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軌國家的經濟波動與社會發(fā)展

轉軌國家的經濟波動與社會發(fā)展　　前言
　　近幾十年來，可持續(xù)發(fā)展、人類發(fā)展等概念獲得更廣泛的認同，對社會發(fā)展問題的關注明顯增強。（注：在發(fā)布反映世界各國經濟發(fā)展狀況《世界發(fā)展報告》的十幾年之后，開始出現(xiàn)評價世界各國社會發(fā)展狀況的報告，例如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自1990年開始發(fā)布《人類發(fā)展報告》。）問題不在于經濟增長是否重要。經濟增長無疑非常重要，因為它是社會存在的物質基礎，是改善人類生存條件的物質前提。但是，強調社會綜合發(fā)展的觀點認為，經濟發(fā)展的模式或質量至少同樣重要，因為正是它們決定著經濟發(fā)展最終目標的實現(xiàn)，即全體人類生存和福利狀況的不斷改善。
　　從縱向上說，社會發(fā)展和經濟發(fā)展的軌跡基本吻合，而橫向比較表明，經濟發(fā)展水平較高的國家，人文發(fā)展水平也較高，反之亦然。但是，另一方面，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并不是同義語，兩者之間不具有完全的對等或比例關系。處于同等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國家，社會發(fā)展方面依然存在差別，兩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不少見。有趣的是，社會發(fā)展指標在發(fā)達國家往往比較接近，而在發(fā)展中國家則存在更大差別，包括那些處于同等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國家之間。
　　這個觀察并不出人意料。有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度，在決定一國人口生存狀況中發(fā)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會發(fā)展指標就越有可能落在經濟發(fā)展指標的后面，特別是在經濟發(fā)展相對落后的國家，如果那里的收入分配比較平等，同時伴隨可行的社會福利措施，它們的社會發(fā)展指標往往顯著優(yōu)于同等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國家，有的甚至超過比自己遠為富裕的國家。在亞洲，常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國和斯里蘭卡，它們盡管都屬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國家，但在社會發(fā)展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使它們躋身于中等收入國家之列。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個得到廣泛關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注：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Thomas  Isaac  and  Michael  Tharakan,"Kerala:Towards  a  New  Agend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ldy,5-12  Augnst,1996;Richard  W.Franke  and  B.H.Chasin,Kerala:Radical  Reform  as  Development  in  an  Indian  State,New  Delhi:Promilla  and  Co.,1994.）
　　本文討論前計劃經濟國家在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社會發(fā)展變動趨勢，探討這些變動與經濟發(fā)展和經濟體制轉軌之間的關系。應該承認，判斷社會發(fā)展不如判斷經濟增長那么一目了然，原因之一是衡量標準比較復雜。本文第一部分討論人口發(fā)展，第二部分討論社會發(fā)展，第三部分討論體制轉軌、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之間的關系，最后是簡要的結論。
　　　　人口發(fā)展指標的變動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先后走上市場化道路。這個轉軌過程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動下，對社會經濟體制進行了重新安排，引起了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深刻變化。由于各國初始條件、改革戰(zhàn)略、具體政策以及國際環(huán)境等方面的不同特點，體制轉軌的后果差異很大。
　　首先，各國的經濟表現(xiàn)大相徑庭，可謂幾家歡喜幾家愁。從經濟增長速度看，中國和越南無疑屬于最成功的，改革以來維持了較高的年平均增長率，相反，中亞和中東歐國家?guī)缀鯚o一例外地經歷了生產驟然下滑的劇烈痛苦。十幾年過去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先后走出低谷，其中一些國家獲得了連續(xù)幾年的增長勢頭，另一些國家仍處于低迷狀態(tài)，但大部分國家都未恢復到轉軌前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尤其在前蘇聯(lián)地區(qū)。
