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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FDI對中國經濟發(fā)展作用的經濟學分析
論FDI對中國經濟發(fā)展作用的經濟學分析 一、引言
改革開放20余年,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隨著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程度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外國資本紛紛瞄準中國市場,到中國投資設廠。近幾年來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額一直高居世界前列,到了2002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金額更是高達500多億美元,超過了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隨著FDI的不斷涌入,也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FDI對一國經濟的發(fā)展是起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作用,一個國家是否引入越多的FDI越好?
二、外國直接投資對一國經濟發(fā)展作用的發(fā)展經濟學觀點
外國直接投資對一國經濟的影響問題長久以來一直存在著爭議,尤其是對廣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來說,是否引入外國資本,如何引入外國資本都是關系國家發(fā)展的大問題,對于FDI的討論也就更加迫切,更有意義。基于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本文也將從發(fā)展中國家的角度出發(fā),引入發(fā)展經濟學的觀點。
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上主要存在三種觀點。第一種是新古典主義的觀點。新古典主義者認為,在自由競爭條件下,與國內資本一樣,外資也為發(fā)展中國家預示了國民經濟高速發(fā)展的美好前景,他們確信外國直接投資能夠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fā)展。他們認為,外國直接投資是發(fā)展中國家促進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發(fā)展中國家可以從跨國公司所產生的外部效應中獲得利益。與新古典主義的觀點相對應的觀點是激進主義觀點。激進主義者認為,外國資本的流入給第三世界國家平添了經濟風險,它不僅無益于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改善,相反還加重了發(fā)展中國家貧困。他們認為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造成發(fā)展中國家更大規(guī)模的事業(yè),外資的進入只是壟斷而非注入新的資本資源,只是替換而非改善當地的商業(yè)行為,只是破壞而非改善了發(fā)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與新古典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極端看法有所不同,結構主義者認為,投資方與東道國的利益分配格局取決于跨國公司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談判行為。但是,國際寡頭結構性特征與東道國社會經營的共同作用,造成發(fā)展中國家的談判地位與能力呈下降的態(tài)勢,分配的利益日趨減少。不過他們同時指出,適當的政策安排有助于發(fā)展中國家在與發(fā)達國家的談判中取得有利的地位,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應該說結構主義的觀點還是比較客觀地描述了外國直接投資影響發(fā)展中國家的狀況的;但是,結構主義最大的缺陷是沒有如新古典主義和激進主義理論那樣,建立分析外國直接投資影響發(fā)展中東道國經濟發(fā)展的基礎框架。
三、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fā)展影響的實證分析
那么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影響又是如何呢?是如新古典理論所說的那樣,給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注入了無窮活力?還是像激進主義理論所說的那樣,給中國平添了經濟風險,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yè)?還是有其他的情況?本文將采用計量經濟學的模型方法,對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在對FDI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的時候,我們將選取1983~2002年之間的數據進行分析,主要的數據指標有7個:每年的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額、各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各年的就業(yè)人員數、各年的出口總額、初級產品出口額、工業(yè)制成品出口額以及各年的基本建設投資額。各個數據指標的具體數值見表1。考慮到國內生產總值、就業(yè)人員數、出口總額、初級產品出口總額以及工業(yè)制成品出口與FDI的關系,FDI與基本建設投資的關系都可以看成單調的、線性的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可以采用線性回歸的模型建立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采用的是一元線性回歸模型。
