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律名新證

漢初律名新證摘要： 漢律承秦制，而秦律又是商鞅攜《法經(jīng)》變法為律后，歷經(jīng)多載發(fā)展而成。后世文獻記載漢初律為“漢三章”、“九章律”等。作者試圖依據(jù)出土文獻對漢初的律名作以考證，探討漢代法律初創(chuàng)時期的狀況，以嘗試用當世的實況來說明漢律在初創(chuàng)時期是開放的架構(gòu)。
關鍵詞：秦律 漢律 律名 九章律 初創(chuàng) 開放

前輩高學集所學而成漢律諸考。研讀有日后，深感前輩求學之嚴謹態(tài)度，及大師的博學多識之風采，并為之所深深觸動。又喜聞《張家山漢簡》之注釋得以面世，故依簡櫝對前輩先學說作以小證，并斗膽提出小異，希能得以良責，并萬望師長、同仁斧正。
“《史記》言‘王者制事立法一稟于六律’”�！奥�，法也，莫不取法焉，蓋六律之密必無毫厘圭撮黍累之差，立法者皆應如是，故亦以律名”。[1]又有“律以正罪名”。[2]從沈家本所考可知“律”之概略，漢律承秦制，秦律又乃商鞅攜《法經(jīng)》，而修“律”而成�，F(xiàn)就漢律之律名稍作探析。
一、漢三章
《史記·高祖本紀》，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都�解》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于罪也�！薄端麟[》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苯癜矗呵胤ㄓ腥�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余并不論其辜以言省刑也。則抵訓為至，殺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3]
由沈家本之所考，可知漢初興之時，以應便時，立法三章當為極簡之式，并無律條。其論罪之依據(jù)，當為其時在人們的生活實踐中所用之秦律，只是去除了酷及殘的內(nèi)容。正如文中所述“余悉除去秦法”，再由《云夢秦簡》出土所述之秦律部分內(nèi)容。有關傷人、盜的條文散見于不同律名的條文中。能否推出漢初所謂“三章”乃是一個較為籠統(tǒng)的概念，并未專指三種律。而是指三個方面的有關秦律之適用狀況。
二、漢律九章（九章律）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國蕭何捃摭秦，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盵4]歷史上的“漢律九章”當源于此。至晉時，則演變?yōu)椋骸皾h承秦制，蕭何定律，除三夷連然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盵5]至此乃形成漢律中的“九章律”之說。即“九章律”為沿習秦律之源《法經(jīng)》之構(gòu)架，外加蕭何所定興，廄，戶三篇而成。
然蕭何定九章律古已有疑之，如“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后，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有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6]。當然其疑已經(jīng)為眾多歷代考實之家所不認同，現(xiàn)在需要提出新的疑問：“九章律”就只有“盜、賊、囚、捎、雜、具、興、廄、產(chǎn)”九篇，還是另有別論？由歷史典籍之出處，我們可知，“漢律九章”之說始于《漢書》，而詳定其九篇目，則是在《晉書·刑法志》中了。故而可以推知后人為前人所做之事立名，然后才又以所名傳于世，那必然有其所推加之詞�，F(xiàn)從出土的秦簡及漢簡中可查尋出一些問題。
1)從《云夢秦簡》可知秦律在商鞅變法之后，經(jīng)過幾世，已歷經(jīng)變遷，內(nèi)容廣雜，具體篇目已非原《法經(jīng)》之構(gòu)架。況且在先秦時代所形成的法律實用狀況，也使得當時立法強調(diào)具體之應用，而非理論化。這從秦簡中法律問答可略知一二。如秦律關于“共同犯罪”、“集團犯罪”、“消除犯罪后果減免刑罰”及連坐制度都在《秦簡》中有述。簡舉一例。“盜及諸它罪，同居所然當，何謂同居？產(chǎn)為同居�！盵7]。漢承秦制，為可信之事實。從秦簡中《秦律十八種》及《秦律雜抄》可知秦律不僅僅是為所言之“九篇”，何以蕭何定律時成九篇？沒有一定的理論化過程，蕭何又怎復改詳細的秦律為漢九章律？漢律是經(jīng)過律學之盛，各個大家解律之后，于曹魏時整理而成篇名體例。
2)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又可知，漢律在呂后二年時期至少有簡文中所述律名二十七種。且與《秦簡》中同名之律有田律、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傳令律、傅律等。[8]這些不但實證了漢承秦制，而且還彰顯出一個問題：《秦簡》之中律名在《呂后二年律令》中有顯，而蕭何修律當在兩者時間段之中間，而史記中又述曹參任相，用蕭何所定之法而不改。那么蕭何所定之律必然被傳承沿襲。那么，二年律令之律名，使所傳述的“蕭何作律九章”怎么解釋？
在對上述問題的思索后，然后再參閱文獻，就會逐漸得出一個漢律發(fā)展的新輪廓�！昂文私o泗水卒史事，……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成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而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9]”司馬遷《史記》所載當為可信之史實，由上文可知蕭何原本秦朝職官，對秦之法必有所通，而隨劉邦而起反秦，后入咸陽盡得秦之圖書。而秦之律書在焚書后亦藏于丞相府，自然蕭何就擁有大量的秦律之藏籍。所以就蕭何定漢律之框架來說，應該有很充實的資料基礎，和實踐能力。就如太史公所言：“于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盵10]及在曹相國世家中所述“平陽候曹叁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盵11]呂后元年，當是惠帝于七年崩之后，此時相為王陵，呂后奪王陵相權(quán)，而二年律令當為呂后削劉氏子弟權(quán)力之時，故律條因政之多變而不會多變，而且多以呂后之令而出。如“元年，號令一出太后”。[12]由此也可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應多為蕭何之所次之律令。