　　其次，各國人口發(fā)展平均指標發(fā)生了不同方向的變動。這些指標通常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1)富裕程度，表明人口平均擁有的物質財富，通常表現(xiàn)為人均收入，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費品、住房、食品等人均擁有量以及人均個人儲蓄等。(2)能力指標，表明人口的社會平均行為能力，其中首先是預期壽命、死亡率和疾病率等，這些指標對人類生命至關重要，因為人必須首先活著才能有所行動，而在活著的人當中，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為能力上通常受到更多限制。此外，在現(xiàn)代社會，人類潛能的充分發(fā)揮越來越依靠通過教育獲得知識和技能，因此，普遍教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強弱的重要標準。(3)人口變動指標，例如生育率、結婚、離異等，這些雖然是個人行為，但總體變動趨勢往往與社會大環(huán)境有關，折射人口對未來的預期，這在社會處于相對動蕩時期尤其明顯。
　　從這幾方面來看，各國的變動大體與本國經濟發(fā)展趨勢是一致的，即主要福利指標隨經濟業(yè)績起伏。以亞洲轉軌國家為例，（注：Lu  Aiguo  and  Manuel  F.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odon:Palgrave,2002:In  Aiguo,2001,"The  Impact  of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on  Welfare  Changes: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sian  Transitional  Economies",World  Economy  &  China,No.2,pp.46-54；冒天啟主筆，朱玲、羅德明副主筆：《經濟轉軌與社會發(fā)展》，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例如中國和越南，隨著人均收入增加，與經濟資源總量有關的所有指標都得到改善，例如人均熱量攝入以及人均消費品、居住面積、公共消費品等。物質條件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人均預期壽命，降低嬰兒死亡率，提高入學率。應該承認，這些方面的變化不完全取決于經濟總量的變動，無論在中國還是越南，其中某些指標的改善跟不上經濟增長步伐，甚至出現(xiàn)種種問題，但就總體而言，還是向前發(fā)展的。
　　中國和越南的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大量人口脫貧具有世界意義。過去一二十年間，包括不少轉軌經濟在內，世界大部分地區(qū)的貧困人口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東亞一些國家尤其是中國貧困人口的大幅度減少，整個世界的反貧困成績無疑更加遜色。（注：UNDP,2002,Human  Development  Repor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在經濟下降的亞洲轉軌國家，福利狀況或者得不到改善，或者出現(xiàn)倒退，這種情況在東中歐國家也很普遍。一系列數(shù)據和和跟蹤研究結果顯示，（注：UNICEF,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Conditions,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1,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3;UNICEF,Crisis  in  Mortality,Health  and  Nutrition.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2,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4;UNICEF,Poverty,Children  and  Policy:Respanses  for  a  Brighter  Future,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3,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5;World  Bank,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ranko  Milanovic,Income,Inequality,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ed  to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98;Lu  and  M.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ndon:Palgrave,2002.）轉軌開始的最初幾年，中亞和東中歐國家?guī)缀鯚o一例外地出現(xiàn)人口福利狀況急劇惡化。經濟下滑越劇烈，人口平均富裕程度的下降幅度越大，生活水平受到的負面影響就越嚴重，一個明顯的后果是大量人口迅速陷入貧困，使各國在一定時期內都或多或少地出現(xiàn)了所謂“過渡性貧困”問題。物質條件的惡化還導致教育、醫(yī)療等領域資源萎縮，影響人口社會能力的提高。由于經濟下降持續(xù)時間較短，或者由于政府采取了某些補救措施減輕沖擊，一些國家避免了更壞的后果，但另一些國家就不那么幸運了。在俄羅斯，人口預期壽命大大下降，尤其男性人口，由此造成的人口數(shù)量減少不亞于一場戰(zhàn)爭。（注：Giovanni  Andrea  Comia  and  Renato  Paniccia  eds.The  Mortality  Crisi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盡管各國情況不同，但總的說來，這些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fā)展上遭受的嚴重挫折，或者說市場轉軌的代價之高，超過了大多數(shù)人的預料。
