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應歷史發(fā)展潮流，重塑多元價值理論

順應歷史發(fā)展潮流，重塑多元價值理論一
　　將商品交換的基礎歸結“勞動”（實指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一般的常規(guī)的基礎性勞動）是勞動價值論的核心思想。這種思想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英法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人類社會經濟思想史上的偉大成就。前者成為自由競爭時代資本主義國家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后者成為計劃經濟時代社會主義國家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發(fā)展進程。然而，在歷史發(fā)展的一定階段，這種價值論因其固有的局限性必然要受到實踐的挑戰(zhàn)并被其他理論所超越。對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發(fā)出決定性挑戰(zhàn)并最終實現了理論超越的是19世紀初的英國，第一次產業(yè)革命的完成和自由競爭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它成為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人類進入21世紀的今天，對勞動價值論的新挑戰(zhàn)看來又要發(fā)生，只是這次挑戰(zhàn)的對象已從古典經濟學轉向了它的繼承者；發(fā)出挑戰(zhàn)并最終實現理論超越的也不再是西方國家，而是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上迅猛前進的當代中國。勞動價值論對實踐的“理論瓶頸”作用，在哪個國家都沒有像在當代中國表現得如此尖銳，也沒有那個國家能像當代中國具備實現理論超越的條件。
　　財富由多種要素共同創(chuàng)造，價值不過是從另一個角度觀察的財富，所以它理應也由創(chuàng)造財富的多種要素共同決定。然而，傳統(tǒng)經典價值論卻認為它們是兩回事，堅持說財富源泉雖是多元的（土地、勞動和資本等），但價值源泉卻只能是一元的（勞動）。市場價格是市場經濟的普遍現象和支柱，它決定于供求雙方的諸多因素，可是傳統(tǒng)經典價值理論卻堅持說價格最終只決定于勞動。“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對當今世界生產力發(fā)展根本動力和首要條件的精辟論斷，“三個代表”思想中的首要一條（代表當代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方向）又將上述論斷同我們黨在當代條件下的指導思想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大大提升了這個論斷的思想高度和實踐意義。然而就是這些至理名言和科學思想也要受到某些人的懷疑。因為其中所蘊含的反映當代最新歷史潮流的新思想，同傳統(tǒng)經典價值論所認定的價值唯一源泉及其體現者相抵觸。如果誰還要承認土地和資本等其他非體力勞動要素也是創(chuàng)造財富及其價值的重要力量，更要被指責為離經叛道。因為依照傳統(tǒng)經典價值論，這些要素的作用只限于轉移價值。
　　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是使中國繁榮富強的唯一正確的體制選擇，已被實踐證明并將繼續(xù)得到證明。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傳統(tǒng)經典理論卻對市場經濟持根本否定的態(tài)度，認為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制度早在19世紀末期就已隨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而一同壽終正寢。它還斷定未來新社會只能搞計劃經濟，根本想不到社會主義還要搞市場經濟。與此相關，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中的一系列新現象和新階層也感到不能容忍。首當其沖的是在改革大潮中涌現出的一大批民營企業(yè)家，他們以自己的辛勤勞動和合法經營為國家和公眾作出了積極貢獻，也為自己贏得了財富和社會的尊重，成為推進生產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然而，在固守傳統(tǒng)經典理論的人看來，卻是社會主義不能相容的剝削階級，必欲盡速去之而后快，如果說眼前還可容忍其存在，也是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為之，是決不能讓它長久發(fā)展下去的。企業(yè)經營管理者是新涌現出來的又一重要階層，他們肩負著經濟活動組織者和經營者的重任，他們是國家經濟生活的中堅力量，可是依據傳統(tǒng)經典價值論，他們不過是資本家的幫手和剩余價值的瓜分者。
