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遷中的行動者（上）

制度變遷中的行動者（上） 　　愿天下有情的皆成眷屬�！�—《西廂記》

　　我們根本無法成為研究自身的歷史學家：他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產(chǎn)物。 ——薩特[1]

　　一般說來，中國古代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民間自發(fā)形成的，表現(xiàn)為習慣、慣例，國家一般不干預。只有當婚姻家庭制度直接與國家政治、經(jīng)濟生活有重大關(guān)系時，國家才干預。例如商鞅變法時對分家有嚴格規(guī)定，以及越王勾踐為了復仇對婚齡有嚴格規(guī)定等。[2]

　　但是，究竟哪些民間的婚姻習慣、慣例可以算作法律。這個界限很難劃分。本文采取了哈特的功能性法律界定，“法律的存在指的是某些人類行為不再是選擇性的，而是在某些意義上是義務性的”。[3]根據(jù)這一定義的分析可以彌補研究傳統(tǒng)中國法律歷來重視刑法及其制度變遷的傾向，將古代法研究從中國傳統(tǒng)的以制定法為核心的法律定義-“憲令著于官府，賞罰必與民心”[4]-中逐步走出來。但更重要的是，這一定義的分析還便利了我們從另一個方面考察作為法律一部分的民間的習慣、慣例與社會生活的密切聯(lián)系，進一步理解法律與社會生活的關(guān)系。

　　本文分析的是一部在當代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戲劇，《梁山伯與祝英臺》。這個故事至少在唐就有記載，此后在民間廣泛流傳，[5]到了元、明代，梁祝的故事已經(jīng)大量進入戲�。籟6]不僅作為單獨的一個劇，而且在當時其他戲劇中也為劇中人物提起，[7]由此可見其在當時就已經(jīng)成為一種民間經(jīng)典或大眾文化。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社會改革，特別是50年代的婚姻制度的變革，使得這一戲劇在中國獲得了新的社會意義。它的越劇版被拍攝成新中國的第一部彩色電影。50年代中期作曲家陳鋼和何占豪又以越劇為素材改編創(chuàng)作了小提琴協(xié)奏曲《梁�！�。這兩部作品都增加了或強化了其中的階級斗爭的因素和反封建道德的因素，[8]使得這一民間故事在當代中國無論在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上而且在社會意義上都獲得了更多的現(xiàn)代性。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就其流傳的廣泛程度而言，恐怕《紅樓夢》也難以與之媲美。

　　我利用的版本是明代戲劇《同窗記》�！锻�窗記》的全本已經(jīng)失落，現(xiàn)僅存兩出。一出是《梁山伯千里期約》，另一出是描述梁山伯與祝英臺學成回家分手時《河梁分袂》。前者可見于王起主編的《中國戲劇選》；[9]后者可見于古橋主人等著：《梁祝故事說唱合編》。[10]盡管劇本不完整，但就本文分析的問題而言，《梁山伯千里期約》中的信息已經(jīng)足夠。

　　盡管本文分析的是古代中國社會的結(jié)婚制度，僅僅是婚姻制度的一個方面，不追求“完整”或“全面”。我試圖從該劇中透視這種婚姻制度在當時社會存在的根據(jù)，其“優(yōu)點”和“缺點”。更進一步，與此劇相結(jié)合，我還試圖在抽象層面上簡單討論制度作為制度的特點。我希望通過對法律制度與作為在制度中行動的行動者個體之間的沖突來展示人類的注定了的悲劇性境遇，進而給我們以某種警醒。

　　一。悲劇何在？

　　祝家女公子英臺女扮男裝到杭州攻書，中途遇同是外出求學的梁山伯，倆人“結(jié)為八拜之交，……[如]膠漆雷陳，同氣相求，同聲相應”。[11]同窗三年，祝英臺暗中愛上了梁山伯，而梁山伯卻不知祝英臺的真實身份；分別前，祝英臺假稱有一妹妹，許嫁梁山伯，以二八、三七、四六日暗示梁山伯十日后來說親，但梁山伯誤以為三十天。三十天后，當梁山伯期約來到祝家提親時，祝員外已將祝英臺許配當?shù)氐鸟R員外的公子，并已定下迎親的日期。梁祝相見，悲感交加，但無法改變現(xiàn)實。離開祝家后，梁山伯即一病不起，含恨辭世。在馬家迎娶祝英臺的途中，祝英臺堅持要到梁山伯墳前告別。獲許可。祝英臺痛哭祭奠梁山伯，當時，風雨大作，墳裂，祝英臺縱身墳內(nèi)，殉情身亡。