　　轉軌國家人口福利的變化改變了它們在世界人類社會發(fā)展中的位置。2002年《人類發(fā)展報告》顯示，1990年以來，中國在人類發(fā)展中的排名繼續(xù)上升。在中亞和東中歐，經濟轉軌帶來的損失使大部分國家排名大幅度下降，其中，俄羅斯和烏克蘭1990年以來下降了20個名次，摩爾多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下降了30多個名次，只有匈牙利和波蘭的排名有所上升。（注：2002年7月24日在馬尼拉關于《人類發(fā)展報告2002》的新聞發(fā)布，見"Norway,still  First,US  Sixth  in  Human  Development",Press  Kit,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2/en/。）
　　總的說來，上述人口福利指標的變動與經濟發(fā)展狀況直接相關。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假定人口數(shù)量一定，經濟增長擴大了財富總量，提供了人口得以分享的更多資源，從而為人類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更充分的物質條件。但另一方面，人均或整體指標并不能充分反映社會發(fā)展的全部真實面貌，有時甚至掩蓋了社會現(xiàn)實，因為現(xiàn)實中生活著的是具有性別、年齡等特點和各種社會屬性的人，不是抽象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經濟增長能否最大限度地為全社會分享，能否轉化為相應的人類社會發(fā)展，最終都會在社會成員的相互關系上表現(xiàn)出來，這些關系本身同樣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標志。
　　　　社會發(fā)展狀況
　　社會發(fā)展包括以下內容：(1)人口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或者說人類生態(tài)狀況，由社會保護、公共安全、個人安全、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等內容構成。人類渴望生活在安寧、健康、有尊嚴的環(huán)境中，希望不受動亂、暴力、犯罪、污染、腐敗等侵犯和威脅，因此，保證人人享有和平、安全生活的權利無疑是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標志。(2)社會分化狀況，它反映經濟增長受益人口的分布。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人口越廣泛，社會成員分享的份額越平等，社會進步的成就越顯著。毋庸置疑，轉軌國家一直存在各種社會差異，不但在階級、階層的意義上存在，同時具有性別、地域、民族、年齡等方面的特征。在轉軌過程中，社會差異的變動反映了社會成員分享經濟增長成果模式的轉變。
　　在這些方面，轉軌國家發(fā)生的變化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而這些變化似乎與經濟增長或下降沒有直接關系。這首先是各國收入不平等顯著擴大，其次是新形式犯罪和腐敗問題突出。目前，轉軌國家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完全改變了這些國家原先的社會面貌。計劃經濟時代，與同等發(fā)展程度的市場經濟相比，轉軌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收入分配相對平等，各國基尼系數(shù)最高不超過0.28。但在轉軌開始后的一二十年內，情況發(fā)生了根本變化。例如，在改革前的中國，雖然城鄉(xiāng)之間存在較大收入不平等，但城鄉(xiāng)內部收入差別很小，基尼系數(shù)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僅為0.26，以至中國的分配模式被稱做“平均主義”的“大鍋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一度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而不平等未見擴大的良好局面，但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不平等勢頭趨于強化，到21世紀初，基尼系數(shù)達到0.417的高度，超過了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也超過了0.4的所謂國際警戒線，使中國由一個以平均主義分配為特征的國家躍居為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國家之列�，F(xiàn)存的不平等既由于城鄉(xiāng)差距更為嚴重、地區(qū)差別擴大，也由于城鄉(xiāng)內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顯著擴大。