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公司法和公司治理 ——評俄羅斯的私有化及其股份公司法

私有化、公司法和公司治理 ——評俄羅斯的私有化及其股份公司法 　　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中，公有制企業(yè)的私有化和公司治理問題一直是制度轉型的焦點。股份公司法在這個過程中究竟能扮演什么角色？發(fā)揮什么樣的作用？至今仍是沒有定論的問題。俄羅斯的實踐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素材，如果我們不能確切地知道私有化和公司法能作什么，那么，知道它們不能作什么也是有益的。

　　俄羅斯私有化的目標和方式 私有化作為俄羅斯整體改革的一個關鍵步驟，具有經濟和政治兩方面含義。在經濟上，改革者們認為，私有化將使原來的國有財產擺脫國家控制，找到真正的私人所有者，從而建立適應市場的自由企業(yè)以及嚴格的預算約束。在此前提下，經濟利益將激勵經營者改善管理，提高生產效率。私有化的政治意義在于，改革派要順利推行改革就必須打破中央計劃以及行業(yè)部門和共產黨內官僚們的權力格局，使新的私有財產所有者形成一個對徹底改革具有強烈物質興趣的龐大的社會階層。在這個意義上，私有化首先用以剝奪官僚們的權力。

　　1996年俄羅斯聯(lián)邦股份公司法 俄羅斯私有化的經濟目的主要是將蘇聯(lián)時期低效浪費的國有企業(yè)改造為盈利的、能夠給投資者穩(wěn)定回報、有競爭力的私有企業(yè)。但私有化并未自動帶來良好的公司治理，內部人控制下的股份公司成了掠奪公司資產和弱小投資者的機器，制定公司法已刻不容緩。

　　俄羅斯公司法出自西方顧問之手其，主要起草人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法學教授布萊克和克拉克曼他們提出了“自行實施型”公司法的理論框架。發(fā)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僅僅依靠公司法是無法實現(xiàn)投資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標的。以美國為例，推動公司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機制，除了公司法以外，還有競爭性的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活躍的公司控制權市場以及管理人員激勵措施等等。另外，嚴格的審計和財務信息披露、積極的新聞媒體、嚴厲的反欺詐法規(guī)，以及高水平的法院、行政監(jiān)管機構和自律性組織也為投資者構筑了嚴密的防護網。只是在這些外部機制的支持和協(xié)同下，公司法所追求的投資者利益最大化目標才可能實現(xiàn)。

　　然而，對剛剛走出計劃經濟的俄羅斯來說，上述外部機制是非常不健全的，其中司法系統(tǒng)和行政機構的薄弱以及自律組織、信息披露上的欠缺尤為嚴重。于是，布萊克和克拉克曼決心為俄羅斯起草一部既能保護外部投資者權利，又盡量少依賴司法和行政執(zhí)法的公司法。這就是“自行實施型”公司法。它具有如下特征：公司的運行盡量由公司成員（股東、董事和經理） 直接操作，而不必倚靠法官、監(jiān)管機構、律師、會計師以及財經媒體的參與；給外部股東更多保護，以對付內部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對有利益沖突的交易，通過程序性規(guī)則（如獨立董事的批準）解決，而不是一律禁止；盡量使用簡潔明確的規(guī)則（而不是抽象的標準）界定適當和非適當行為；確立有效的法律救濟和嚴厲的處罰規(guī)則。自行實施型公司法通過擴大股東直接決策事項的范圍、提高決議這樣既有助于當事人適用法律，也降低了法官審理案件的難度，同時還減少了法官枉法裁判的機會。

　　公司法生效之后的公司治理 1996年公司法的實施效果如何？西方觀察家的一般評價是：公司法沒有得到廣泛遵守，只有那些希望引進外部投資的公司率先遵循了公司法。至于公司治理的狀況，仍然可以使用“敗壞”一詞作為評語。公司法的起草者布萊克和克拉克曼在2000年發(fā)表的論文中指出，自開始私有化以來就普遍存在的自我交易日益蔓延，私有化造就的新的企業(yè)所有者不是致力于創(chuàng)造價值，而是千方百計地竊奪公司和投資者的利益，這種局面在公司法生效以后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公司法強調保護少數(shù)股東并且對自我交易嚴加審查，所以，遵守公司法意味著內部人將喪失對企業(yè)的絕對控制。這被認為是公司法得不到有效實施的首要原因。如果說，通過控股權以外的手段掌握絕對控制權的管理人員傾向于掠奪企業(yè)而非創(chuàng)造價值，是因西方觀察家對公司法實施效果乃至公司治理的評價，都是依據(jù)若干有代表性的個案形成的印象性評價，這種評價雖然具有無法克服的不精確性，但其說明價值是不容低估的，況且眾多觀察結論表現(xiàn)出相當大的一致性。因此，目前對俄羅斯公司治理的低度評價是可信的。

　　私有化和公司法對公司治理的有限意義 俄羅斯的經驗表明：公司法雖然可以提供關于公司治理的精致規(guī)則，但真正激勵和約束公司成員遵循公司法規(guī)則的因素卻在公司法之外。這些外部因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法治，即平等保護投資者的商業(yè)法律體系和公正并有效率的司法與行政執(zhí)法；二是市場，即保護投資者享有平等機會的競爭性市場體系。競爭性市場體系雖然表現(xiàn)為產品、生產要素和資本等市場上的進出自由與公平競爭，但其根基仍然是平等保護投資者財產權的法律制度。進而言之，公司治理所追求的投資者利益最大化目標的實現(xiàn)，依賴于一國的法律秩序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平等保護財產權的自由秩序。俄羅斯的經驗同時表明，私有化進程并不能以其本身的快速度一步到位地建立起這樣的法律秩序。其次，單憑私有化無法造就競爭型的市場體系，私有化代替不了經濟的自由化改革。再次，俄羅斯私有化不是一個純粹經濟意義上的改革，其政治意義不可避免地要高于經濟意義。

　　總之，大規(guī)模而且快速的私有化雖然摧毀了舊的計劃經濟體系，但并沒有自動產生一個新的市場經濟體系，私有化顯然不是造就平等保護私人財產權的法律體系和市場體系的充分條件，盡管它可能是一個必要條件。私有化固然可以播下市場經濟的種子，但收獲市場經濟的成果僅僅靠一粒種子是遠遠不夠的。就像諾思所說的，認為讓停滯和病態(tài)的經濟走上增長之路只需要進行私有化，是對制度分析的歪曲理解。俄羅斯的私有化和公司法實踐給我們的啟示是：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不會有藥到病除的靈丹妙藥，私有化和公司法對公司治理的積極意義是不容高估的，要全面認識它們就必須先認識其局限性。經驗告訴我們，某種理論或者觀念一旦成為神話，人們就很自然地忘記了其固有的局限性。20世紀是國家神話制造了人間災難的世紀，但人們似乎并未吸取足夠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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