　　由于生命之短暫，愛情之罕遇，生死之戀總能令人感懷不已。梁祝的故事不僅感動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許多多情的成年人傷感。人們?nèi)缃褚呀?jīng)習慣將這個故事界定為“悲劇”，稱其為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但這個悲劇究竟悲在何處？每個讀者都必定是而且也只能從自己的經(jīng)驗感受和角度理解戲劇。但是，如果仔細想一想，這種事情其實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見。無論是青年還是中年，甚至是老人，都有不少人由于種種原因相愛不成，私奔，甚至一起自殺。我們一般并不把這種事件稱之為悲劇。有時一些人甚至會對這種癡情者表示輕蔑，認為其不負責任，即使死者之間的愛情與梁祝的愛情同樣真誠。數(shù)年前，北京八達嶺長城上，就曾有一對各有家室的成年男女殉情自殺；人們甚至對此表示了一種鄙視。因此，僅僅因為男女之間的感情，以及感情無法在現(xiàn)有的社會婚姻制度中得到滿足，即使導致雙雙死亡，并不足以構(gòu)成一個悲劇。

　　也許，是因為死者年輕，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年輕生命的突然夭折往往會強化了生者對生命脆弱之感受。這確有點悲慘，但未必構(gòu)成悲劇。每天都有年輕人因不測的事件而死亡，從剛出生的嬰兒到前途無限的青年。作為旁觀者的我們會為之惋惜，但并不覺得這就足以構(gòu)成悲劇。

　　還有人（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后的各種改編本，例如，即使是小提琴協(xié)奏曲《梁祝》中也都有一段音樂表現(xiàn)“抗婚”）更強調(diào)這一事件中“階級斗爭”和“階級壓迫”的因素，因為祝英臺許配的馬家是當?shù)氐囊粋�富庶人家（財主），似乎祝員外是因為貪財，不惜犧牲女兒的幸福。但是，如果仔細看一看這個戲劇的原本，這一點其實并不存在。不僅祝家與馬家同為員外之家（因此兩家僅僅是“門當戶對”而已，并無高攀之嫌），而且當梁山伯千里期約來求親時，祝員外也沒有勢利得阻礙兩人相見。盡管劇作中沒有告知梁山伯的家庭成份，但我們沒有理由推定其為出身貧下中農(nóng)，相反，如果一定要推論的話，也許更有理由是某個員外的公子。如果不是梁山伯誤解了祝英臺的暗示，因此未能如期赴約，至少從故事的前后背景來看，祝家未必會拒絕梁山伯的提親，未必會僅僅為了馬家的富貴而違背了女兒的心意。他們曾允許好強的女兒孤身遠赴杭州求學，如果以當時的社會標準來看，祝員外父母實際上是相當開明（liberal），非常遷就女兒的，他們并不接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而且，至少原來的劇本中并沒有任何地方表現(xiàn)出馬家仗勢欺人。相反，僅就迎娶途中允許祝英臺祭奠梁山伯這一點，在我看來以及-我認為-在許多人看來，馬家也還是相當“仁義”的，并不是那么不講道理-設(shè)想一下，今天誰或誰家會在結(jié)婚這一天同意這種行為。是的，馬家富庶，也許是個地主，但是，我們也不能僅僅因為馬家富庶，就不允許馬家娶親，就應讓馬家斷子絕孫了吧！馬家至少有權(quán)利選擇祝英臺。因此，階級斗爭和階級壓迫也并不是構(gòu)成此劇之悲劇的主要因素。