（注：參見趙人偉、李實、卡爾·李思勤主編：《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經濟改革和發(fā)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8～22頁；李實、張平、魏眾、仲濟垠等著：《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實證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頁；Bjom  Gustafsson  and  Wei  Zhong,"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No.5,2002,pp.41-49。）
　　在其他轉軌國家，盡管程度不同，但收入不平等都無一例外地擴大了。前蘇聯(lián)地區(qū)各國在短短10年時間里，基尼系數(shù)急劇上升了10～20個百分點。（注：見本期科尼亞的文章；Branko  Milanovic,1998，前引。）這些國家迅速形成了新富人和新窮人群體，后者雖然遠不及前者那樣引人注目，但他們無疑是更為龐大的一群。
　　犯罪是迄今任何國家都不能根除的社會惡疾，轉軌國家即使在計劃體制下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轉軌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犯罪形式，例如販賣人口、吸毒販毒、嫖娼賣淫以及黑社會性質的犯罪，以前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從未達到如此泛濫的程度。犯罪率在各國不同，有的國家相對平穩(wěn)，不少國家出現(xiàn)上升趨勢，還有的國家形勢相當嚴峻。例如，俄羅斯的犯罪率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約為10‰，轉軌開始后，從1990年到1993～1994年間直線上升到19‰，此后盡管有所起伏，到2001～2002年還是達到了超過21‰的高度。（注：見《蘇聯(lián)國民經濟》和《俄羅斯統(tǒng)計年鑒》有關各期。）如果說俄羅斯的犯罪增加與經濟衰退有一定關系的話，那么，在經濟持續(xù)增長的中國，犯罪也成為人們最為關切的問題之一，改革以來，城區(qū)住宅防盜門窗由盛行到普及，反映出人們對遭受犯罪侵擾的普遍擔憂，是安全感下降的一個明顯信號。
　　腐敗的滋長是轉軌國家面臨的另一個共同問題。1995年以來，在有關腐敗的一個國際比較研究中，絕大多數(shù)轉軌國家被歸入高度腐敗類型，而在最腐敗的10國中，轉軌國家年年榜上有名，1999年和2000年分別有3個和4個，俄羅斯、中國、越南在不同年度都曾不止一次地被列入其中。（注：見透明國際1995年以來各年度腐敗指數(shù)表，http://www.transparency.org/index.html。）當然，這種排名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包括納入國家的數(shù)量、衡量標準等，因此，未必完全反映世界現(xiàn)狀，但在轉軌過程中，權錢交易、少數(shù)人合伙瓜分資源的猖獗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不能不導致大面積腐敗。在中國，嚴重腐敗甚至變成了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在公眾中引起強烈不滿。（注：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各年度版。）腐敗是對公平的經濟活動、公正的政治運作以及社會安全的嘲諷。難以遏止的腐敗為擴大貧富差距推波助瀾，削弱公眾對政府權威的信賴，沖擊社會的基本價值和道德基礎。
　　轉軌過程還無一例外地帶來失業(yè)問題。勞動力市場的建立結束了轉軌國家完全就業(yè)的歷史，失業(yè)成為經濟過程中的常規(guī)現(xiàn)象。正像在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一樣，經濟增長能夠減輕失業(yè)的壓力，但無法消除失業(yè)，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相當迅速，吸收了大量新勞動力，但城市失業(yè)率卻不降反升，越來越成為導致城市貧困的重要原因。
　　市場化過程為社會邊緣人群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乞丐、妓女、吸毒者、童工、流浪者等這些絕跡多年的人群重新出現(xiàn)。這些處于社會最底層的人群面臨更多的生存和安全問題。由于他們處于合法和非法之間的邊緣地帶，更容易成為犯罪活動的犧牲品，他們的生存方式又往往使之游離于正式的社會組織和傳統(tǒng)的家庭網絡之外，從而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保護。在轉軌國家，邊緣人群的存在呈現(xiàn)永久化趨勢。邊緣人群的重新生成以及包括更大量生活貧困、就業(yè)困難者在內的所謂“弱勢群體”的出現(xiàn)，最直觀地反映了體制轉軌所帶來的社會分化后果。
　　當然，在各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還有另一類變化，這類發(fā)展通常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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