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經濟增長的波動及其趨勢

東盟經濟增長的波動及其趨勢

一、近年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的軌跡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東盟國家經濟增長出現了較大的波動起伏。1997年東盟國家爆發(fā)了嚴重的金融危機，1998年各國經濟普遍陷入嚴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卻出現快速復蘇或強勁反彈，而到2001年多數國家經濟又急轉直下，甚至呈現負增長。2002年初，東盟國家經濟再次出現復蘇的態(tài)勢。在戰(zhàn)后東盟經濟發(fā)展歷程中，這種經濟增長的軌跡是不多見的。
　　據東盟五國的官方統(tǒng)計顯示，1996-2002年，印尼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4.5%、-13.1%、0.8%、4.8%、3.3%、3.7%；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0%、7.3%、-7.4%、6.1%、8.3%、0.4%、4.2%；菲律賓經濟增長率分別為5.8%、5.2%、-0.6%、3.4%、4%、3.4%、4.3%；新加坡經濟增長率分別為7.7%、8.5%、0.1%、5.9%、10.3%、-2%、2.2%；泰國經濟增長率分別為5.9%、-1.4%、-10.8%、4.2%、4.4%、1.8%、3.6%。2003年，據近期各國的預計，印尼經濟增長率為3.5-4%、馬來西亞為4.5%、菲律賓為4-4.5%、新加坡為2-5%、泰國為4.5%。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有關的國際機構和官方部門普遍預測，東盟國家經濟將陷入長期嚴重的經濟衰退，經濟復蘇將是緩慢痛苦的過程。東盟國家經濟將在低谷徘徊較長時間后，才能走出低谷呈現U型復蘇。然而，1999年東盟國家經濟竟在短時間里出現迅速復蘇，呈現V型的強勁反彈。不過，當時就有人警告東盟國家經濟V型復蘇的基礎脆弱，隨時有變成V型危機重返的可能，以至出現W型的經濟波動。因為東盟國家經濟從嚴重衰退到快速復蘇主要是拜世界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的繁榮，特別是全球電子業(yè)景氣循環(huán)之賜。但是，各國遭受金融危機沖擊后經濟基礎依然脆弱，結構性矛盾仍未解決，國內外投資繼續(xù)下降，銀行不良資產居高不下。一旦國際經濟形勢出現逆轉，這些國家經濟將重新陷入衰退之中。
　　　　1996-2002年東盟五國經濟增長率(%)
　　附圖
　　2001年，東盟國家經濟急轉直下，再次出現普遍衰退。不過，此次東盟經濟衰退與1997年金融危機時的情形有所不同。它主要表現在：一是各國經濟衰退的程度不同。1997年金融危機中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是重災區(qū)，新加坡所受沖擊相對較小。而2001年新加坡經濟衰退的幅度最大，它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國以來經歷的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據統(tǒng)計，1964年新加坡經濟增長率曾出現-4.3%，其后是在1985年經濟萎縮1.6%，而這次經濟衰退的幅度要大于1985年；二是生產和出口部門受沖擊最大。1997年金融危機中受沖擊最大的是金融業(yè)和房地產業(yè)，而2001年經濟衰退中深陷困境的則是制造業(yè)的生產和出口部門。該年新加坡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2%，其中制造業(yè)部門增長率為-12%。馬來西亞同年的出口貿易下降11.5%，泰國全年出口貿易也下降4.9%；三是電子業(yè)衰退尤為嚴重。1997年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國際金融投機，這次經濟衰退則是國際電子產品需求急劇萎縮引起的。目前，東盟國家經濟高度依賴電子業(yè)的生產與出口。2000年，馬來西亞電子產品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新加坡為19%、菲律賓為9%。這些國家電子產品生產與出口的驟然下降，必然導致國內經濟的急劇滑坡。
　　2002年，東盟國家經濟再次出現復蘇的態(tài)勢。與1999年該地區(qū)的經濟復蘇有所不同，此次東盟經濟復蘇主要得益于美國經濟開始回升和各國采取擴大內需政策效應的雙重作用。由于美國電子信息產品需求的增加，東盟國家電子產品的出口已經趨于回升。在經濟衰退期間，各國采取擴大內需和刺激經濟復蘇的政策已初見成效。許多國家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信貸規(guī)模，增加農民收入和擴大農村市場需求。當然，目前各國內需擴大還遠未能成為其經濟復蘇的主要動力來源，因而其經濟復蘇仍然十分有限。
　　　　二、東盟國家經濟增長波動的原因探析
　　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東盟國家經濟經歷了金融危機后的嚴重衰退、迅速復蘇、再陷衰退和又呈復蘇的增長軌跡。東盟經濟增長的急劇波動，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經濟全球化下受到主要發(fā)達國家經濟周期波動的沖擊和金融危機后國內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的拖累。
