zhì)也太差了！” 作為朋友，H君對我抱怨道�！敖裉觳皇怯⒏裉m對巴西的小決賽嗎？”我說。“但也不至于如此吧！”“你看，你已經(jīng)規(guī)定了責任，如果一個人愿意承擔責任，他不是有權利去看球賽嗎？”

　　這件事讓我想到“違反法律的權利”。我們大多數(shù)的官員與H君一樣，一旦感到自己的權威被冒犯，便生道德上的義憤感。我們的法律也是如此，一旦其權威被冒犯，道德上的義憤感亦油然而生：民眾的道德素質(zhì)太低了！的確，中國老百姓的素質(zhì)低不就是因為他們法律意識差、不守規(guī)則嗎？-法律通過我們的官員和我們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如是說。

　　但另一方面，在民眾眼里，官員的道德素質(zhì)從來就沒有高過，知識分子也好不到那兒去。因此，如果法律已經(jīng)規(guī)定了違反法律的責任，還要對違反者施加道德上的責任，那么法律就將自己的權威拱手讓給權力了，因為道德的最終掌握者是那些擁有實際權力和話語權力的人。君不見，民眾對道德話語的掌握僅是停留在私下里給領導人編幾個笑話的份上？（讀者若有興趣，可以對自己私下聽到的笑話作一個統(tǒng)計，看看政治笑話和有關領導人的笑話所占的比例。我對此是感到吃驚的。）

　　----這就是我想要說的“違反法律的權利”。

　　二、“civil disobedience”與“違反法律的權利”

　　但這么個命題讓我遲遲不敢動筆。倒不是害怕背上與主流話語-倡導守法-相背的不是，而是它讓我想到了梭羅的“Civil Disobedience”�！斑`反法律的權利”與“civil disobedience”在字面上是相近的，兩者的內(nèi)涵又有何不同？至少，到現(xiàn)在為止，可以肯定，“civil disobedience”是一種道德權利-一種基于良心違反惡法的權利，而“違反法律的權利”如上所述，是要擺脫道德的糾纏。

　　“civil disobedience”一詞，譯法頗多，諸如“公民之不服從”、“基于良知的違法”、“非暴力反抗”等等，總之，離不開道德的根基。作為梭羅的文章“Civil Disobedience”，梭羅自己原來的命名是“the re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state”（個人與政府之關系），后經(jīng)出版者改為“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對政府的抵制），最后才是“Civil Disobedience”（Walter Harding，“Thoreau‘s reputation”，in “Henry David Thoreau”， Cambridge95.）。幾經(jīng)變換，終于轉(zhuǎn)到了道德上。而從梭羅更加強調(diào)“self-reform”（個人變革）而非“social reform”（社會變革）的角度看（Len Gougeon，“Thoreau and reform”，ibid.），梭羅自己的命名“個人與政府之關系”應更準確些。事實上，“Civil Disobedience”一文的起航點是個人，而非個人道德或良知，因為政府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罷。因此，“違反法律的權利”是可以與梭羅的“civil disobedience”擺在一起討論的。

　　歷史上有一樁“懸案”似從未進入我們法學的視野。兩個偉大的人物，其中一個就是梭羅，以倡導對不公正的法律之不服從著稱；另一個是蘇格拉底，以自己的行為表明，即便是不公正的法律，也應當服從。兩個人物雖然在歷史中相距甚遠，但對歷史的影響幾乎同樣深遠。這兩個人物真是如此對立嗎？

　　蘇格拉底不是法學家，但他的觀點尤其是他的死經(jīng)常流露在法學學者的筆下（雖然僅是在打擦邊球）。-也許是他符合我們倡導守法的需要罷。梭羅的命運不同，他幾乎與法學學者不沾邊。將這兩個人物作法學上的比較研究，也許我孤陋寡聞，我還未有所聞。這是十分遺憾的事。記憶中倒是有一篇龍應臺女士的短文比較過這兩人，但因太文學化而不具有理論價值。

　　蘇格拉底的死意味深長。在《申辯篇》中，他的神告訴他法庭的死亡判決是不公正的，但同時也告訴他應坦然地接受死亡。因此他成了守法的榜樣。在此，蘇格拉底更像在行使他的“違反法律的權利”：在自覺地承擔違反法律的責任-死亡的前提下，他有權利違反法律-追求知識，-這就是他的神告訴他的。

