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

試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 　　內容提要：通過訴訟中的證明活動將爭議事實的真實情形和實際過程“再現(xiàn)”于法庭，使法院的裁判建立在客觀真實的基礎之上，歷來是民事訴訟證明活動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無疑是實現(xiàn)該理想境界的唯一橋梁。本文闡述了我國當事人舉證責任的現(xiàn)狀，分析了我國對當事人舉證責任進行司法救濟的方式，同時對當事人舉證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據此，希望通過當事人的舉證把糾紛全過程真實予以展現(xiàn)，從而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獲得法律的救濟。

　　一、引言

　　在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地位非常重要，歷來被認為是民事訴訟法的關鍵內容，稱為民事舉證責任的核心和中心。一方面，民事訴訟以證據為核心，訴訟全過程圍繞證據進行，舉證責任分配關系到當事人能否勝訴的問題；另一方面，舉證責任分配對于法官主導整個民事訴訟過程也非常重要，法官對此概念清晰，則訴訟會流暢進行，反之，法官則易糾纏于證據不清的漩渦之中，陷入被動。為此，民事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一直是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熱點和難點，被各國學者所討論和研究。我國經過了多年的民事法制歷程，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以下簡稱《規(guī)定》）的頒布與實施，形成了以當事人舉證為主，法院調查取證為輔的民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框架，同時，對當事人舉證規(guī)則的相關問題作了相應的規(guī)定，從而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當事人舉證責任分配體系。

　　二、我國當事人舉證責任的現(xiàn)狀。

　　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國家對法制建設的重視，人們的法律意識、證據意識逐步增強，同時人民法院主動查證帶來的諸多負面影響逾加暴露無遺�！睹袷略V訟法》第64規(guī)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貫徹了“誰主張、誰舉證”的精神，明確了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應由主張事實的當事人負擔，同時，不再要求法院全面、客觀地收集和調取證據，而是全面、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只是在當事人因客觀原因無法自行收集提供證據時，或者法院認為有必要調查收集證據時，法律才要求法院進行查證活動。但是，由于立法上的模糊性，致使法院很難將當事人舉證的負擔和法院查證的職責很好地進行區(qū)分和運用，往往會產生因人而異的“拒絕調查收集證據”或“積極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行為，有時會導致同一案件不同的處理結果。最高人民法院法釋[1998]14號規(guī)定了4種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情形。同時又規(guī)定：“經人民法院調查，未能收集的，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边@一規(guī)定比民事訴訟法及前述司法解釋進步了許多，從文字的邏輯關系看也比以前的規(guī)定更加嚴密，而且還規(guī)定了舉證責任法律后果，這說明了我國的司法解釋將舉證責任中提供證據的責任和法定的證明責任兩種含義有機地結合起來，體現(xiàn)了舉證責任的本質。但是這些規(guī)定仍然存在不足之處，仍無法明確界定當事人舉證和法院查證的范圍。

　　從立法上體現(xiàn)對于舉證責任的全面認識，始于《規(guī)定》的頒布與實施�！兑�(guī)定》對于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guī)定，《規(guī)定》第2條規(guī)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兑�(guī)定》的第5條規(guī)定：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主張合同關系變更、解除、終止、撤銷的一方當事人對引起合同關系變更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規(guī)定》的第6條規(guī)定：在勞動爭議糾紛案件中，因用人單位作出開除、除名、辭退、解除勞動合同、減少勞動報酬、計算勞動者工作年限等決定而發(fā)生勞動爭議的，由用人單位負舉證責任�！兑�(guī)定》的第2條、第5條、第6條完善了當事人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加之第4條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的設置，從而形成了當事人舉證責任分配的立體體系。