　　不是世界和中國的發(fā)展脫了軌，而是傳統(tǒng)經典價值論跟不上飛速發(fā)展的實踐。出現這種逆差的理論根源，首先，在于它將商品價值本質不是如實地定位于人與物的關系，從而脫離了主體與客體的關系這個一般價值觀的軌道，不僅將需求排除在價值范疇之外，而且將人與人的關系這個第二位的屬性不適當地提到了首位。其次，在于論證前提條件的極其有限。邏輯推理也不是無懈可擊，使得從中所得出的結論不可能具有普遍性。但是在進一步的理論構建中，卻是將這種本來特殊的理論當成普遍適用的原理，結果造成了一元價值論同多元財富論和多元價格論的脫離。為什么依據這個理論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歷史命運做出的判斷會過于激進？為什么依據它對新社會經濟體制做出的判斷難于長久有效？為什么依據它難于說明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和增加社會財富的要求和基本規(guī)律，也難于說明市場價格的決定及其運動規(guī)律？等等，歸根到底都可以在這里找到問題的癥結。
　　馬克思得出勞動價值論的條件主要是：原始的實物交換，不存在貨幣與資本關系；除了勞動之外，其他各種要素在生產和交換中通通不索取代價或報酬；參與生產和交換的是簡單的體力勞動者。這些前提同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的分析前提如出一轍，所以也就必然遇到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同現實生活之間的同樣矛盾。這些矛盾導致了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破產。對于這些矛盾馬克思曾想加以解決，但是沒有成功。至于馬克思得出勞動價值論的邏輯推理，最受詬病的一點是他排斥異質現象的可比性，因為事實上并不盡然。至于關系到勞動價值論能否說明市場價格的價值向生產價格的轉形理論，一直也沒有得到科學證明。
　　順應歷史發(fā)展潮流，重建多元價值理論，這是大勢所趨，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精神和堅持“三個代表”根本思想的必然要求。我們的經濟發(fā)展主體正在走向多元化，與其相適應的經濟價值論也應是多元比的。這種價值論應該與一般價值論相統(tǒng)一，與財富論相統(tǒng)一，與價格論相統(tǒng)一，這樣“三個統(tǒng)一”的多元價值論才能為中國深化經濟改革、發(fā)展生產力以及進一步調整社會關系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
　　應當從重新界定經濟學價值概念開始�！皟r值”最一般的意義是指作為客體的外界物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也說過：“‘價值’這個普遍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頁。）價值概念包含著不同層次和內涵。自然價值是指與人的需要發(fā)生關系的外界物中，不經人的干預、加工和創(chuàng)造，就能滿足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的需要的自然資源的價值。經濟價值是指自然資源一旦被人類加以開發(fā)利用所具有的價值，以及人類對外界自然物加工和創(chuàng)造而成的各種產品（首先是生產工具）的價值。
　　商品價值則是指具有經濟價值的物品中用于交換的物品即商品所具有的價值，它同樣是一個“關系”范疇，即商品的效用同人的需要之間的“關系”。對消費者來說，商品價值無非是指商品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他的需要；對生產者來說，價值就是他花費成本生產出來的商品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給他帶來效用（利潤）。恩格斯說得好：“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價值首先是用來解決某種物品是否應該生產的問題，即這種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償生產費用的問題。只有在這個問題解決以后才談得上運用價值來交換的問題。如果兩種物品的生產費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確定它們的比較價值的決定性因素。”（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5頁。）商品本身是價值關系得以建立的起源和前提，人的需求則是其動力和目的，價值關系則是兩者的對立統(tǒng)一。
　　關于商品的性質，古典經濟學家和馬克思都認定商品具有兩種獨立的屬性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其實，商品的屬性就是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商品交換的比例）不過是使用價值的延伸和另一種表現形式，是交換雙方實現自己商品使用價值的中介，交換價值絕不能離開使用價值而存在。另一方面，19世紀70年代后西方經濟學居主導地位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及其變種，總是依據將人的需要與個人主觀欲望相等同的錯誤論證，將商品價值完全歸結為主觀心理現象。這是對人的需要的客觀性和商品價值客觀性的雙重曲解。