通過以上綜述，文章得出這樣一個思考，漢律無疑是蕭何在秦律之基礎上依當時之政需而厘定，但很難確定如班固《漢書》中所言“作律九章”，更難以《晉書·刑法志》所言“合為九篇”為定論。蕭何次令，應非僅盜、賊、囚、捎、雜、具、興、廄、戶”九篇，而應還包括其他律名。就如《二年律令》所述二十七種律名，應至少有一部分乃為蕭何所次之律令。故對班固之“九章律”之說當有所重思。
三、傍章、越宮律朝律
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13]因文章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考據(jù)之史料，故對張湯《越宮律》及趙禹之《朝律》難作考證。僅能證叔孫通之傍章非正律，乃為律之補充。且有太史公言“叔孫通定禮儀”當可理解傍章與禮儀通。就如程樹德所言：“按司馬遷傳，叔孫通定禮儀，梅福傳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論衡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算。是通所著為漢儀。……后考禮樂志云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于理官，而后得其說，盡與律令同錄，故謂之傍章。……應劭傳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奏之，是可證通之傍章，即漢儀也�！盵14]
四、具體律名細證。（以程樹德《九朝律考》中的具體律名為對象來述）
1)盜律 “取非其物謂之盜。……悝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15]李悝首制法經(jīng)，有盜法賊法，以為法之篇目。自秦漢逮至后魏，皆名賊律盜律北齊合為賊盜律，后用有劫盜律，復有賊叛律，隋開皇合為賊盜律。[16]
2)賊律 無變斬出謂之賊。[17]由于后世賊盜同律，故將其列入同考。二年律令對于賊、盜律有所述且條文較多。故漢律文考中所述賊、盜律當為不虛，且有實證。
3）囚律 斷獄律之名，起自於魏。魏分李悝囚法而出此篇。[18]二年律令中無囚律之項。而且依《唐律疏議》之述，囚律篇名乃魏分李悝囚法乃成。而非沿漢律。
4)捕律 李悝法經(jīng)六篇，捕法第四，至后魏名捕之律北齊名捕新律，后周名逃捕律，隋復名捕之律。[19]二年律令有捕律名，且有條文九條，故可知《唐律疏議》之述非全真，當有所疑，應對秦漢時的律名有所陳述。
5)雜律 李悝首制法經(jīng)，而有雜法之目，遞相祖習，多歷年所，然至后周更名雜犯律，隋又去犯，還為雜律。[20]二年律令中亦有雜律篇目，且律文十四條，與捕律之結(jié)論同。
6)具律 魏新律序略云，舊律因秦法經(jīng)，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固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21]二年律令中有具律篇目，且有律文二十四條。證實上述所表。
7)戶律、興律、廄律 漢相蕭何承秦六篇律，秦世舊有廄三篇，迄於后用，皆名戶律。[22]魏新律序略，秦世舊有廄置秉傳副車食府，漢初秉秦不改，后以費廣稍省，故后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廄律。[23]二年律令中有戶律、興律篇名，且戶律，二十二條，興律九條，但無廄律之篇目，所以對古文獻的記載應慎思。
8)錢律、田律 五年，除盜鑄錢令。[24]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25]野田有律。疏謂舉漢法以況之。[26]二年律令中有田律，錢律篇日，且田律十三條、錢律八條。
9)尉律、酎金律，上計律，左官律、大樂律，田租兌律，尚方律。這些律目依程樹德先生所考皆在呂后執(zhí)政以后，甚至有律目乃武帝、宣帝時所載，故二年律令不宜為證，只能佐證，二年律令所載不存上述各律目。
10)二年律令所載而《九朝律考》未考到之律目
告律、亡律、收律、置吏律、均輸律、傳食律、賜律、□市律、行書律、復律、效律、置后律、爵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共十八種。
律名考至此略書，試想如程樹德前輩能一閱《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將必有大成。今后學慎書此論，希能從他處得以教益。
五、結(jié)束語：
從上面考實是否可衍生這樣的陳述，法律在早期的初創(chuàng)年代，不可能在理論上未達到一個提升的過程之前就形成一個完整體系，而構(gòu)成某種固定架構(gòu)。而是由于為解決具體問題而逐漸遞加的形成一種粗致的框架。漢代法律當屬此狀況，漢三章，漢律九章，是后世對漢律理論歸結(jié)，而漢實際的律名狀況，應如秦時，依其社會實際狀況的變化，向己有的架構(gòu)中歸類或者創(chuàng)造出新的律名。即漢律名應是開放性，而非反限于固定的“三章”“九章”，依據(jù)其所調(diào)節(jié)具體對象而命名，還未成體系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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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太平御覽·杜預《律序》》　轉(zhuǎn)自《歷代刑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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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撰
[１１] 《史記·曹相國世家》 司馬遷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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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唐律疏議》 劉俊文點�！　　》�律出版社
[２３] 《晉書·刑法志》　　轉(zhuǎn)自《九朝律考》
[２４] 《史記·文帝紀》 司馬遷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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