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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超儲蓄深層解析與應對策略
居民超儲蓄深層解析與應對策略 摘 要:對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居民“超儲蓄”現(xiàn)象進行了較深層次的分析,在總結其特征和解釋其根源的基礎上,提出了化解“超儲蓄”隱患的思路與對策。
居民“超儲蓄”是指居民儲蓄的增速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一種經濟現(xiàn)象。根據(jù)有關統(tǒng)計,從1991年至2001年我國居民儲蓄的年增速一直略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而2002年,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0%左右的情況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的年增長率竟達到17.8%。進入2003年,居民儲蓄存款更是一路高歌猛進,到2月末,國內全部金融機構(含外資機構)本外幣的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達10.03萬億元,同比增長18%,比年初增加5894億元,其中,定期儲蓄存款比年初增加3877億元,活期儲蓄存款比年初增加2017億元。
一、居民“超儲蓄”為何令人關注
按理說,中國的儲蓄率較高并不是什么怪事,因為從世界范圍看,亞洲國家的儲蓄率要普遍高于歐美國家的儲蓄率,對此有學者解釋為主要是由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造成的。從歷史發(fā)展看,處于經濟起飛階段的發(fā)展中國家其儲蓄率也應高于已沒有過高增長壓力的發(fā)達國家。有人從積極的意義上看,認為高儲蓄率既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習慣,也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充足的儲蓄存款既表明人們對未來改革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已有充分準備,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改革推進過程中的社會穩(wěn)定發(fā)揮積極作用,也顯示了人們對我國銀行體系的信任和信心。也有人是從消極的角度看待這一現(xiàn)象,認為居民儲蓄存款過高既反映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和居民收入兩極分化問題的突出,也反映了我國金融體系結構的不合理和居民投資工具的匱乏。
上述分析當然都是很有意義的,也確實給人很多啟發(fā)。但我們認為,就目前來說,居民“超儲蓄”最值得關注的并不是因為它是哪些經濟現(xiàn)象的結果或顯示,而是它可能成為哪些經濟后果的原因或前兆。在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背景和金融制度環(huán)境下,居民“超儲蓄”引致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經濟金融后果的可能性是極大的。
首先,居民“超儲蓄”會使本已增長乏力的宏觀經濟局面進一步惡化。從1998年以來,國內經濟受需求約束的特征逐漸顯露,在外貿增長受阻的情況下,投資與消費的內在擴張動力也明顯不足,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也由此從“適度從緊”悄然轉向“積極”和“穩(wěn)健”。而居民“超儲蓄”可能會從兩方面給剛剛稍有起色的宏觀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一方面“超儲蓄”會直接導致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這不僅弱化了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直接拉動,也間接影響了投資本身的增長,從而會制約經濟的發(fā)展。另一方面,“超儲蓄”的存在使邊際消費傾向進一步降低,投資乘數(shù)縮小,也使銀行超額儲備增多,貨幣政策傳導阻滯,從而將削弱積極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