　　正確理解商品價值范疇的本質，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如果認定商品價值的本質是人的需求同商品之間的關系，是社會經濟生活發(fā)展和運行中最根本和最普遍的矛盾，那么，以這種價值論為基礎建立的經濟學體系和政策體系，必然著眼于處理和協調人和自然的關系，著重研究生產力發(fā)展的規(guī)律和要求，并將人與人的關系置于發(fā)展生產力這個根本要求之下。反之，將價值界定為人與人的關系，并將其置于決定性地位，勢必將發(fā)展生產力的要求置于從屬地位，甚至脫離生產力發(fā)展的要求。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就是這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也是如此。區(qū)別在于，當反封建的任務大體完成，進入發(fā)展生產力的階段之后，西方經濟學就拋開了勞動價值論而轉向了其他更能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理論軌道，而在我們這里，直到今天才開始認識到改弦更張的必要和緊迫。
　　  三
　　應當重新認識商品價值的源泉和創(chuàng)造力量。主觀效用論者將商品價值完全歸結為個人的主觀感受，不承認任何客觀因素的存在及其對商品價值的影響，這顯然是一種極端主觀唯心主義，在科學上是站不住的。古典經濟學家將價值歸結為勞動，有時還加上物化在機器等產品中的勞動，但排除其他生產要素，這是一種片面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則進一步將商品價值完全歸結為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完全排除了各種非勞動要素，甚至也排除了具體勞動本身，這是更大的片面性。既然商品價值是商品和人的需要之間的關系，那么商品的價值也就必然決定于該“關系”的雙方，不會只決定于其中的一方，更不會只決定于一方的某個要素。同時，這種“關系”的存在及其決定是分層次的，所以價值決定是一個多層次多元綜合體系。在最廣泛的層次上，商品及其價值是人與自然界相結合的產物，人類和自然界都是社會財富及其價值的源泉，人類創(chuàng)造財富的活動一刻也離不開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也是財富的源泉。進一步說，不僅自然界（包括地球）是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大前提和基礎，而且人類本身也是宇宙和自然歷史演變的產物，人類的勞動力是一種自然力，勞動本身則是這種自然力的表現。應當如實地將人類及其活動理解為大自然的一部分，人類必須自覺地融于大自然并且服從大自然的根本規(guī)律，同大自然和諧相處而不是對立，人類社會才能得到永續(xù)發(fā)展，所以，應當樹立“天人合一”的財富價值觀，決不要無視或低估大自然的作用。恩格斯有句名言：“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每一次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了報復。”
　　在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價值決定于商品的市場供給價值和需求價值的均衡或相等。因為只有在這樣條件下所達成的價格才是供求雙方所愿意接受的，否則就需要繼續(xù)討價還價，直到雙方滿意為止。如果是充分自由競爭市場，則交換雙方都有充分的選擇自由，都應擁有充分相關信息。同質同量商品價值或價格具有同一性。如果說的是壟斷或壟斷競爭市場，則上述法則就應受到若干修正，修正的程度視壟斷的程度而定。長期以來，流行一種支配性說法，認為供求關系雖然能夠影響商品價格的波動，但不能說明商品價格的決定，因為供求一旦均衡，就意味著方向相反的兩種力量互相作用的消失，于是就要在供求關系之外去尋找第三者（勞動）來說明價格的決定。這其實是站不住的。供求均衡非但不是兩種力量作用的消失，恰好相反是兩種力量作用的結果和存在形式，所以，根本用不著在供求關系之外去找第三者，供求關系本身就能說明問題。
　　市場供給價值和市場需求價值又各由一系列要素所決定。就市場供給價值的決定來說，它是人類勞動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產物，所謂赤手空拳生產是人類幼年時期的現象，人類勞動與生產資料的日益緊密結合，以及生產工具的不斷改進才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主要動因。隨著社會發(fā)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人們對社會財富及其價值生產的基本動力和條件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17世紀末期，英國經濟思想家威廉·配第將土地和勞動看作財富和價值的兩個基本要素，這是對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生產經驗的概括；19世紀初，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了土地、勞動和資本三要素論，這是對第一次產業(yè)革命新現象的科學總結，其特點是強調了資本作為一種獨立要素的作用；19世紀末期，馬歇爾提出在土地、勞動和資本之外增加經營管理這個要素，此即四要素論，是對當時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現實的如實寫照，表明企業(yè)經營管理和組織已經上升到突出的地位；20世紀中期，人們又提出了科學技術或知識應被首肯為一個新要素的重要觀點，這就是五要素論�？