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有沒有三權(quán)分立？

天國有沒有三權(quán)分立？ 　　這個問題比“一個針尖上能站多少個天使？”容易多了。《圣經(jīng)·歌羅西書》載，無論天上的，地上的，都屬上帝所有，摩西十誡中也將不事奉異神列于首位，其他許多記載也表明，在天國，神是至高無上的，不存在三權(quán)分立。

　　而美國憲法恰恰是以三權(quán)分立和人權(quán)保障為中心的。既如此，要探討美國憲法的神法背景多少會有些徒勞無功，因為天國不存在可供人間“分有”或“摹仿”的相應理念。但愛德華。S.考文教授的長篇論文《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仍作了令人信服的嘗試。只是在敘事策略上，他使用了“高級法”（higherlaw）這一指稱不甚明確的詞，而未徑稱“自然法”或“神法”。評論者一般認為，“高級法”與“自然法”是同義語，至少也有某些“家族相似”。盡管從整篇論文看，考文教授花了很多筆墨用于追溯從狄摩塞尼斯到加爾文。庫利奇以來的自然法傳統(tǒng)，但是，其間也涉及到大量的神法思想。因此，我將“高級法”理解為自然法與神法（如果二者能區(qū)分開的話）的混合法。

　　論文的大部分篇幅都在探討“高級法”與英美法律傳統(tǒng)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直接探討美國憲法與“高級法”的勾聯(lián)之處不多。但正是在對前者的闡釋中，美國憲法“半人半神”的起草者的“高級法”思想地圖歷歷可見，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也得以凸顯。論文溝通“高級法”與美國憲法的核心問題是：美國憲法制度何以沒有確立立法至上原則？這或許是論文中最精彩的部分，而且也觸及了美國憲法的靈魂。而且，立法權(quán)如何安置也決定了三權(quán)分立和人權(quán)保障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因為正是直面人性中的“激情”（Passion）與“理性”（ration）的對立（最早觸及這一問題的可能是蘇格拉底的“戰(zhàn)場”隱喻），才會有對權(quán)力的焦慮，才會有對個體人權(quán)的尊重（這種尊重僅僅基于人的肉體存在這一事實，而不是其他），個體也才可能象安提戈涅一般，訴諸“高級法”以捍衛(wèi)自身作為人的尊嚴。

　　考文教授最后的結(jié)論是，正是美國憲法使“高級法”恢復了青春活力，使它進入歷史上的一個偉大時代，“查士丁尼時代以來人類法學上最高級成果的時代”。反過來說，也正是“高級法”，才使美國憲法成為今天其所是。

　　在我看來，這篇論文給我們最深刻的啟迪是：關(guān)注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從經(jīng)驗上說，在新政權(quán)建立伊始，國家是非常關(guān)注合法性的，但在政權(quán)穩(wěn)定后，各種制度安排成為內(nèi)生變量時，國家對合法性的問題多少會有些淡漠。我們知道，現(xiàn)代法律的合法性與大陸理性主義啟蒙傳統(tǒng)一脈相承，理性、民意取代神權(quán)、王權(quán)，成為法律的合法性根基（哈貝馬斯進一步認為，合法性的證明方式也發(fā)生了改變）。于是，人不得不代替上帝、替代傳統(tǒng)，靠自身的能力承擔賦予法律合法性的任務。但是，隨著現(xiàn)代化的凱歌高進，“理性”逐漸墮落為工具理性。而且，在晚期（high或late）資本主義時期，工具理性極度膨脹，價值理性逐漸萎縮。法律的合法性根基成了“合法律性”（legality）。這引發(fā)了哈貝馬斯所稱的“合法性危機”（the crisis of legitimacy），無論是在自由主義國家時期，還是向福利主義國家邁進時期，這一問題都是國家揮之不去的夢魘。

　　看來，正如弗洛姆《逃避自由》一書中描述人類逃避獨立自治那樣，人自身無法承擔賦予法律合法性的任務，他也只能逃避。人類能夠做的，只是瘋狂地擴大語言、組織的覆蓋面，將人的生活世界全方位法律化、制度化。（哈貝馬斯的“系統(tǒng)對生活世界的殖民”（colonalisation of life world bysystem）理論恰如其分地表明了這一點）。這非但沒有表明人類對自身解決合法性問題的自信，反而暴露了人類骨子里的脆弱和不安，法律越是巨細無遺，越是說明人類自身整合能力的下降。在這個意義上，我愿意將考文教授的論文看成是在現(xiàn)代社會中，重新為法律獲取終極依據(jù)、獲得確定性的一種努力，是對已經(jīng)逝者如斯的高級法的招魂。天國有沒有三權(quán)分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將法律置于宗教的維度中，以求得一個永恒的、讓人安心的根基，以免在半夜被噩夢嚇得睡不著。（我想這或許也是考文教授使用“高級法”而不用“自然法”這一術(shù)語的原因）。但高級法是否會“魂兮歸來”，恐怕是任何人都不能斷言的。

　　“高級法”雖然具有安撫人類的恐懼、并使實在法保持超越與反思品格的功效，但多少有些撲朔迷離，讓人捉摸不透。而且，在一個沒有此岸／彼岸二元世界緊張對峙結(jié)構(gòu)的國度，以“高級法”提供法律及其運行的合法性根基是難以奏效的。中國恰恰是這樣一個國家（雖然“實用理性”不一定正確，但從世俗理性中超越達至化境，畢竟只是圣人的事），因此，我們需要的應該是另一種合法性根基。

　　據(jù)《華嚴經(jīng)》載，善財童子智能極高，但眼長于頂，在下望一百一十余域前終未成正果�！短K魯支語錄》中的超人發(fā)現(xiàn)太陽從山下升起，便說：“光明，假若沒有世界，你這光照在什么地方！”于是低頭下山。這兩個故事給我們的啟發(fā)是，與其高談憲法的“高級法”背景，不如直接奔向憲政的生活現(xiàn)實，以現(xiàn)實功利展開憲法的合法性。惟有如此，才能熨貼憲政合法性的創(chuàng)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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