其次,居民“超儲蓄”有可能進一步弱化我國金融體系的融資功能,降低全社會的儲蓄一投資轉化效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我國銀行業(yè)風險防范意識增強,加大了對不良資產的處置力度,相應減緩了信貸資金投放,大量儲蓄存款要么上存中央銀行以獲取準備金利息,要么以買國債形式借給政府,要么拆借給金融機構,而投放到實體經濟中的比例較低。這樣一方面銀行“惜貸”使得大量的儲蓄囤積在銀行系統(tǒng),難以轉化為現(xiàn)實的投資;另一方面,很多有投資機會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yè)、民間投資卻得不到金融支持,抑制了一些具有增長潛力的投資的形成。從資料上看,2003年2月末,全部金融機構(含外資機構)本外幣的各項存款余額為18.9萬億元,貸款余額為14.44萬億元,存差4.46萬億元,并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我國的金融體系是以間接融資為主,金融機構存差的擴大就意味著總投資小于總儲蓄,也就意味著儲蓄一投資轉化效率的低下。
再次,居民“超儲蓄”將進一步加大我國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體系的運行風險。一方面,大量的居民儲蓄存款集中于銀行,意味著銀行作為全社會信用基礎的地位被充分認可,同時其作為全社會風險聚集地的特征也進一步強化,金融體系的系統(tǒng)性風險也因此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資本充足率低一直是我國銀行業(yè)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居民儲蓄的增加會帶來銀行吸存成本的增加,如果不尋找合適的資金運用渠道,就無法產生盈利,也就無法以正常方式提高資本充足率,以增強銀行自身抗風險的能力。
由此看來,居民“超儲蓄”的隱患是客觀存在的,而以目前我國金融體系的運行模式和儲蓄一投資轉化的低效率來看,這種隱患極有可能轉為現(xiàn)實,這才是我們不得不重視這一現(xiàn)象的真正理由。
二、居民“超儲蓄”的特征與根源
分析居民“超儲蓄”歸根到底是為防范其可能帶來的沖擊與危害,而應對的思路和具體措施必須立足于現(xiàn)實,這就需要我們對居民“超儲蓄”的特征和根源做出適當?shù)目偨Y和合理的解釋,以便對癥下藥。
近年來我國居民“超儲蓄”主要表現(xiàn)出兩方面的特征:一是儲蓄存款的總量大,但人均占有量低,且儲戶結構與地區(qū)結構極不平衡。據(jù)資料顯示,占總人口20%的居民擁有全部儲蓄存款的60%以上,而其余80%的居民只擁有不到40%的存款,其中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擁有的儲蓄額僅占到儲蓄總額的17%左右。從地區(qū)分布來看,東部地區(qū)占有全部儲蓄額的60%以上,中部地區(qū)占有20%強,而西部地區(qū)只有10%左右。二是近年來儲蓄存款增加的剛性和穩(wěn)定性增強。盡管中央銀行采取了許多分流銀行儲蓄存款的做法,包括連續(xù)地大幅度降低存款利率和開征居民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但居民增加銀行存款的勢頭一直不減,并且存款中定期存款的比例有所上升。在最近由央行組織的儲戶問卷調查中,有 34.1%的儲戶認為在當前物價和利率水平下,更多地儲蓄最合算,比上年同期提高7.3個百分點,繼續(xù)維持高位。而在調查居民家庭擁有的最主要金融資產時,選擇儲蓄存款的人數(shù)也最多,占被調查對象的68.8%。由此看來,儲蓄存款在居民家庭金融資產中的重要地位在短時間內是無法撼動的。
上述居民“超儲蓄”的特征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人均儲蓄存款低和存款分布的不平衡導致了儲蓄存款總量增加的剛性和穩(wěn)定性。低收入群體收入預期不穩(wěn)定,抗風險能力弱,所以在基本解決溫飽后,要進行大量的預防性儲蓄;中等收入階層有較穩(wěn)定的收入預期,但當前卻無力進入更高層次的消費,又缺少適當?shù)南M信貸支持,只好選擇積累性的儲蓄;高收入階層人數(shù)不多,但貨幣資金充裕,他們主要受制于市場上消費品和服務的種類、檔次和質量的不合意,以及投資品種與渠道的欠缺,所以選擇存款作為投資性儲蓄。從地區(qū)不平衡角度看,東部地區(qū)儲蓄充足,但投資需求卻相對較低,中西部地區(qū)在開發(fā)中有較強的資金需求,卻缺乏自身儲蓄的支撐。
如果做進一步的分析,居民“超儲蓄”的上述特征實際上反映了我國社會生活與經濟運行中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與問題。
