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表達自由與審判獨立

論表達自由與審判獨立 　　表達自由與司法獨立審判權之間的緊張由來已久，且因國家性質和制度安排的差異而表現(xiàn)形態(tài)不同。如何處理好二者之間的緊張，國際社會尚無明確共識。從我國和其他國家的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來看，對于表達自由大致作兩個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公民不得利用表達自由進行煽動，反對政府或者敗壞社會公德，危害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公民不得利用表達自由來侮辱、誹謗其他公民的人格。盡管表達自由和司法獨立審判權之間的緊張關系表現(xiàn)方式錯綜復雜，但其最顯著的沖突則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在司法審判過程中，表達自由應否受到限制？如果表達自由應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那么應該如何界定不應公開審理的案件范圍。對此問題的認識和主要的憲政實踐大體可以分出二種基本觀點和二種憲政實踐。反映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人們的價值取向。隨著人們對人權理論研究的深入，也隨著人們對司法獨立價值的重新考量，人們逐步認識到，表達自由不僅有被公民濫用的可能性，也有被他人利用的可能性。在保障多數(shù)人民主的同時，還必須保護少數(shù)人的權利。司法獨立審判權不僅有產生司法專斷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其維護社會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價值。故人們主張有限度地限制公民的表達自由，在嚴格程序的同時，主張有限地實行非公開審判。正是在對上述基本問題的反思上，國際社會作出了比較公允的價值選擇。二是公開審理案件中表達自由與司法獨立審判權之間緊張關系的構成及處理原則。表達自由與司法獨立審判權之間的緊張關系不僅表現(xiàn)在如何界定不公開審理案件的范圍上，即使在應公開審理的案件中，表達自由與司法獨立審判之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沖突。其情形表現(xiàn)在：首先是司法機關對案件的審理尚未終結，而傳媒卻事先對審理結果予以推定所構成的二者之間的緊張，是否構成對司法獨立的侵犯。對此，我們首先應弄清司法獨立審判權的實質到底是什么？我國現(xiàn)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都規(guī)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guī)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一原則要求法院在審判工作中不受法律以外任何勢力的干涉和影響，而是以事實為根據(jù)，以法律為準繩，獨立地進行審判，實事求是地對案件作出公正的判決。司法獨立審判權的實質在于國家不僅賦予司法機關以依法獨立審判之職權，更要求司法機關履行依法獨立審判之職責。司法之外的影響和干涉是客觀存在的，但任何外部的影響和干涉絕不可能替代司法的終極決定權。如果說傳媒的事先介入會影響司法判斷，那正是司法不獨立、司法易受外力影響的緣故。即使限制了傳媒的事先介入，司法同樣會受到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影響，司法獨立審判權仍不可能確立。此非表達自由之過，而實為司法不獨立之因。因果互逆，很難處理二者之間的緊張。賀衛(wèi)方先生說：“不僅如此，傳媒的報道又經常導致高層次領導人的批示，批示下來，黨政各部門便要緊急動員�！眰髅綀蟮篮螅�引起高層次領導人的批示可能有二種情形：一是有利于排除司法外不良干擾，有利于司法機關獨立依法審理。二是批示不利于司法機關獨立審理案件。且不談媒體報道與領導批示之間是否有內在的引起與被引起關系，單就某些批示足以影響司法獨立性來說，則是一個典型的人治大于法治的問題，不是一個表達自由的問題，認為傳媒侵犯了司法獨立審判權，未免過于牽強。其次是傳媒對案件審理的報道失實和對案件的審理結果評價有出入時是否侵犯了司法獨立審判權？我們認為：國家之所以承認表達自由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并不因為表達自由的不可能錯誤性，而在于承認人民有以錯誤換真理的機會。自由即使可能出現(xiàn)錯誤，只要自由還在，它終究還會回到真理上來。正如司法獨立審判也有可能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出現(xiàn)錯誤性一樣，國家并不因此而不賦予司法機關以獨立審判權。再說，傳媒工作者并非職業(yè)法律工作者，對專業(yè)司法問題可能會出現(xiàn)錯誤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否則，憲法為何要把獨立審判權賦予司法機關而不賦予傳媒呢？憲法將獨立審判權賦予司法機關，也不是因為其不可能錯誤性，而在于其錯誤性可能最少。即使傳媒報道失實，評價有誤也不會改變司法的終極決定權。再次，當表達自由涉及侮辱、誹謗與侵犯名譽權時，我們應該如何解決表達自由與司法獨立審判權之間的緊張關系？此類問題并不構成表達自由與司法獨立審判權之間緊張的主要方面。然而，當表達自由與司法獨立審判權之間的緊張表現(xiàn)強烈時，司法部門則常將誹謗罪與名譽損害賠償作為反擊表達自由的常規(guī)武器，迫使媒體站到離司法獨立審判權較遠的地方。其有可能使表達自由對司法權的監(jiān)督力量減弱。反之，如果聽任媒體對司法機關或其案件當事人進行誹謗和侵犯案件當事人的名譽，司法的獨立性必將受到損害。關于表達自由涉及到侮辱、誹謗及侵犯名譽時，其表達行為為何具有可罰性？因為，法律之所以承認公民的表達自由，是因為表達自由有利于人們發(fā)展個性、發(fā)現(xiàn)真理和監(jiān)督權力的濫用。一旦這種表達自由被濫用，則人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必將削弱甚至受到損害，自由也必將由于缺乏保障而最終喪失。所以，凡民主法治國家均在理論上論證對此類行為進行限制的正當性，在法律上規(guī)定對此類行為實行懲處的合法性。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表達自由與司法獨立審判權之間的緊張如果涉及到對普通公民的侮辱、誹謗或名譽侵權時，其表達主體應該受到法律上的懲處。這一點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各國立法例上均無異議。我國法律為何在現(xiàn)階段既未賦予司法機關民事上的訴權亦未賦予司法機關刑事上的訴權，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我國對新聞媒體實行嚴格的事前審查制，傳媒主體非民間個人或組織，且在四項基本原則指導下從事傳播活動和監(jiān)督活動，出現(xiàn)侮辱、誹謗和侵權的事實，可能性極小。偶有侮辱、誹謗或侵權行為，極少有出于真實惡意，且司法機關也易尋求到其他救濟途徑。二是不賦予司法機關上述訴權，也不會動搖司法獨立審判權的基礎，三是我國不實行陪審團制，如果賦予司法機關上述訴權，則會改變司法程序中的三元結構，司法公正在程序上難以保障，司法獨立審判權的正當性也將受到質疑。有鑒于司法獨立審判權的救濟途徑陷入一種事實與邏輯的困境。我國有些法律理論工作者在分析法律不應賦予司法機關在獨立行使審判權時以民事訴權的同時，一般傾向于主張司法機關應以此獲得刑事上的救濟。并認為無此規(guī)定是我國在處理表達自由與司法獨立審判權之間緊張關系中的一個制度性缺陷。這種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司法機關非制度性訴求的缺陷，因為：我國的大眾傳媒主體不是公民個人和民間組織。當前，我國在處理表達自由與司法獨立審判權的矛盾關系時，既存在立法上的失缺，也存在救濟途徑的非常態(tài)。其結果是掩蓋了二者之間的緊張又缺乏正當性訴求，因此，將其救濟途徑制度化、法律化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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