　　梭羅呢？其實梭羅有與蘇格拉底相似的行為。梭羅因拒交人頭稅而被逮捕入獄，至少他是反對他的舅媽替他代交的-看來他不打算出獄。顯然，梭羅在此自愿承擔違反法律的責任-入獄，從而維護了他違反法律的權利。說起來也是在行使“違反法律的權利”。

　　如果不這樣理解，我們就很難理解梭羅的“civil disobedience”是如何影響甘地，進而回到本土，影響馬丁。路德。金的（Walter Harding，“Thoreau‘s reputation”）。后兩者都提倡“非暴力”、“不合作”。在法律的暴力的面前，“非暴力”實意味著自愿承擔違反法律的責任，而“不合作”是在追求違反法律的權利。

　　從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所倡導的運動反過來看梭羅的“civil disobedience”，其涵義與“違反法律的權利”應大致是相同的。如果非要從道德的角度進行詮釋，兩者對個人的強調(diào)，對個人尊嚴和個人價值的重視，而不管個人的道德如何-這不就是道德的第一要義嗎？

　　蘇格拉底與梭羅，看似相反，兩者其實都是在追求“違反法律的權利”�；蛟S可以說，蘇格拉底的死預示了梭羅的到來，正如蘇格拉底的個人生活預示了斯多葛（羅素：《西方哲學史》，何兆武、李約瑟譯，商務印書館63年版，P128），而梭羅也十足地是一個斯多葛（雖然因愛默生在這方面有些過分的頌揚而受到一定的懷疑）。如果這里面沒有一種文化的承傳，而只是十足的對立，我們就很難理解兩人在歷史中如此深遠、方向又是如此一致的影響。

　　----不是嗎？斯多葛對西方自然法的影響是人盡皆知的，而“瓦爾登”一直沐浴在斯多葛的光澤中。（在自然法面臨困境的今天，我以為，反過來，從斯多葛和“civil disobedience”的角度，或從我所說的“違反法律的權利”的角度，來理解歷史中的自然法，不失為一條進路。另外，主張人人都成為斯多葛是極不現(xiàn)實的，也未必具備正當性，但法律必須得把每一個人都當作“斯多葛”來對待，-這一點，“違反法律的權利”比“斯多葛”本身，應能更好地揭示。）

　　“違反法律的權利”應當是一項基本人權。它的強化形式是：法律已經(jīng)規(guī)定了違反法律的責任，如果一個人愿意承擔這種責任，他就有違反法律的權利，只要這種權利的行使是非暴力的（因為暴力已被法律壟斷）。它的弱化形式是：一個人已經(jīng)或正在承擔違反法律的責任，法律就無權再給他施加其他責任，不管這種責任是道德的，還是非道德的。顯然，“civil disobedience”是它的強化形式，而現(xiàn)代對基本人權的強調(diào)傾向于它的弱化形式，且忽略了強弱形式的派生關系。

　　應該說明的是，這項基本人權是法律上的，系由法律自身的邏輯所致。它可能會與道德發(fā)生關系，但未必盡然，事實上，它要擺脫的是權力或知識或其他任何東西包括法律對道德的壟斷。-這其實也是斯多葛派在歷史中所做的。一般認為，人權是一種道德權利。但無論是人權，還是通常的“civil disobedience”，在西域和中土的命運極不相同，說起來就跟其中的“道德”性質(zhì)有關。在中土，道德，至少在話語上，是被壟斷了的（且不論道德與權力的合謀）；而在西域，則不是這樣，“civil”一詞本身就可說明這一點。

　　道德人權在我們這兒柔弱無力是顯而易見的，一項法律上的人權-“違反法律的權利”-應該有他不同的命運。

　　----這其實是檢驗我們的法律，包括我們自己，的一塊試金石。

　　三、必要的補充說明

　　蘇格拉底已進入我們的平常人家，梭羅還在門外徘徊。在人類歷史中，越是遠古的越容易為全人類分享（想一想，現(xiàn)在人們都已承認猴子是我們的祖先），越是近代的，則越容易異國情調(diào)化。蘇格拉底天然地享有古代的優(yōu)越，但成為一則寓言：在我們這兒，他好像更多地在耍“猴把戲”！而梭羅，無論在文學上還是在法學中，都還處在一種異國情調(diào)中，僅是異國情調(diào)的調(diào)子有所不同罷-文學上異國情調(diào)的魅力輔佐著法學中異國情調(diào)的淡漠。

