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證明解析

刑事訴訟證明解析 　　如果承認概念體系必須具有最基本的邏輯自恰性，那么，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界對刑事訴訟證明的理解已經(jīng)明顯偏離了證明、訴訟證明的一般特征。

　　刑事訴訟中的證明（以下簡稱為“刑事訴訟證明”）是與刑事訴訟活動密不可分的一種訴訟證明活動，因此，刑事訴訟活動自身的特殊性也鮮明地體現(xiàn)在刑事訴訟證明之中。例如，在刑事訴訟證明中，證明標準較其他訴訟證明更高；犯罪事實無法查清時，固定地由控方承擔舉證責任；對非法取得的證據(jù)材料持一種更為嚴格的禁止態(tài)度；

　　諸此等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刑事訴訟證明盡管必然帶有刑事訴訟的個性特征而區(qū)別于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作為證明和訴訟證明的下位概念，刑事訴訟證明的內(nèi)涵卻不應(yīng)該在實質(zhì)意義上偏離其上位概念。換句話說，刑事訴訟證明所具有的個性特征只不過是訴訟證明的一般特征在刑事訴訟活動的特定背景下呈現(xiàn)出來的獨特色彩，而并非對訴訟證明的實質(zhì)意義的偏離。

　　如果承認概念體系必須具有最基本的邏輯自恰性，那么，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界對刑事訴訟證明的理解已經(jīng)明顯偏離了證明、訴訟證明的一般特征。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界對刑事訴訟證明的理解與西方國家不同。在西方國家，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訴訟證明主要是指司法裁決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在對方當事人有機會提出異議的情形下說服司法官相信其主張成立的活動。在這些國家，盡管刑事追訴活動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刑事訴訟活動，而且，大陸法系訴訟模式下（如德國、日本、我國臺灣地區(qū)等）

　　甚至在更為寬泛的意義上承認偵查活動的“訴訟”屬性，但是，就刑事訴訟證明而言，他們卻較為一致地保留了訴訟證明的“訴訟”特征（即在對方當事人的參與下，當事人說服司法官相信其主張成立的活動），并往往以訴訟證明的典型形態(tài)-審判階段的證明活動為主要研究對象展開訴訟證明相關(guān)問題的研究。

　　在我國，刑事訴訟理論一般從認定事實的角度出發(fā)，認為，刑事訴訟證明貫穿于偵查、起訴、審判的各個階段，偵查、起訴和審判機關(guān)都是訴訟證明的主體。同時，訴訟當事人以及他們的辯護人或代理人為了當事人的利益，也要進行有關(guān)的證明活動，也是證明主體。顯然，我國訴訟法學界所理解的刑事訴訟證明已經(jīng)超出了訴訟證明必須存在于訴訟活動之中的應(yīng)有限定，而蔓延到了偵查、起訴等追訴活動。

　　而且，由于偵查、起訴等追訴活動明顯有別于以法庭裁判為典型的訴訟活動，這種擴大了的“刑事訴訟證明”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一系列難以解決的證據(jù)法問題，如，在刑事訴訟中法院是否負有證明責任；偵查活動是否適用傳聞規(guī)則等種種排除規(guī)則；偵查機關(guān)所作的鑒定結(jié)論在訴訟證明中的作用，等等。

　　在我國訴訟理論上，將偵查、起訴等追訴活動納入刑事訴訟證明的主要原因在于錯誤地將證明混同于一般認知過程。證明是人類認識事物的一種手段。證明對事物的認識一般是圍繞特定的命題展開的，是為了就特定命題成立與否而展開的說服另一主體的說服過程。在這一說服過程中，至少應(yīng)當存在兩方主體：盡力使他人相信命題成立或不成立的說服者；作為說服對象的被說服者。如果只存在一方主體，那么，盡管該主體對事物的認識活動也可以被形象化地描述為“說服自身”的過程，但是，一般卻稱之為主觀認知或個體的認知過程�？傊�，在認識方式上，證明明顯區(qū)別于作為一般認識過程的主觀認知過程。在證明活動中，盡管被說服者對事物的認識可能包含有主觀對客觀事物形成認識的反應(yīng)活動，但是，被說服者對事物的認識與其他主體的說服活動卻是作為一個整體認識活動而存在的，在這一整體認識活動中，被說服者對事物的認識有賴于其他主體的說服活動，而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被說服者認識的準確程度。

　　確實，在事實認定意義上，包括審判活動在內(nèi)的所有刑事追訴活動，都意味著主體對案件事實的認識過程。但是，在這些認識活動中，審判階段的認識活動具有明顯區(qū)別于偵查、起訴等追訴活動的特征，即在審判階段，裁判者對案件事實的認識是通過訴訟證明活動進行的，準確地說，裁判者是作為被說服者的角色出現(xiàn)的，其對案件事實的認識是以當事人說服與反駁為基礎(chǔ)并在當事人的說服與反駁中逐漸形成的。而在偵查、起訴等追訴活動中，根本不存在一方主體說服其他主體相信特定主張的說服過程，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識與其說是被說服的過程，毋寧說是，個體借助各種手段認識客觀事實的能動認知過程。因此，與裁判者不同，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識是否準確、充分，主要取決于其本人在認識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而非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積極說服活動。也正是基于此種原因，我們堅持認為，將偵查、起訴納入刑事訴訟證明的視野不僅可能導(dǎo)致證明理論體系的矛盾重重，而且，很容易忽視偵查人員、檢察人員認識案件事實的自身特點，漠視其主體素質(zhì)在正確認識案件事實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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