表1:樣本數據 單位:億美元
注:(1)FDI指的是外國直接投資,GDP為國內生產總值,TE為總出口額,EPG為初級產品的出口額,EMG為工業(yè)制成品的出口額,EMP為就業(yè)人員數,BC為基本建設總額。
(2)因缺乏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指標,這里用基本建設投資代替,按國家統(tǒng)計局對基本建設內涵的界定,它是包括基礎建設投資的,因而基本建設投資指標對基礎建設投資的替代型還是可以的。
(3)GDP和BC的數據是根據對應年份人民幣兌美元匯價折算得到的。
(4)EMP的單位為萬人。
數據來源:《2001中國統(tǒng)計年鑒》和《2003中國統(tǒng)計年鑒》
(二)樣本數據的分析
我們把表1的樣本數據帶入回歸模型,并運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參數進行估計,利用EVIEWS統(tǒng)計軟件的運行可得到以下結果。
表2:數據分析結果
1.回歸方程的統(tǒng)計檢驗和分析
(1)方程的顯著性分析。從EVIEWS軟件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除了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對FDI的回歸外,其他所有方程的回歸的R2值都還算比較高:最小也有0.7左右,最大達到了0.886的高值。在F值方面,對于1983~2002年間的數據回歸的F值都大于F0。05(1,18)=4.41,另外的四組分組的數據的回歸的F值在95%的顯著水平上也都明顯顯著,這說明以上方程的對這是情況的擬合情況良好,方程總體可信。也就是說以上的各個變量之間存在真實的關系。
(2)變量的顯著性檢驗。變量的顯著性檢驗可通過T檢驗來完成,從上面的分析結果看,1983~2002年間所有的回歸方程的T值都大于t0.025(18)=2.101;對于分組的數據,即使是最小的T值4.24也比t0.025(8)=2.306要來的大。因此,也就是說,所有的回歸方程都通過了T檢驗。這說明中國FDI總額對GDP、就業(yè)人員數等變量具有明顯的影響,基本建設投資對FDI的影響也十分顯著。
2.回歸方程的經濟學含義
(1)外國直接投資確實有利于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和勞動就業(yè)。從分析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FDI每增加一億美元,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就業(yè)人員數就分別增加15.08614億元和39.85244萬人,這說明FDI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是比較強的。另外,FDI對中國的出口也具有很強的正效應:FDI每增加1億美元就能帶來4.132388億美元的出口額的增加。這增強了中國的出口創(chuàng)匯能力,而出口可以通過乘數效應促進一國經濟的發(fā)展,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巨大的促進作用。
(2)FDI有利于中國產業(yè)結構的升級。在表2中,對于方程,其T值、F值都勉強算是通過了檢驗,但其擬合優(yōu)度卻遠遠達不到基本的標準。這說明FDI對EPG的解釋力不強,這說明外國直接投資額的增加對初級產品的出口的影響不大,雖然隨著FDI的增加,初級產品的出口額也隨著增加,但這很可能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而無法斷定是外國直接投資增加的結果。而在加工制造業(yè)方面情況則明顯不同,對于方程,雖然樣本數據只有10個,但回歸方程的各個統(tǒng)計值還是很好地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而表明了,FDI對加工制造業(yè)的出口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從回歸系數我們知道,1983~1992年間,每增加1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就帶來5.760870億美元的加工制造產品的出口,到了1993~2002年間這個作用更大:1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能帶來8.095663億美元的加工制造產品的出口,這同時也說明了外國直接投資對加工制造品的出口的作用越來越大,也就是說FDI有利于中國的出口結構的優(yōu)化。而出口結構的優(yōu)化又帶來產業(yè)結構的升級。中國在改革開放伊始,其出口結構是以初級產品的出口為主,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轉變?yōu)橐约庸ぶ圃鞓I(yè)為主,甚至資本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出口結構,可以說中國已經初步達到了出口結構優(yōu)化的目標。而FDI對出口的作用與中國的發(fā)展目標正好是相吻合的。
