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私了案件引發(fā)的思考

一起私了案件引發(fā)的思考前不久，筆者接觸了一起案件。
一天夜里，某村幾個男青年酒后竄入鄰村一家雜貨店。當時已是深夜，店主已關門休息，這幾個青年將店主用電線捆綁后，又踢又打，并搶走店中錢物。他們走后，店主掙脫捆綁，向村長報告了這件事。當時，店主與這幾個青年互不相識。村長經(jīng)過調查，確定此事系鄰村幾個青年所為，于是他們通過某村的村長，與這幾個青年的家長達成協(xié)議，由家長們拿錢賠償?shù)曛鞯膿p失，私下了結這件事。后來，這幾個青年又因聚眾斗毆，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此案告發(fā)。
目前，在我國民間，私了現(xiàn)象十分普遍。一般老百姓有了糾紛往往是通過這種方式解決。筆者曾在公共汽車站向一些過往旅客提出“假如你與他人發(fā)生糾紛，你要怎樣解決？”這一問題�；卮饚缀醵际恰爱斎皇亲孕薪鉀Q，實在解決不了，找居委會或派出所”；而據(jù)有關部門統(tǒng)計，我國刑事案件以私了方式解決的，達到了30％，而民事、經(jīng)濟案件的私了率則更高。我國的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規(guī)定了“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nèi)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與訴訟權利�！钡�是，我們應當注意到，這一規(guī)定是指民事訴訟法律規(guī)定，是專門對民事糾紛而言的。因此，對于絕大多數(shù)的刑事案件（除少數(shù)自訴案件外），則不能以“私了”方式解決。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分子損害的是國家、社會、集體和人民的利益，破壞社會管理秩序，必須依法論處。任何人都不得以各種方式、理由幫助犯罪分子逃避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墒�，為什么在我國，形形色色的“私了”現(xiàn)象仍然層出不窮，屢見不鮮呢？我想，這個現(xiàn)象的原因應當是多方面的。
首先，與我國千百年的傳統(tǒng)思想密切相關。我國有許多古話，比如“民不舉，官不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寧人”、“家丑不可外揚”等等。這些無一不在反映著大多數(shù)人的心態(tài)。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發(fā)生一些矛盾與磨擦是在所難免的。在一般情況下，大家坐下來，心平氣和地化解矛盾，也是極為正常的。但是這種方法有時卻被用在幫助觸犯不法分子逃避法律制裁，不可不說是一種遺憾�？v觀“私了”事件的類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最常見的一類是涉及隱私方面，如男女關系方面的隱私的“私了”。受害者怕擴大影響，造成下半生的困擾，只能忍氣吞聲，犯罪者借機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另一類卻是受害者的權益受到侵犯后，不向司法機關求助，反而用一些非常的手段，私下了結，有時甚至造成了更為嚴重的罪行。筆者接觸過幾例故意傷害罪、投毒罪的犯罪分子就是因為本身權益受侵害后，不尋求有效途徑幫助，而采取其它手段，伺機報復，將自己由可憐的受害者變?yōu)榭杀�的犯罪分子�?br>其次，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自封建社會以來，人們腦中的“人治”思想。公元前２２１年，這個第三者，在當?shù)赝�往是較為德高望重的長者。象在本案中的某村村長等人。這類人集調解、見證于一身，通過他的調停，受害人得到了某些補償，害人者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表面上看來，這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可是一旦受害者一方反悔，或害人者覺得這樣的懲罰不足為戒而繼續(xù)為惡，就將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例如本案中的那幾個青年人，如果在第一次的犯罪中就受到一定的刑事處罰，得到教訓，或許他們就不會再犯下后來的罪行。由此可見，以“私了”方式解決糾紛，存在無數(shù)隱患，有時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是在姑息養(yǎng)奸，助長罪惡。
無論采取哪一種“私了”，我們都不難看出，之所以會采用“私了”方法解決糾紛，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公民們對國家法律的無知與漠視！我國制定法律的最基本任務是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懲治犯罪�？墒怯行┕�民，當他們的合法權益和人身權利被侵害時，不尋求司法保護，通過司法途徑解決，而是通過“私了”，求助于“第三者”。這些當事人，無疑是將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與義務棄之不顧，足可見其何等無知！充當“第三者”的人，儼然將自己擁有的權勢凌駕于法律之上，可見其對國家法律又是何等的漠視！我們決不能允許這類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發(fā)生，否則，犯罪分子逍遙法外，法律將失去威嚴。這類事件，也將成為我國社會主義走向“法治”的一大障礙。
十五大把依法治國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的基本目標，把依法治國提升到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因此，從群眾入手，加強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知法守法用法的水平，加大審判與執(zhí)法力度已成為當務之急。今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審判質量年”、“執(zhí)行年”、“爭創(chuàng)人民滿意法院、法官”三大活動，反映了我們法院系統(tǒng)對于建立和加強法律機制的決心。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在根本上接受“法治”的觀念，消除對司法機關的不信任感，當權益受到侵害時，能及時求助于司法部門，不再通過“私了”解決問題，而將尋求司法保護作為第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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