　　首先，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進程的加快，促使東盟國家經濟增長波動增大。
　　盡管有充分的數據表明參與全球化程度高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較高，但是同時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波動性也增大。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各國經濟的相互聯(lián)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經濟增長波動的同步性愈益增強。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發(fā)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與發(fā)達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相關系數為0.4%。在東盟國家，這種經濟增長影響的相關性更大。例如，據新加坡貿工部的研究顯示，美國的經濟增長對新加坡經濟的影響最大，美國經濟每增長1%，新加坡經濟就會增長0.96%。（注：新加坡貿工部：《2001年新加坡經濟調查報告》。）另據美國著名的所羅門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經濟增長對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經濟的影響分別為：日本經濟每增長1%，新加坡經濟就會增長0.24%、泰國經濟就會增長0.17%、馬來西亞經濟就會增長0.13%。
　　發(fā)達國家的經濟波動向東盟國家的傳導，是通過世界市場擴散的。按照傳統(tǒng)的經濟理論，在國際商品市場上，發(fā)達國家的經濟波動向發(fā)展中國家傳導，是通過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的變化實現的。但是，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促進了新的國際分工發(fā)展，東盟國家已經成為制成品生產國和出口國，該類產品已占東盟國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國際商品市場的價格傳導已經從初級產品價格為主轉向以制成品為主。近年來，國際市場上制成品價格下降，不但包括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包括高技術產品。東盟國家緊跟發(fā)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發(fā)展新經濟的步伐，大力擴展以芯片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產品生產和出口。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該類產品出口比重分別高達65%和64%，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分別高達25%和19%。菲律賓、泰國和印尼的相應比重也很高。據計算，1992-1999年電子信息產品價格下降對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造成的損失部分相當于它們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部分的6.46%、3.13%、1.03%和0.87%。2000-2001年，全球電子信息產品銷售額從年增長30%到下跌30%，導致東盟國家的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急劇波動。例如，2000年新加坡經濟增長率為10.3%，而去年則下降2%，其中約有12個百分比的大幅波動。據新加坡貿工部的研究顯示，世界半導體工業(yè)每下降1%，新加坡經濟增長就會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導體工業(yè)增長波動達60個百分點，它對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影響高達6.8個百分點。同期，美國經濟增長率下降對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影響為2.4個百分點。（注：新加坡貿工部：《2001年新加坡經濟調查報告》。）
　　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對東盟國家經濟的影響，不僅在于流入這些國家的資本流量減少，更在于金融資產價格，主要是股價和匯率變動的傳導。近年來，東盟國家引進外資的規(guī)模持續(xù)萎縮，1996-1999年東盟國家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從163億美元降至73億美元，它對以投資—出口推動的東盟國家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同時，近年國際股票市場價格和美、日貨幣匯價的劇烈波動，也引發(fā)東盟國家金融市場的動蕩，并危及國內經濟的穩(wěn)定增長。據美國所羅門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匯率的變動對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經濟的影響分別為：日元每貶值10%，泰國經濟就會下降0.3%、新加坡經濟就會下降0.22%、馬來西亞經濟就會下降0.21%。
