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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關系與自由主義的“儉省治理”-評鄧正來“知與無知的知識觀”
知識關系與自由主義的“儉省治理”-評鄧正來“知與無知的知識觀” 鄧正來“知與無知的知識觀” [1]一文，經(jīng)過“對哈耶克從‘分立的個人知識’經(jīng)‘知道如何’的默會知識再到‘無知’概念的轉(zhuǎn)換過程”的辨析和爬梳，“指出了哈耶克從‘知’意義上的主觀知識觀向‘無知’意義上的超驗知識觀的轉(zhuǎn)化”，“揭示出了哈耶克為回答那個關于個人自由與社會整體秩序間繁雜關系的‘哈耶克終身問題’而展開的社會理論建構過程”。這篇文章和“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研究”[2]一文一起，表明除了從一種“意識形態(tài)”和經(jīng)濟學的學科角度來理解哈耶克以外，還存在一種社會理論的理解路向。從鄧文的角度看，無論說哈耶克“為當代自由主義奠定一種知識論的基礎”，還是說他啟發(fā)了信息經(jīng)濟學的研究，都不足以概括哈耶克的貢獻。 這里，我把哈耶克在論述知識問題上的幾重轉(zhuǎn)化，理解為對幾種“知識關系”的看法。在我看來，哈耶克所說的“分立的個人知識”，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知識關系，其實質(zhì)是一個人不能完全占有他人的知識；哈耶克所說的“默會知識”，指的是人與他自己的知識的關系，其實質(zhì)是一個人甚至對自己的知識也不能完全占有；哈耶克所說的“絕對無知”，則是個人與所謂“社會知識”的關系，其實質(zhì)是個人不可能完全占有這種只能由“社會”整體上“知道”[3]的知識，如“傳統(tǒng)”。 按照鄧正來的解說，在這幾種知識關系中，哈耶克是從個人對社會知識的“無知”關系出發(fā)，才真正開始建構其社會理論的�！吧鐣陨园l(fā)秩序不僅是由行動者與其他行動者發(fā)生互動形成的，而且更重要的還是由行動者與那些并不為他們所知……但卻直接影響他們行動的社會行為規(guī)則發(fā)生互動而構成的。”[4]換句話說，哈耶克早期發(fā)現(xiàn)的是分立的個人知識與“市場”制度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即人與人之間在知識上的分立或分工，要求一個分散決策的市場制度來對這些知識進行有效的利用，[5]而中央計劃體制只會利用其中的很少一點知識，很多個人在特定時空下具備的知識被棄而不用，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和無效率；而他晚期發(fā)現(xiàn)的則是，由于個人對他人、對自己、對社會的知識的“無知”，他只能依賴某種“社會行動規(guī)則”才能行事，“行動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過遵循社會行動規(guī)則而把握他們在社會經(jīng)濟世界中的行事方式的，并且是通過這種方式而在與其它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中維續(xù)和擴展社會秩序的，因為在哈耶克看來，遵循社會行動規(guī)則，‘把我們從這樣一種麻煩中解救了出來，即在某些問題每次發(fā)生時都對它們進行思考的那種麻煩’”。[6]也就是說，遵循社會行動規(guī)則有助于我們“儉省”地行事，哪怕我們不知道這些規(guī)則的存在理由，甚至對遵循它的后果不能確定時也只能如此，因為如果每件事都要“先知而后行”，我們將寸步難行，況且有些知識從其性質(zhì)上根本就是我們無法完全、確切地知道的。 �？略谡劦阶杂芍髁x的時候，把它描述為一種尋求“儉省的治理方式”的治理理性�！白杂芍髁x是被當作一種將治理運作理性化的原則和方法來分析的，這種理性化遵循經(jīng)濟最大化的內(nèi)在邏輯，這也是它的特殊性所在�！盵7]并且這種最大化是“社會的最大化”，不是國家的最大化，它的檢驗標準一直是“市場”這種能夠最大化每個交易者效用的機制。但是，�？滤吹降淖杂芍髁x還是一種國家被要求采取的治理技術，或者一種站在社會立場批評國家“過度治理”的理由，而在哈耶克那里，自由主義已經(jīng)演變?yōu)橐环N個人的自我技術，這種技術要求一個人對自己的行動進行“儉省”的治理，并告訴他，他只能依賴那些“社會行動規(guī)則”才能做到這一點；另一方面，社會行動規(guī)則也在人對自己行為的這種“儉省”的治理中得到了檢驗和發(fā)展，那些經(jīng)得起競爭、進化和選擇的行動規(guī)則保存下來，進而形成所謂“自生自發(fā)的秩序”。這里自由的含義是，一個人不能被強制遵循某種規(guī)則，因為不這樣他自己的個人知識可能得不到有效利用；但同時一個人又必須去尋找一種規(guī)則，因為不這樣別人和社會的知識便可能得不到有效利用。在個人知識和非個人知識之間他必須找到一個平衡，用最小的知識代價來達到最大的預期收益；這樣個人自由便轉(zhuǎn)化為一個效率問題。 總之，從一種“儉省治理”的治理理性來看待哈耶克建立在幾種知識關系假定上的自由主義社會理論，我們會發(fā)現(xiàn)，自由主義不只是社會對國家、市場對政府的要求，它還是一種理想社會秩序?qū)�人的要求，這種理想社會秩序在哈耶克那里就是“自生自發(fā)的社會秩序”，它要求個人保持自己的自由，以使一種社會選擇機制得以進行；而這種自由的含義，不過是個人對自我、對他人、對社會的知識的合乎效率的使用。 「注釋」 [1] 鄧正來：“知與無知的知識觀”，鄧正來：《自由與秩序-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頁69-139. [2] 鄧正來：“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研究”， 鄧正來：上引書，頁1-68. [3] 這里的“知道”，如哈耶克所言，只是在一種比喻的意義上使用的。鄧正來，上引書，頁117. [4] 鄧正來，上引書，頁132-133. [5] “從根本上說，在一個關于相關事實的知識掌握在分散的許多人手中的體系中，價格能協(xié)調(diào)不同個人的單獨行為，就像主觀價值觀念幫助個人協(xié)調(diào)其計劃的各部分那樣。”“價格體系最重要的特點是，其運轉(zhuǎn)所需的知識很經(jīng)濟，就是說，參與這個體系的個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確的行動。最關鍵的信息只是以最簡短的形式，通過某種信號來傳遞的，而且只傳遞給有關的人�！惫耍骸秱�人主義與經(jīng)濟秩序》，賈湛、文躍然等譯，施煒校，北京：北京經(jīng)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頁81，82. [6] 鄧正來，上引書，頁134. [7] M.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in Paul Rabinow （ed.），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4.引文見�？拢骸吧蔚恼Q生”，應星譯，趙曉力校，打印稿。 趙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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