　　也許，悲劇在于包辦婚姻。我想僅僅這一點也并不必然構(gòu)成悲劇。我將在后面分析，其實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甚至在人類歷史上，在近代以前的主要婚姻制度形式都是包辦婚姻。而并非包辦婚姻都將導致梁祝之類的悲��；否則，悲劇就太多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從全劇來看，祝英臺和梁山伯的言行始終在肯定著傳統(tǒng)的以媒妁之言和父母包辦為主要特征的結(jié)婚制度。例如，盡管祝英臺已經(jīng)愛上了梁山伯，她還是要將這種感情掩蓋起來。他們倆曾“同床而睡，結(jié)腳而眠”，如果真的是反對包辦，主張婚姻自由，在“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況下，他/她們完全可以“把生米做成熟飯”，而且假定梁祝二人是主張婚姻自由的理想化身時，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兩人會拒絕做熟飯，因為他們是兩情相悅，而不是單相思。但是，祝英臺一定要回家，一定要等著梁山伯來提親。又如，梁山伯得知祝英臺是女身并已許嫁馬家之后，他也僅僅是表示深深的遺憾，還是準備求娶他們分別時祝英臺虛構(gòu)出來的妹妹；只是當發(fā)現(xiàn)這一希望也落空時，梁山伯才“罷休不成”，表示要“前去尋一個月老冰人，定要把赤繩綰定，定要把赤繩綰定”。同時責備“一來恨賢妹言而無信（這是可以理解的過激之詞），二來恨卑人薄命，三來恨月老注得不均平”（頁）。甚至到了這時候，祝英臺還是稱“今生料不能夠了。我勸你休想也罷了”（同上），堅持尊重傳統(tǒng)的婚姻程序和制度；進而，祝英臺以酒做媒證，許愿“今生不和你諧鳳侶，來生定要和你結(jié)姻親”（同上）；最后，倆人傷感而別。全劇中完全沒有顯示出祝員外或馬員外對祝英臺施加什么壓力和強迫。

　　因此，如果就劇本本身反映的情況而言，無論祝英臺和梁山伯都不反對包辦婚姻和媒妁之言的程序或制度；事實上，他們倆都力求以這種包辦婚姻和媒妁之言的程序來實現(xiàn)自己的夢想，相反他們希望經(jīng)過這種“程序正義”的認可。他們在這個意義上是自覺的遵紀守法者。他/她們不喜歡的僅僅是由于這種程序或制度以及其他因素（我將在最后分析）所造成的這種對于他們非常殘酷的特定結(jié)果。他們希望的是一種“實質(zhì)正義”。他們對包辦婚姻的不快僅僅是因為他們事后獲得了新的信息，已經(jīng)從“無知帷幕”背后走出來了，看到這一系列程序的結(jié)果。甚至，即使這時，他們最終還是準備接受這種結(jié)果，也沒有打算挑戰(zhàn)這種制度。僅僅是由于梁山伯的意外病逝（注意，失戀可能導致生病或加重病癥，但未必是生病和病逝的重要原因），祝英臺才悲感交加，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感情之所據(jù)，并決意殉情。因此，所謂梁祝本人要求婚姻自由的說法實際是在近代社會變遷的背景下，現(xiàn)代中下層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梁祝故事的重新解讀。

　　二。梁祝二人的年齡

　　要理解此劇對于古人的悲劇性質(zhì)，首先要理解戲劇故事發(fā)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同時還要理解此劇寫作和演出時所針對的觀眾的社會和認知參照系，而這個參照系總是由觀眾的日常直接生活經(jīng)驗構(gòu)成的。因此，同樣是春江流水，在不同的人看來可以是“日出江花紅勝火”，也可以是“一江春水向東流”。人的主觀因素會對人們理解自然、社會和作品產(chǎn)生巨大影響。而就《梁祝》而言，我首先討論的是該劇兩位主人翁的年齡。

