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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可褻玩
法律不可褻玩 世間萬物，法律大抵是最令人畏懼者之一。我們古人的說法，“無法無天”，將違法行為與違抗天道相提并論；菏馬時代的古希臘人一般相信法律是一套神啟的（god-inspired）規(guī)范，對法律的違反不僅破壞了人間秩序，更是對神的冒犯。這種把法律的來頭說得很大、很神圣也很神秘的做法對于當時社會秩序的維系發(fā)生了很大的作用。 也許是后來人群愈來愈分化、社會關系愈來愈復雜的緣故，那些無法考察來源的法律顯得不夠用了，必須有新的規(guī)則來約束人的行為。當法律的提供者不再是神，也不再是那些早已死去了的人的時候，法律的神圣光環(huán)便逐漸消失了。過去，人們之所以必須守法是一個無需論證的問題，但是現在人成了立法者，法律變成了一套世俗規(guī)范，大家都是肉眼凡胎的人，都有生老病死，問題就出現了：憑什么你可以立法，而我卻不能？于是，一場統(tǒng)治的合法性危機便出現在人類的面前，后來的各種不同的政體――專制制、貴族制、君主制、立憲君主制、共和制等等――差不多都是圍繞著這一問題而展開。 不管怎么說，沒有了神的依托，人們對法律的敬畏總是少了許多。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那位就什么是正義跟蘇格拉底抬杠的色拉敘馬霍斯就認為，正義或者公理簡直就是強者的利益，所謂強權即公理。依法律的統(tǒng)治不過是統(tǒng)治者將有利于自己的準則用來管束社會中所有成員而已。中國人也老早看到了這一點。漢代時候的廷尉――約當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長――杜周先生便毫不諱言地說：法律沒有什么可神秘的呀！從前的君主所倡導的規(guī)則就是律，今天的君主發(fā)布的規(guī)則就是令。各自根據需要而制定，哪里有什么神圣的古法？這樣的論證不免讓人想起“成者王侯敗者寇”那句老話――為什么我能夠制定法律，而且你必須遵守它們，原因簡單極了：我是統(tǒng)治者，你是小民一個。有本事，把我推翻了，你就可以制定我必須遵守的法律了。 我們都看得出來，這樣的邏輯實在是滋生動蕩與革命的溫床。為了維持社稷安定，除了力與勢之外，一些更具有說服力的理由也隨著統(tǒng)治方式的變換而出現了。例如，貴族制的理由是依賴血統(tǒng)的高貴；王侯將相真有種，平民百姓休做夢。傳統(tǒng)中國的統(tǒng)治形態(tài)很早就告別了貴族制，自秦漢以后，我們就走上了選賢任能的路數，所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隋唐以降，更是將科舉考試的方式作為選任官員的唯一途徑。調整社會關系的法則由這些賢能之士制定和解釋�？婆e創(chuàng)造了這種獨特統(tǒng)治形式的合法性；我立法，你服從，是因為我能夠過五關、斬六將，在困難重重的考試中脫穎而出。不過，從過去的一千年的歷史來看，這樣的統(tǒng)治也難以長治久安。選賢任能的標準受到質疑，難免演變?yōu)閺V泛的嫉賢妒能�！顿Y治通鑒》里說：“黃巢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辈恢皇屈S巢，后來的許多“農民起義”的領導者都是憋了一肚子氣的落底舉子。城頭變換大王旗，這種事情的頻頻發(fā)生顯示出我們的傳統(tǒng)統(tǒng)治模式所面臨的嚴重危機。如何走出這“一治一亂”的怪圈？怎樣才能避免普遍違法情況的發(fā)生？ 共和制給出的理由是迄今最令人心服的，國家的主人是我們每一個人，立法者乃民意代表組成的機關，法律是大家的共同意志，違反法律的行為首先傷害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其他人――你怎么肯傷害你自己呢？ 不過，邏輯上的圓滿并不一定帶來現實生活里人們真正把法律當回事。共和制也可能成為一種旗幟，在沒有落到實處的時候，人們會覺得書面的法律和法律所規(guī)定的種種權利口惠而實不至，于是便減少了對法律的尊重。更有甚者，立法者以及其他居廟堂之尊者自己無視法律將會帶來更為嚴重的后果。例如，刑事訴訟法明明規(guī)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然而，如果官方在任何司法程序尚未啟動的時候，便通過各種傳媒將某一群人徑直宣判有罪，這就是對法律的公然違反。這樣的做法，將使我們剛剛在修改憲法時所確立的“依法治國”原則變得毫無意義。 北京大學法學院·賀衛(wèi)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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