　　　　日本經濟和匯率波動對亞洲經濟的影響  
　　　　　　日本經濟增長1%　　　日元增值10%
新加坡　　　　　+0.24%　　　　　　+0.22%
馬來西亞　　　　+0.13%　　　　　　+0.21%
泰國　　　　　　+0.17%　　　　　　+0.30%
中國　　　　　　+0.09%　　　　　　+0.15%
香港　　　　　　+0.12%　　　　　　+0.10%
臺灣　　　　　　+0.04%　　　　　　+0.03%
亞洲　　　　　　+0.10%　　　　　　+0.16%

　　
　　資料來源：美國所羅門美邦公司。轉引自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2002年12月11日。
　　其次，金融危機后東盟國家經濟的脆弱性，使之難以抵御世界經濟周期波動的沖擊。
　　在經歷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之后，東盟國家仍未完全擺脫危機的陰影，各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尖銳。產業(yè)結構調整與升級乏力，國內外投資持續(xù)低迷，銀行金融體系重組艱難，國內公司治理進展緩慢，因而政府的反周期經濟政策收效甚微。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全球電子信息產業(yè)的蓬勃興起，東盟國家的電子業(yè)生產與出口迅速發(fā)展，并逐漸成為主導國內經濟增長的關鍵部門。然而，這些國家電子業(yè)的發(fā)展卻有明顯的脆弱性。它們的對外依賴性強，其零部件與中間原料的進口和電子產品的出口高度依賴美、日等發(fā)達國家，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大。這一生產方式也易于被后起國家所取代，如在1997-2000年的短短幾年時間，新加坡電子出口就由世界排名第4位滑落至第9位。同時，由于產業(yè)結構調整與技術升級緩慢，東盟國家經濟增長因素中的資本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TFP)均下滑。新加坡1990-1998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7.5%，其中資本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分別為4.2%和1.2%，均比80年代低；（注：新加坡統(tǒng)計局http://www.singstat.gov.sg/ssn/feat/3Q99/feat  ju  1991.pdf,2002年3月10日。）泰國1997-200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中資本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分別為2%和-1.8%，也遠低于1991-1996年的11.8%和4%。（注：IMF  Country  Report  No.01/147,Thailand:Selected  Issues,Aug2001.）東盟國家經濟轉型和產業(yè)升級滯后，既影響到短期經濟增長的穩(wěn)定性也制約著中長期經濟發(fā)展的后勁。
　　盡管東盟國家銀行金融機構重組取得一定進展，但國內金融體系仍然十分脆弱。由于銀行和企業(yè)結構調整緩慢，國內不良金融資產仍居高不下，據亞洲開發(fā)銀行去年4月發(fā)表的一份報告顯示，印尼和泰國的商業(yè)銀行呆帳率已分別從1998年的50%和43%降至2001年底的12%和10%，但若將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已收購而尚未處理的呆帳計算在內，兩國的呆帳率則分別高達50%和25%。而馬來西亞的銀行呆帳率去年1月又回升至12%，大致相當于1998年的水平。菲律賓的銀行呆帳率也從1998年的10%上升至去年1月的18.3%。困擾東盟國家經濟的不良金融資產過高，與國內公司治理進展緩慢密切相關。東盟國家的公司負債率高，如印尼和泰國公司負債率（負債／自有資產）目前仍高達280%，而中小企業(yè)眾多加大了債務重組的難度。同時，企業(yè)生產結構與管理體制的調整緩慢。因此，東盟國家經濟的微觀結構重組滯后嚴重阻礙金融改革深化和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
　　最后，金融危機后區(qū)域國際分工格局的巨變，直接影響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
　　由于金融危機后區(qū)域各經濟體實力的增長，30多年支撐區(qū)域經濟高速增長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model)已發(fā)生巨大變化。所謂“雁行模式”是指20世紀60年代以來亞洲新興工業(yè)化經濟群體(NIEs)產生與發(fā)展的一種獨特的區(qū)域國際分工形態(tài)，即率先實現了工業(yè)化的日本將成熟產業(yè)轉移到亞洲“四小”（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后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yè)轉移到東盟四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紡織、化工、機械、電子等產業(yè)均以這樣的次序轉遞，從而在區(qū)域形成了一群處于不同發(fā)展階段的新興工業(yè)化經濟體。1997年亞洲爆發(fā)金融危機，日本、亞洲“四小”和東南亞經濟均受到強烈沖擊。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吸納區(qū)域產品的能力下降，對外產業(yè)轉移的進程放緩。亞洲“四小”經濟深陷困境，產業(yè)升級舉步維艱，對外投資規(guī)模銳減。這樣，由日本主導產業(yè)轉移過程所決定的區(qū)域國際分工格局出現衰變，使得區(qū)域內賴以高速發(fā)展的增長動力機制和產業(yè)循環(huán)機制難以順利運行，經濟增長的變數大大增加，從而導致金融危機后東盟國家經濟的急劇波動。