首先是收入差距擴大帶來的社會公平問題。據(jù)統(tǒng)計,目前我國低收入群體約占總人數(shù)的64.15%,基尼系數(shù)約為 0.39,已進入了國際公認的收入分配警戒線,城鄉(xiāng)之間、地區(qū)之間、行業(yè)之間、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都較為突出,在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和融資渠道不暢通的情況下,收入差距擴大極容易帶來更為惡劣的社會經濟問題。
其次是供給與需求的不平衡問題。從消費品市場來看,消費水平從百元級至千元級再到萬元級的升級過程,現(xiàn)在的西方發(fā)達國家是用了200年才走完的,而我國改革開放后僅用了20年即已走過。消費品供給結構調整的滯后致使當前消費品市場上出現(xiàn)了較大的供給缺口,從萬元級到10萬元級之間基本沒有有效的商品供給來填補,消費品種出現(xiàn)斷層,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現(xiàn)有消費潛力的釋放。從投資品市場來看,無論是間接融資市場還是直接融資市場,真正能將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很好結合起來的金融產品的供給,在品種和數(shù)量上都無法滿足現(xiàn)有閑置資金的投資需求,因而銀行儲蓄存款這種傳統(tǒng)的投資品種也就成了大多數(shù)人無奈的選擇。
最后是社會信用制度欠缺、信用基礎薄弱的問題,這或許是目前我們能探究到的居民“超儲蓄”最深層次上的根源。一個發(fā)育充分、健全規(guī)范的市場經濟應該具備一種相對完善的信用機制,它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市場主體在投資和消費活動中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感,使社會總體的防風險成本降至最低。反觀我國目前的情況,支撐社會經濟正常運行的信用制度和誠信基礎都極為欠缺,市場風險和社會風險交織混雜,由于交易者對交易對方資信等信息缺乏,只能通過減少交易量來消極地防范風險,其結果是消費者因假冒偽劣、虛假廣告不敢消費;投資者因市場欺詐、丑聞黑幕不敢投資;銀行因為有大量的不良資產不敢放貸。在這樣的市場環(huán)境中,在這樣的信息背景下,居民的“超儲蓄”和銀行的“高存差”實際上是市場交易各方從自身利益考慮最理性的選擇。
三、應對思路與具體措施
深入分析居民“超儲蓄”現(xiàn)象的特征和根源是為針對其隱患而設計應對思路提供一個平臺或框架,但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對諸如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收入差距的縮小、有效商品和服務的供給等問題一一展開來論述,盡管從最終解決問題的角度來說,或許它們是更重要的方面。在此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居民“超儲蓄”乃至銀行“高存差”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因此,對其可能帶來的隱患的解決之道也只能是立足現(xiàn)實,而不能采用強迫的辦法。從理論上說,對居民的銀行儲蓄存款進行分流包括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增量方面,要促使未進入銀行的居民儲蓄向消費分流或向其他非銀行存款的資產形式轉移;二是存量方面,要促使已進人銀行的居民儲蓄存款有效轉化為投資。當然在現(xiàn)實中儲蓄存款增量和存量之間也是在不斷轉化的,但在理論分析上我們暫只做兩種考慮。
從對儲蓄存款增量的分流來看,居民是選擇當期消費還是儲蓄,是選擇以銀行存款的形式儲蓄,還是以持有股票、債券、保單的形式儲蓄,完全是在現(xiàn)有市場條件下自發(fā)的自利行為,其中自有其合理性。我們只能在充實市場供給和完善市場基礎建設方面做工作,而不能引誘或強迫人們做出不合意的選擇。關于儲蓄資產的選擇問題,目前在理論和實踐中有一種傾向,認為將居民儲蓄存款引向股市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暫不論這種建議在目前條件下的可行性(事實上上文關于居民“超儲蓄”特征和根源的分析已基本回答了這一問題),單論其合理性恐怕也值得商榷。首先,關于金融體系選擇問題國內外學者研究的很多,但直到目前也并無定論,也就是說并無充分證據(jù)能說明機構在實現(xiàn)金融功能方面就弱于市場,所以要最終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體系的政策主張在理論基礎上并不牢靠。其次,從近兩年以股票市場 居民超儲蓄深層解析與應對策略為導向的儲蓄分流實踐來看,這種分流既未使更多的資金流向實際投資領域,也沒有達到使國有企業(yè)的實物投資效率得到實質性提高的預期效果,因而最終也未能達到提高儲蓄一投資轉化效率的目的。