(3)基礎建設投資在引進外資中的作用越來越小�；A建設情況是外商來華投資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高效率的基礎建設投資是降低成本的有力保證。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方面的建設還很不到位,適當地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就能促使成本大幅下降。不過基礎建設投資對成本的降低作用也是邊際遞減的。我們可以看到,1993~2002年間1億美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只能帶來0.128750億美元的外資的流入,比1983~1992年間的0.397616億美元少了1倍多。而且1993~2002年間的各個統(tǒng)計值也相應的下降了不少,說明了基本建設投資對一進外資的作用正在逐步削弱。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基本設施建設經過改革20多年的發(fā)展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已基本達到外商投資設廠的基本要求,再考慮到外商投資設廠基本上是在沿海一帶,可以說基本建設投資方面的提升空間已不大。
四、結論
綜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yè)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從而支持了新古典主義的觀點,這也是為什么現在國內的學者普遍支持新古典主義的觀點的原因。但是,FDI對經濟增長和就業(yè)的這種促進作用到底是單純的自然而然的作用還是像結構主義所說得那樣是由于中國在與跨國公司的談判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呢?我們認為,引入外資對一國經濟的影響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一國的內在的文化制度上的一些因素,比如說,高識字率、高儲蓄率等。同樣是引進外資,東亞與拉美的情況就截然不同。東亞國家受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的影響,普遍具有崇尚節(jié)儉,注重教育的風尚,從而使得該地區(qū)的識字率、儲蓄率比其他經濟水平相近的地區(qū)來的高。特別是儲蓄率,我們可以用具體數據對比一下,1980年東亞太平洋地區(qū)的國內儲蓄總額占GDP的百分比加權平均為28%,而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qū)的對應的數據為23%,到了1994年兩者的差距就更大了,這一年兩者的相應的數據分別為37%和20%。除了文化上的不同以外,政治制度上、發(fā)展模式上的不同也影響著兩地引入外資的效果。政治制度上,東亞國家,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威,不僅政府機構中各級官僚必須服從于政府的權威,民族資本和外國資本在國內產業(yè)分工和經濟發(fā)展中的地位也完全遵從權威政府的安排,而且政府代表著整個民族資本的根本利益,對外國資本進行程度不同,但總的來說有十分嚴格的限制。拉美國家雖然表面上看國家或政府擁有權威,但實際上,由于社會經濟發(fā)展形成的利益集團的多元化,受到不同利益集團支持的政府官僚們擁有很大權威,他們或者代表著某些民族資本的利益,或者是作為“外國資本的代理人同盟”的代表,因而實質上是政府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國內外各種利益集團。在發(fā)展模式上,東亞國家普遍實行的是典型的“出口替代”發(fā)展模式,以出口為導向,促使外國投資適應出口發(fā)展戰(zhàn)略的需要,東亞國家(包括中國)在實行“出口導向型”發(fā)展戰(zhàn)略的時候,大都制定有嚴格的產業(yè)發(fā)展政策,引導外國資本投向與國內工業(yè)結構升級 論FDI對中國經濟發(fā)展作用的經濟學分析相一致。而拉美國家多數實行的是典型的 “進口替代”發(fā)展模式,主要依靠廉價的初級產品的出口來支撐跨國公司的大量進口、利潤匯出和特許權、專利權的使用費。
那么中國的情況是怎么樣的呢?首先,從文化上來說,儒家文化的根源就在中國,因而中國與其他的亞洲國家一樣,有高儲蓄率、高識字率的特點。其次,從政治制度上來說,中國政府的權威顯然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政府在對外開放上實行的是審慎的、漸進的發(fā)展策略,從而避免了外來因素給經濟帶來大的波動。再次,從發(fā)展模式來看,大多數的東亞國家一樣,中國實行的也是“出口導向型”的發(fā)展模式。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們的觀點有點類似結構主義的觀點,或者說包括了結構主義的觀點。與結構主義不同的是,結構主義強調的是發(fā)展中東道國的外在的與跨國公司談判的地位,而我們強調的則是發(fā)展中東道國的內在的制度性的文化性的因素。
[參考文獻]
[1]丁文麗.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出口產量及結構的相關性分析[J].經濟經緯,2001,(2).
[2]潘渭河.經濟計量模型在國際貿易方面的應用[J].國際商務研究,1997,(3).
[3]李子奈.關于現代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0卷(3).
[4]陳志剛.外國直接投資作用的發(fā)展經濟學觀點[J].當代財經,2003,(4).
[5]崔建,劉忠華.外國直接投資對東亞和拉美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的制度分析[J].東北亞論壇,2004,(1).
[6]丹尼爾L·魯賓費爾德,羅伯特S·平狄克.計量經濟模型與經濟預測[M].錢小軍,等譯.機械工業(y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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