　　從《規(guī)定》中不難看出，隨著依法治國的推進和審判方式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法官的中立性成為了司法公正的的一個重要標志，因此，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證明主體也隨之調整，證明主體只能是當事人。因為，當民事主體因民事法律關系爭議進入民事訴訟程序，民法“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也隨之在平等主體之間的糾紛解決過程中發(fā)揮著作用�，F(xiàn)代理念所崇尚的公正，就是通過審判權對訴權及作為訴權外觀的訴訟權利的保障而實現(xiàn)的，權力“從訴訟的一開始，就注定要甘當默默無聞的配角”。[1]證明責任的對象是案件的待證事實，法律應賦予當事人完全的舉證責任，如當事人不能提供證據或雖提供證據但仍然證明不了有關待證事實，將會對其產生不利的訴訟后果，如過多強調法官舉證，則會使法官喪失其中立地位。當事人對提供證據證明其事實主張的行為及能力將在相當程度上直接決定著訴訟后果，“若應提出證據之當事人，其提出之證據不能證明其主張事實時，其主張事實則被認為不存在，從而由該當事人負其無法證明之不利后果”[2]《規(guī)定》中明確了當事人的證明責任以及凡不能提供有效證據證明其事實主張所應承擔的不利訴訟后果，據此，應從舉證責任所證明的那種事實與真實情形下的事實相互識別，以客觀地反映認識論在審判上的這種特殊內在規(guī)律性。

　　三、對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司法救濟制度。

　　社會生活的錯綜復雜、各糾紛主體的紛繁各異，使得民事訴訟當事人的舉證能力受到許多客觀限制，而當事人舉證意識上的差異，其根源在于法律意識的強弱。這兩種不平衡狀態(tài)是導致當事人舉證機會不平等的直接原因，其后果是直接影響法官運用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對案件事實的科學認定。因此，法官只有在保障當事人舉證能力和舉證意識處于公平狀態(tài)，從而使當事人獲得平等的舉證機會的前提下，才能公正地分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盁o論是風險責任還是舉證責任轉換，都明白無誤地表征了法律向受害者、弱者傾斜，為他們提供盡可能多的救濟的價值取向�！盵3] “讓較少有條件獲取信息的當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經濟，又不公平�！盵4]法律為解決當事人在舉證能力和舉證意識上的失衡問題，設制了相應的救濟制度。

　�。ㄒ唬┓ㄔ阂缆殭嗾{查收集證據

　　《規(guī)定》中規(guī)定，當事人因客觀原因無法自行收集的證據，人民法院可以經當事人申請而依職權調查收集。法院調查收集到的此類證據材料，應當歸入申請方當事人的訴訟證據材料體系。如果當事人申請法院調查收集證據而未獲得證據材料，則應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筆者認為，在處理當事人舉證與人民法院依職權查證關系時，應把握好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不能片面地強調當事人舉證而忽視了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職責。有人認為，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后，法官就是要“坐堂問案”，凡是證明案件所需要的證據都由當事人收集；凡是舉不出證據的就駁回訴訟請求，[5]這樣勢必使弱勢舉證群體的合法權益難于得到保障。在實踐中，有些證據憑借個人的力量是難于收集的，需要法院調查收集，如國家的有關文件、銀行的相關資料等等。國外有關法院調查取證的法律規(guī)定也不乏其數，如《法國民事訴訟法》第179條規(guī)定：“為了查證有爭議的事實，法官可以在各方當事人到場，或傳喚當事人到場的情況下，對案件的任何方面的事實親自進行審查。如有必要法官得親臨現(xiàn)場進行必要的驗證、判定或行為的復演�！薄度毡久袷略V訟法》第185條規(guī)定：“法院認為必要時，可以在法院外進行調查證據。在此種情況下，可以命令合議庭的成員或者委托其他地方法院或簡易法院進行調查證據�！薄兜聡�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調查證據由受訴法院為之�！薄笆茉V法院可以命令鑒定人一人或數人參與勘驗。受訴法院可以委托其成員一人或委托其他法院進行勘驗�！�

　　2、嚴格把握人民法院依職權查證的范圍。審判中，人民法院不能隨意擴大查證范圍，也不能隨意縮小查證的范圍。擴大范圍將混淆當事人舉證范圍與法院查證范圍，違反民事訴訟法關于舉證責任的規(guī)定，影響當事人舉證的積極性，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縮小范圍將造成當事人舉證困難，不利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實�！兑�(guī)定》中規(guī)定了2類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證據的情形，同時也規(guī)定了3類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的情形。

　　3、法院依職權查證應依照一定的程序進行。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使法院能站在中立的、公正的立場上履行查證職責，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應具備相應的規(guī)范程序。法院如站在某一方當事人的立場上“積極主動”調查收集有利于該方當事人的各種證據，而置有利于另一方當事人的各種證據于不顧，勢必會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形象，破壞程序公正之民事訴訟目的。[6]為此，《規(guī)定》中規(guī)定，人民法院依職權查證是在當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請后，而不得自行主動收集證據。