　　　　三、東盟國家經濟增長趨勢
　　進入2003年初，東盟國家經濟已呈現逐漸復蘇的跡象。對今年東盟經濟發(fā)展的前景，國際經濟組織一般持謹慎樂觀的態(tài)度。據世界銀行新近的預測是，2003年和2004年，印尼經濟增長率分別為3.3%和4%，馬來西亞分別為4.2%和5.5%，菲律賓分別為4%和4.5%、新加坡分別為1.7%和4.9%，泰國分別為4.5%和5%。
　　從中長期看，東盟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將放緩，可能難以再現金融危機前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的勢頭。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曾指出，新加坡未來經濟增長要再現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將是不可能。（注：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2001年8月20日。）內閣資政李光耀也說，如果2003年新加坡實現經濟復蘇，今后每年取得3-5%的經濟增長率，那將是了不起的成就。（注：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2001年11月12日。）這是因為金融危機后支撐東盟國家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的內外條件發(fā)生了一系列變化。從國際上，去年世界三大經濟體同時陷入衰退是戰(zhàn)后所不多見的。此后，世界經濟的復蘇緩慢。美國經濟復蘇減慢，歐洲經濟反彈有限，日本經濟衰退仍在谷底，世界經濟可能會進入一個較長的所謂的增長衰退時期。同時，由日本主導產業(yè)轉移過程所決定的區(qū)域國際分工格局出現巨變，使得區(qū)域內賴以高速發(fā)展的增長動力機制和產業(yè)循環(huán)機制難以順利運行。此外，東盟國家經濟還將面臨周邊國家的激烈競爭。從國內看，東盟國家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短期內，各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難以解決，政府推行的宏觀經濟政策成效有限，產業(yè)結構調整與升級非一蹴而就，因而國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尚需時日。許多國家不僅要經歷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痛苦過程，還將面臨國內政治和社會不穩(wěn)定的拖累，尤其是2004年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將面臨大選。
　　與此同時，東盟國家經濟增長波動將會有所增大。隨著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各國經濟增長波動的同步性增強，它將直接影響到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的穩(wěn)定性。美、日等發(fā)達國家“高科技泡沫”破裂后，世界的電子工業(yè)迅速衰退，國際市場對電子產品的需求急劇萎縮。尤其是全球電子信息產業(yè)的生產周期日益縮短，目前一個周期平均只能維持兩年半的時間，這就使得以電子業(yè)生產與出口為主導的東盟國家經濟增長周期也將縮短，從而導致國內經濟增長波動起伏加大。
　　收稿日期：2003-04
【參考文獻】
　　[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1998-2002年有關月份[R]。
　　[2]　亞洲開發(fā)銀行：《亞洲經濟展望》1998-2002年有關月份[R]。
　　[3]　Than,M.ASEAN  Beyond  the  Regional  Crisis:Challenges  and  Initiatives[M].Singapore:ISEAS,2001.
　　[4]　Takeuchi,j.The  Role  of  Cluster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Industries  in  Asia[J].Pacific  Business  and  Industries,Vol.1.,2001.
　　[5]　J.Hicklin,D.Robinsonand  A.Singh.Macroeconomic  Issues  facing  ASEAN  Countries[M].Washington  D.C.;IMF,1997.
　　[6]　ASEAN  Secretariat.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Transition  &  Transformation[M].Singapore:ISEA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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