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

、若瑟院、光華女中、育嬰堂以及神甫宿舍等�！斑@些建筑除教堂外都基本一致，用大開條青磚、板瓦屋頂，帶平頂廊子，無須掛檐板。室內用地板，抹灰天花……是初期外國人在中國建造的‘洋房’的近代式樣�！�

四、19世紀末20世紀初：后期——“洋風”轉復古主義
后期基督教堂（主要是新教教堂）有的仍利用中國舊有房屋忙改設，新建的則多模仿中國傳統(tǒng)樣式，但是，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在經歷了18世紀從中國傳統(tǒng)樣式轉“洋風”的發(fā)展期、19世紀的“洋風”的折衷主義影響，表現出中國傳統(tǒng)樣式的復古主義，并引導了30年代中國復古主義建筑的出現。
義和團運動中，南堂、東堂、西堂被焚，北堂受損。
1900年后北堂修整，鐘樓加高。
1902-1904年南堂第四次重建。
1904年東堂第三次重建。
1012年西堂第二次重建。
1901年，法國神父高司鐸在東交民巷建圣米厄爾堂（St. Mechel），后由法國人斬利國擴建。同北京四大教堂相比，該堂規(guī)模為小。堂院北部是一座灰磚砌筑的“洋風”二層樓房，面闊七間，供神職人員居住。西部為哥特式圣堂，坐北朝南，南北進深十四間，東西面闊三間。圣堂東側有十間磚砌平房，為北京傳統(tǒng)住宅樣式，但門窗均代拱券處理。
東正教“圣尼古拉”教堂于1900年被毀，其后重建，命名為“致使堂”，由教堂、種樓、中外書房、神父住宅及寡婦院組成。致使堂為典型的十字形東正教堂，堂頂上有五個帶十字架的拱形堡。
東正教“圣母堂”建于1918年前后，在安定門外六鋪炕，坐西朝東，堂體最寬處約16m，進深約27m。堂內分“圣所”和“致圣所”兩部分。圣所中間設寶座，為一米多高的方臺，上置圣體、寶匣；東北角有一祭臺。圣所兩旁設木制圣隔門，供祈禱時出入。圣母堂設有地下室，是停放靈樞的場所。堂西為俄國墓地。
馬尾溝荷蘭墓地、正福寺法國墓地、六鋪炕俄國墓地——是為北京三大外國墓地。
1900年后，荷蘭墓地墓碑、墓穴及一切建筑物遭毀，僅索智能、利瑪竇、龍華民、湯若望、南懷仁及徐日升等六人之墓尚未全毀。經修復后，“利瑪竇墓已不在其位置上，而是西移至湯若望的塋地上來了。”同時，在墓地內興建了“致使圣教堂”。
在這一時期，北京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亞斯立堂（Asbruy Chruch）規(guī)模為大。1909年美國美以美會教士劉海瀾（Hiram Harrison Lowry，1843-1924）在崇文門內建亞斯立堂。該堂分正、逼兩堂，中間以活動木墻相隔，可以推開活動木墻形成一體。正堂堂頂做成高起的八角形，輔以高側窗采光。
在這一時期，南溝沿救主堂和八面槽救世軍中央堂為中國傳統(tǒng)模樣式的復古主義之典型。
南溝沿救主堂（建于1907年，又稱安立甘Anglican教堂、中華圣公會教堂）是當時中華圣公會華北教區(qū)的總堂，由主教史嘉樂（Charles Perry Scott，1847-1927）請人畫藍圖、找工匠建筑的。它“是北京最早的中國‘宮殿式’教堂。教堂平面為十字形，中央部分作成交叉的兩個硬山建筑，兩側廊做成單坡硬山，比中央部分低。中央部分上部做成側窗。側廊中部又各開一個側門，高度和中央通廊齊，這樣屋頂就成了‘？？’字形。在屋頂的兩具交叉點上，各設一個八角形亭子，作為鐘樓和天窗。教堂入口開在硬山山墻上，作成中國式住宅大門式樣，外墻全用青磚，筒瓦頂。建筑內部用木柱，柱上用桁架支持屋頂。平面十字交叉處為祭壇。作為方形木臺子，四周用中國高式欄桿，圍繞起來，祭臺背后是中式帶冰紋格子隔扇，主教壇和講壇都是仿中國紅木家具的式樣，雕刻中國番草花紋。祭壇頂上的天窗做成八角井，用英國高直式樣構件，井上是中國式的重檐八角亭子�！�
八面槽救世軍中央堂（1922年建成，外國工程師設計、成威廉監(jiān)造）則基本上搬用中國傳統(tǒng)建筑樣式，平面為“一”字形，外觀多處采用中國傳統(tǒng)式處理：上部右端為三層中國塔式鐘樓，左端為歇山屋頂；入口則為中國式六廊。
1922年建成的南河沿北京協(xié)和禮拜堂（Peking Union Chruch）以1928年計劃擴建時，由美國紐約梅里爾一亨布爾一泰勒建筑師事務所（Merrill，Humble & Taylor Architcts）設計，為兩棟主要建筑物，中間有聯(lián)廊，教堂為二層，并設鐘樓。但最后只建成其中單層一棟，并大為簡化，類似北京的民宅。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基督教本世紀20年代在北京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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