梢灶A期這個認識過程還要繼續(xù)下去。值得注意的是，相繼被認可的新要素總是該時代生產力發(fā)展中最先進的要素，土地、勞動、資本、經營管理等，在歷史上都曾充當過這種領先的角色，當今時代這種領先角色已經落到了科學技術的身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就是對這種歷史趨勢的精辟概括。這個論斷的意義不限于它的科學性，更在于它的時代性，這是鄧小平同志對中國和人類思想發(fā)展的重大貢獻�？茖W技術作為當代第一生產力的根據，在于它能不斷加深對未知世界的狀態(tài)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認識，并不斷地將原有的和新發(fā)展的知識轉化成為現實的生產力，從而推動生產發(fā)展和社會進步。這種作用雖不自今日始，但從未像當今那么突出和強烈。這當然是同人類在20世紀在基本理論和應用技術的各個關鍵領域取得重大突破性進展有關。
　　就市場需求價值的決定來說，也是一個復雜的多元綜合體系。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是一個基本前提；社會的階級和階層結構是又一個基本制約因素；當然還直接取決于人們的收入水平，還有風俗習慣、心理活動以及地理和氣象的條件等。
　　社會財富及其價值正是在這樣一種多元多層次關系中被決定的，它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又是一個動態(tài)體系，其主要內涵就是第一層次的天人合一論、第二層次的供求均衡論、第三層次的生產要素供給論和需求要素論等。而一般的常規(guī)的基礎性勞動（也就是勞動價值論所說的唯一的創(chuàng)造價值的源泉）僅是第三層次中生產要素供給論的一個要素罷了，雖然在一定意義上（人的勞動具有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商品價值關系畢竟因人而起；滿足人的需要的商品要通過人的勞動去制造；經營管理和科學技術這些要素是一般的常規(guī)勞動要素的分化和升華，而土地和資本要素本身，除了土地原始的生產力和資本原始積累的生產力外，新的生產力還要靠勞動不斷地加以開發(fā)和增值）可以說勞動創(chuàng)造了財富和價值，不過應當強調指出，這樣說的條件是如此之多，以致于它只能是價值“通則”中的一種“特例”，不可能具有普遍意義。即使如此，這種特例所表示的也是一種新的勞動價值論，無論在價值概念和價值源泉等實質問題上它都同傳統(tǒng)經典勞動價值論不可同日而語。
　　  四
　　要素貢獻論與合法產權收益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分配原則的必然趨勢。生產要素的貢獻是指它們?yōu)樯鐣�提供了多少物質產品、精神產品和社會服務。這種貢獻率可以一定的百分數表示出來；如資本的貢獻率、科技的貢獻率和一般勞動的貢獻率等。在中國當前條件下，科學技術的貢獻率不斷提高（大約占CDP的35％）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合法產權收益可以視為對其所有者本人或其前人所做生產貢獻的回報。要素貢獻率可以在宏觀和微觀的各個不同層次上加以計量。不消說，這必定是一個復雜龐大的計量、比較和均衡的體系，牽扯到諸多的理論和實際問題，但應該相信能夠確定這種標準，因為它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只要方法對頭，資料齊備，假以時日，終能達成。有了要素貢獻率也就有了要素分配的基本依據和尺度。這個尺度應該是統(tǒng)一的，對所有部門和所有工作者應該是一視同仁的。尺度統(tǒng)一是實現公平合理分配的必要條件，也是分配是否公正的首要標志。既然尺度是統(tǒng)一的，這就既可排除“一家獨享”的不平等，也可排除“吃大鍋飯”的不平等。
　　應當堅持分配制度上的三項原則。一個是生產力原則。發(fā)展社會生產力是收入分配的前提，也是建立一種合理分配制度的出發(fā)點和著眼點。各國之間收入水平的差距首先決定于各自生產力發(fā)展的水平，而各國自己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有賴于各自生產力的狀況和變化。二是市場原則。收入分配必須尊重市場經濟的運行規(guī)律，要素的收入分配數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往往表現為各種要素的市場價格，它們同其他商品的價格一樣，也要受市場供求關系的調節(jié)。市場會對要素的貢獻做出評價，這是一個趨勢，離開市場調節(jié)，要素的價格及其報酬便無從決定。三是宏觀調節(jié)原則。國家對要素價格及其報酬負有宏觀調節(jié)的重要使命與責任，以防范和克服市場調節(jié)的局限和缺失。將市場調節(jié)和國家調控相結合，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高度統(tǒng)一，可能是處理分配問題的上策，也是西方國家屢試不爽的經驗。