　�。ǘ�）法院依職權以釋明的方式指導當事人舉證

　　在民事訴訟中，我國實行當事人處分主義和辨論主義原則，即法院為查明案件事實，有關于案件事實必須的訴訟資料原則上由當事人全部承擔，法院也應尊重當事人的舉證職權。然而，由于當事人能力或條件的限制，必然會在司法實踐中產生一些提供證據不能的情況，如當事人提出的訴訟主張或陳述不清楚、不充分或者自相矛盾，應提交的證據材料未予全部提供，提交的證據材料超出舉證時限范圍之內等等，[7]此時，如果法院不加以指導，則必然會出現(xiàn)應勝訴的不能勝訴，而應敗訴的卻贏得訴訟勝利，使公平正義的一般公正理念在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中難于得以落實和實現(xiàn)，使訴訟結果與民事訴訟的目的和立法者的意圖相違背，因此，賦予法官一定的訴訟指揮權對當事人舉證責任進行救濟則是立法者為保護弱勢舉證者的立法本意，法官明釋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釋明權的行使方式是通過向當事人發(fā)問來提醒、啟發(fā)當事人對訴訟主張、訴訟資料予以澄清、補充或修正。在我國追求當事人主義為主、職權主義為輔的訴訟模式中，不能忽視我國職權主義的訴訟傳統(tǒng)，更不能忽視我國民事訴訟當事人的法律意識和訴訟意識的淡薄。《規(guī)定》的第3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應當向當事人說明舉證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當事人在合理的期限內積極、全面、正確、誠實地完成舉證�！保�同時，在第8條、第33條、第35條、第47條、第51條中均有相關的規(guī)定，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進行了相應的提示和釋明。

　　四、當事人行使舉證責任時應注意的相關問題

　　當事人提起訴訟，是為了求得一個公正裁判結果，要讓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履行自己的訴訟義務，感受到法院裁判結果的公正，這是訴訟所必然追求的最高目標。為規(guī)范當事人進行舉證，我國規(guī)定了舉證時限制度和當事人免于舉證制度，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法制建設的一個重大進步，實現(xiàn)了法院以最低的訴訟成本實現(xiàn)司法公正，當事人以最少的訴訟投入實現(xiàn)自身權利，正確地處理了公正與效益的關系，解決了因訴訟周期過長、訴訟成本過高導致影響司法公正尊嚴，影響法律權威的現(xiàn)象。

　�。ㄒ唬┡e證時限制度在當事人舉證責任中的運用。

　　在民事審判中，有的當事人持有證據但不主動提交，到了一定的時候他們才把證據作為威力無比的“秘密武器”得以呈現(xiàn)，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向對方攤牌，致使相對方處于突然挨打的被動態(tài)勢；有的當事人明明在一審中持有證據，但就是不提交，待二審后才予以提交，使得二審只得改判，為此，訴訟法學界有人提出建立“限制舉證制度”或稱“舉證時限制度”。

　　明確提出舉證時限制度的始于《規(guī)定》，該《規(guī)定》中第34條明確規(guī)定：“當事人應當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材料，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建立舉證責任期限后，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為了提供證據證明其訴訟主張，為了避免逾期將不再允許提出新證據或逾期舉證將承擔相應責任，就會在舉證時限內積極履行舉證義務，積極調查收集證據，及時向法院提出其所擁有的全部訴訟證據，為法院順利開庭審理案件提供充分的條件。舉證期限的設置，可以杜絕有些當事人遲遲不舉證、拖延訴訟、損害對方當事人的正當利益、增加對方當事人訴訟耗費的可能。

　　舉證時限的實行，無疑引發(fā)了當事人所舉證據的無效問題。民事證據失效制度又稱民事證據失權制度[8]，指當事人在舉證時限外向法院所提交的證據是否有效的制度，我國《規(guī)定》中規(guī)定，對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證據材料，視為放棄舉證權利。但對確因客觀原因無法收集的證據是否因超出舉證時限而無效呢？筆者認為，對于客觀原因而無法及時收集到的證據，仍可以在庭審中向法官申請調查取證，允許對庭審中才知曉的證據線索進行舉證。因為證據失效制度雖為雙方當事人創(chuàng)設了進行訴訟行為的平等機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弱者在發(fā)現(xiàn)、收集證據方面總是落后于強者，時限制度并不能從程序上真正救助弱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強弱之間的差距，從而影響弱者權利實現(xiàn)，當然“客觀原因”須有一定的尺度，否則，舉證時限制度又返回了隨時舉證制度。