當然,從我國金融體系結構調整的戰(zhàn)略安排來看,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銀行與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應該有一個相對較為合理的比例,但這在根本上應該是市場自發(fā)演進的產物,而非人為催生的結果。具體到我們討論的問題,就是要通過完善市場的法律制度,增強其信息公開和透明度,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豐富可交易的品種等具體措施,達到能真正吸引廣大投資者長期投資的目的,從而從根本上分流銀行系統(tǒng)的居民儲蓄,資本市場也得以健康發(fā)展。若不是從市場基礎建設上下功夫,而是采取非常規(guī)的方式要達到降低銀行儲蓄、刺激市場行情的目的,動機既不清晰,效果也就很難令人滿意。
從對儲蓄存款存量的分流來看,就是指銀行在資金來源相對充足的情況下,如何解決好資金運用的問題。就銀行的資產業(yè)務來說,有實質意義的就是貸款和有價證券及投資兩大塊,后者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和市場環(huán)境下很難有大的改觀,所以銀行的資金運用還是要立足于用好貸款。銀行貸款的宏觀經濟意義在我國來說是不言而喻的。有資料顯示,如果按最終來源分,銀行信貸資金在全社會投資中占到50%以上的比例,這還是在大量中小企業(yè)、民營企業(yè)的貸款需求沒有被完全滿足的情況下的統(tǒng)計。更為重要的是,現(xiàn)在銀行在全社會的消費支持方面也有必要性和很大的發(fā)展空間。一方面我國目前經濟增長放緩與消費低迷有很大關系,另一方面,居民有很多現(xiàn)實的消費需求又無法實現(xiàn),而這些問題在有正常的消費信貸的金融支持下是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緩解的。從理論上講,銀行融通資金的功能不僅體現(xiàn)在空間上,也體現(xiàn)在時間上,個人消費信貸不僅能實現(xiàn)消費資金在不同居民之間的融通和轉移,更能實現(xiàn)收入和消費在個人生命周期中的最優(yōu)配置。另外,現(xiàn)代銀行業(yè)越來越有提供個人服務、支持消費活動的傾向,因為這正是金融機構的比較優(yōu)勢所在。更進一步來說,現(xiàn)代意義上的投資和消費的概念也已越來越模糊,如投資于金融產品也可看作是對金融產品的消費,而消費教育產品也可看作是人力資本的投資。商業(yè)銀行應分析利用這一趨勢,對自己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及時做出重新定位。
目前國內銀行業(yè)在提供貸款上存在著一些問題,突出表現(xiàn)在放貸積極性不高,即所謂“惜貸”。惜貸現(xiàn)象的原因是很復雜的,但歸根到底是由于銀行和借款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因此要進行信用制度建設,建立個人和企業(yè)的征信體系。而征信體系的建立中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要有持續(xù)不斷的信用交易,才能有個人和企業(yè)真實的信用記錄。但目前銀行的惜貸恰恰使全社會信用交易規(guī)模萎縮,有關個人和企業(yè)的信用信息因此也極為匱乏。如何打破這一僵局或惡性循環(huán)的局面呢?恐怕還是要由銀行方面采取主動,一方面要改變經營理念,變消極回避風險為積極管理風險;另一方面要對銀行內部一些不適當?shù)男刨J管理政策進行調整。從外部來說,信用制度的建設必須要有政府的介入,事實上在我國政府一直是銀行信用的后盾和基礎,只不過現(xiàn)在需要將原來政府的隱性介入變?yōu)轱@性存在,建立以政府擔保為支持的個人消費信貸機制和中小企業(yè)信貸機制,促使其盡快走上良性循環(huán)、自我發(fā)展的正常軌道。
參考文獻:
[1]臧旭恒,等。居民資產和消費選擇行為分析[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齊天翔,李文華。消費信貸與居民儲蓄[J].金融研究,2000,(2)。
[3]沈偉基,蔡如海。儲蓄分流、金融風險及儲蓄一投資轉化效率[J].金融論壇,2002,(1)。
[4]胡乃武,張海峰。中國居民儲蓄實證分析[J].財貿經濟,2001,(4)。
[5]王立平。轉型時期中國消費者行為研究綜述[J].經濟學動態(tài),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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