　　如果承認非勞動要素也是價值源泉，那怎么看待剝削？發(fā)出這種疑問是傳統(tǒng)經典勞動價值論思維慣性的表現。其實，勞動價值論所認定的剝削只是一種極端情形，完全沒有理由斷言價值多元論就一定會否定剝削，而只是要給它一個更準確的定位，即認為剝削是指對社會財富或別人勞動成果的無償占有。這是分配不公的結果，而同價值多元論無關，區(qū)別在于依照一元勞動價值論，剝削必定存在，而依照多元價值論，剝削可能存在，盡管要素貢獻論與合法產權論體現了公平分配和排斥剝削的要求。同樣，生產資料私有不一定必然導致剝削，小生產者是小私有者，但他們掌握和使用的生產資料不構成剝削的條件。企業(yè)家占有生產資料，雇傭工人進行勞動，如果對工人支付了同工人的勞動貢獻相應的報酬，也對國家財政做出了應有貢獻，則他們手中的私有資本也不是剝削的條件，只有將生產資料作為榨取別人勞動成果的手段，它才會帶來剝削，因而生產資料的公有也不一定能保證同剝削無緣，如果它們被某些人轉化為謀取私利手段的話。
　　怎樣看待資本及民營企業(yè)家在中國現階段的作用呢？資本的作用首先取決于它的來源。西方資本主義歷史上發(fā)生的原始積累是“血與火”的歷史，那里不僅有對小生產者的瘋狂掠奪和對雇傭勞動者的無情榨取，而且往往伴隨著肆無忌憚的海外殖民擴張，當然還有小生產者的分化。但中國現階段的情況大不相同。雖然確有一部分私人資本是通過各種非法途徑和手段聚斂而來的，這無論什么時候都應受到譴責和取締。但是應當說大多數的民營企業(yè)家的資本是通過誠實勞動和辛勤勞作逐漸積累而成的，那是他們勞動成果的積累。資本的作用還取決于使用它的方式。如果資本來路干凈，對資本的使用符合社會的需要，并且能夠做到誠信經營、遵紀守法，對國家和職工做了該做的一切，沒有做不該做的一切，就沒有理由將他們應得的收入視為剝削。應當說，中國現階段大多數民營企業(yè)家為繁榮經濟、活躍市場、增加產品、吸納就業(yè)、方便人民生活、增加國家稅收等做出了重大貢獻，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
　　如果考慮到中國民營企業(yè)家發(fā)展的特定歷史環(huán)境和發(fā)展歷程，更應對他們投去新的目光。要知道他們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在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的政策引導下走上致富之路的，其中很多人原先就是國家干部、公職人員或共產黨員，他們在個人致富的同時還帶領其他群眾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為發(fā)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貢獻。在光彩事業(yè)、扶貧開發(fā)和希望工程等等事業(yè)之中，無不閃現著這些年發(fā)展起來的私營企業(yè)家的身影，其中許多人已經躍居全國最富裕階層，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活生生的見證。用這種眼光看問題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民眾最憎恨那些濫用手中權力大肆侵吞國家資財和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貪官污吏了。傳統(tǒng)的“剝削”理論對這些真正的威脅無能為力，卻會不加分析地將矛頭指向為國為民做出貢獻的民營企業(yè)家，這是它的雙重錯位和悲哀。
　　如果承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重視知識和人才，那還要不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樣提出問題，實際上是把工人階級同包括科技人員在內的知識分子錯誤地對立起來，并且誤以為他們各自的構成永遠固定不變，誤以為先進生產力總由固定的人群為代表，這些其實都是過時的陳舊觀念，“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實質是要始終依靠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哪部分人。這樣，會不會出現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者或中產階級呢？這恐怕不可避免，但這不是壞事，更不必懼怕。畢竟革命和建設的目標不是制造更多的無產者，如果越來越多的人通過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過上了富裕生活，擁有了一定資產，進入中產階級行列，這對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大有好處。中產階級占社會構成的相當大比重，是當今發(fā)達國家的一個顯著事實。當然，對以非法手段獲得暴富必須加以取締，對過高收入應加約束，對低收入者和其他弱勢群體應予扶助。國家對分配的宏觀調節(jié)是不可缺少的一環(huán)。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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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晏智杰.勞動價值學說新探[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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