　�。ǘ�）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免除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是，在審判實踐中，并非為當事人主張的所有事實都需要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有些情況下，對某些事實不需要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即可被視為真實，免除了有關當事人的舉證明責任，也有利于訴訟經濟原則。法律規(guī)定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zhí)峁┳C明責任，其目的是通過當事人的證明行為，幫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實，分清是非責任，正確處理案件。法院依職權對有關當事人的事實主張采用司法認知，免除有關當事人證明責任的訴訟效果產生，屬于法官職務上的一種主觀感知與判斷而產生的確信效果�！兑�(guī)定》中第9條規(guī)定了6類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的類型，同時第8條規(guī)定：“訴訟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明確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無需舉證。但涉及身分關系的案件除外�！碑斒氯藷o需舉證證明是指在審判上免除了當事人的證明責任或證明負擔。在訴訟效果上，產生免證事實應當與法官依職權在審判上予以認知或接受這些事實為真實來看待，其效果是，無需當事人的提供證據以及經過法庭辨論便可直接將這些事實作為裁判的基礎。

　　法官采取司法認知的直接作用，導致免除當事人相應的證明負擔，因此，司法認知是從公權角度來對當事人證明負擔這一私權利益的一種功能性救濟，這種救濟主要是基于訴訟節(jié)約、降低成本、避免社會資源的不當浪費以及促進訴訟迅速的目的，因為在現(xiàn)實生活中，有些事實本身即具有客觀上的公知、公認的效力，使其不必經過當事人提供證據這一環(huán)節(jié)便具有業(yè)經證明的效力已成為一種現(xiàn)實上的需要。[9]當法院對某一事項采用司法認知時，勢必在當事人之間的抗辯對峙關系上造成某種失衡狀況，因為司法認知的采納，意味著有關事實不需要證據即可被認為系一種真實，從而免除了有關當事人的證明負擔。由法院依職權采用司法認知，其對象只限于應當予以認知的事項，而屬于法院可以予以認知以及當事人認為應當屬于認知范圍的事項，一般需要以當事人的主動申請為條件。況且，認知可以達到免除當事人證明負擔的效果，當事人欲想就此免除證明負擔，就應當向法院申請認知。

　　五、結語

　　我國的法制建設經多年的發(fā)展，加之通過借鑒外國的先進立法經驗，建立了系統(tǒng)的、較為完善的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規(guī)定》中突出了當事人舉證責任在民事訴訟中的重要作用，對當事人的舉證進行了諸如舉證時限、免于舉證等規(guī)定，構建了以當事人舉證責任為主，法院調查取證為輔的舉證分配體系。但舉證責任分配作為是法律的解釋和補充問題，在與有關法律相互統(tǒng)一的途中，仍表現(xiàn)出難于完全與日趨發(fā)展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相互協(xié)調起來，法律固有的滯后性決定對當事人民事舉證責任進行分配仍須進一步完善和補充，從而使案件糾紛真實、完整地展現(xiàn)給法官，以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

    注釋：

　　1、姚莉：《論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法學家》1998年第3期。

　　2、陳榮宗：《舉證責任與民事程序法》，臺北，臺灣大學法律叢書編輯部，1996年版。

　　3、李浩，《民事舉證責任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

　　4、[美]邁克爾·D·貝勒斯  《法律的原則—一個規(guī)范的分析》， 張文顯等  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6。

　　5、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6、趙鋼：《正確處理民事、經濟審判工作中的十大關系》，《法學研究》1999年第1期29頁。

　　7、江偉、劉榮軍：《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與法院的作用分擔》，《法學家》，1999年第3期。

　　8、羊震：《民事訴訟證據失權制度初探》，第二屆全國民事訴訟法學年會論文。

　　9、畢玉謙：《試論民事訴訟中的司法認知》，《中外法學》，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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