　　----這是不是與我們的“本土化”或“本土資源”有關系？至少，對于蘇格拉底的“猴把戲”，我們是好圍觀的；而對于梭羅，“civil disobedience”其實是市民社會中的話語，國人尚無此權利。

　　將梭羅與蘇格拉底作比較研究是值得的。情況或許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梭羅，我們就無從很好地理解蘇格拉底。本短文的“違反法律的權利”，如果幸運的話，僅是引子。而較之“civil disobedience”在概念上僅局限于市民社會，“違反法律的權利”有更廣闊的適用范圍，甘地領導的運動可作為一個例證。

　　“違反法律的權利”不以道德為依憑，是從法律自己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歷史中，由道德與權力的合謀以法律的名義所造成的災難不少見（比如納粹），系因法律缺乏“違反法律的權利”-法律還不是它自身，得聽從道德或權力或其他或兼而有之的他物的支配。-這也是分析法學興起自然法學衰落的原因。

　　我不敢肯定從“違反法律的權利”的角度出發(fā)，將從蘇格拉底到梭羅作為一脈相承的傳統(tǒng)來研究法律，會有利于分析法學與自然法學統(tǒng)一，但沿此方向出發(fā)是值得嘗試的。比如，我們可以說，與“違反法律的權利”相對的是“遵守惡法的權利”和“利用法律的權利”（例如王�，F(xiàn)象）：“遵守惡法的權利”一直是分析法學和自然法學爭執(zhí)的焦點，我以為對“違反法律的權利”的梳理是解決這種爭執(zhí)所不能回避的。（在此是“遵守惡法的權利”而非“執(zhí)行惡法的權利”。但遵守與執(zhí)行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如果德國人民按希特勒的指示，對猶太人進行一場貓捉老鼠的運動，考慮到暴力為法律壟斷，那么這里到底是遵守還是執(zhí)行？）

　　斯多葛的傳統(tǒng)似決定蘇格拉底和梭羅有一個共同的立足點：個人德行或良知。蘇格拉底認為“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需要的就是知識”（羅素：《西方哲學史》，P128），以及梭羅對“self-reform”的強調(diào)，似都能說明這一點。因此，“civil disobedience”亦天然地具有正當性。但這種正當性是道德的，不是法律的（我甚至懷疑正是因為這種道德正當性的天然性質(zhì)，遮蔽了我們對其中的法律性質(zhì)的認識），并且不能詮釋蘇格拉底的行為。而“違反法律的權利”既然要擺脫道德的糾纏，這種權利行使的動機或目的，不論是出自道德或良心，抑或純粹的個人偏好，都是在所不計的。

　　----不是嗎？如果我愿意進入地獄，上帝也得尊重我的權利！-他難道還會把我送入天堂不成？-除非他收買我！

　　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么蘇格拉底要堅持說自己一無所知；而蘇格拉底在雅典街頭的牛虻工作，更像是出自個人偏好而非德行的修煉。另外，蘇格拉底的死，本是在追求“違反法律的權利”，但換一個角度，就成了“遵守惡法的權利”，如果有人愿意剝?nèi)ヌK格拉底身上的道德光環(huán)，對他的死支持了惡法進行審判的話。

　　同樣，我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梭羅在“Civil Disobedience”一文中說，99.9%的人與德行不沾邊，或僅僅是“德行的沾邊者”（patrons of virtue）； 而“civil disobedience”作為一場運動且蔓延全球，還能寄希望于這些人？

　　有必要重申一遍：“違反法律的權利”是檢驗我們的法律，包括我們自己，的一塊試金石。-被檢驗的一端是法律，另一端是我們自己。如果這個詞違背你的道德感覺，讓你聽起來不順耳，那么請想一想：從法律的角度看，難道還有比自愿承擔違反法律的責任更高的道德嗎？

　　----尊重并維護這種權利，其實就是法律首要的內(nèi)生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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