　　在《梁�！返妮^早版本的故事和戲劇中沒有提及梁祝的年齡。[12]因此在舞臺上出現(xiàn)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地年齡實際是由不同時代的觀眾根據(jù)他們的直接生活經(jīng)驗填補的。[13]在現(xiàn)代觀眾眼中，由于外出求學、戀愛、結(jié)婚這些事基本上都是同20歲左右的年齡相聯(lián)系的事，因此，梁、祝二人大致相當于兩位離鄉(xiāng)在外求學多年回鄉(xiāng)的“大學生”或至少是“高中生”。而且，由于近現(xiàn)代因社會變遷而形構(gòu)和引發(fā)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今天的這些觀眾已經(jīng)基本接受了婚姻自由的觀念，特別是把成熟青年之間的婚姻和愛情視為一個完全屬于個人選擇的范疇。因此，當現(xiàn)代觀眾理解此劇時，盡管不是明確的，卻會自覺不自覺地將主人翁的年齡忽略了，或者是用一個現(xiàn)代大學生的年齡來對梁祝的婚姻作出判斷。這種閱讀的前社會格式化或前見對我們理解此劇會有重大影響。

　　但是，對于古代觀眾或讀者來說，梁祝的年齡會小得多。因為無論是從古代的婚齡推論還是從戲劇故事本身的細節(jié)來推算，梁祝悲劇發(fā)生時，他們兩人最多也只是青少年，大約14-16歲之間，甚至可能更為年輕。在中國古代，至少是就有確證的法律規(guī)定婚齡而言，大致在男20，女15，甚至更早。[14]并且要注意，同樣是婚齡，古代與現(xiàn)代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古代的一旦規(guī)定婚齡往往都是（特別是在早期）強制性的，即到這個年齡必須結(jié)婚；而如今規(guī)定的婚齡是授權(quán)性的，即只有到了這個年齡，才能結(jié)婚或婚姻才得到法律的保護。[15]

　　從劇本來說，梁山伯與祝英臺相遇時的年齡大約應在11-12歲上下，殉情時大約在15－16歲上下。因為，首先，即使是古代，人們一般也不會等到16、7歲再上學讀書，他們更不是如同我們在舞臺上看到的那樣，是20歲左右的大學校園內(nèi)的姑娘小伙。

　　其次，一般說來，男女青少年到13－15歲后，就會逐漸對異性敏感起來。而梁祝“同窗三載”，朝夕相處，甚至兩人曾“你當初與我同床而睡，結(jié)腳而眠”，[16]而梁山伯完全沒有察覺到祝英臺是個女孩子。這種現(xiàn)象，如果從祝英臺方面來看，這就意味著祝英臺尚未發(fā)育，至少尚未完全發(fā)育，否則，無論其體形、動作和說話聲音都會發(fā)生巨大變化，就很難在同異性非常親近的交往中完全掩飾過去。如果從梁山伯一方來看，梁山伯則可能更不成熟，甚至可能還沒有開始發(fā)育，未進入青春期，因此，梁山伯才沒有表現(xiàn)出在青年男子身上通常表現(xiàn)得最為強烈的、對于異性的敏感和好奇。即使梁山伯偶爾察覺了祝英臺的行為異常，祝英臺也可以用幾句話掩飾過去。[17]而當梁祝二人學成之后分別時，祝英臺曾以“鴛鴦交頸”“紅蓮并蒂”等明顯的隱喻做出暗示，“一路上見景生情，托物比興，誰知[梁山伯]不解文君意”（頁）。這種對于愛情的不敏感，并不能僅僅用祝英臺的女扮男裝來解釋，很大程度應歸結(jié)為梁山伯的生理和心理尚未發(fā)育。至少梁山伯還基本屬于兩小無猜的范疇，處于“山有木兮木有知，心悅君兮君不知”的愚昧狀態(tài)；而祝英臺則大約是“情竇初開”的少女，對梁山伯已經(jīng)有了一種朦朧的情愫，但身心并未完全發(fā)育成熟。只有將倆人的年齡定在這一時期，對他們之間三年同窗、結(jié)腳而眠且坐懷不亂的純潔關(guān)系才可能做出一種常人可以理解的解釋。

　　第三，祝英臺的許配馬家，雖然不能確定兩者的年齡，但也大致可以作為參照。因為在古代，如前所述，女子許配他人大約也就在15歲之間。[18]

　　第四，從祝英臺為梁山伯殉情來看，這一般只可能是純情、剛烈的青春少女，而不可能是年齡更為成熟也更多參悟了人生的成熟女子的行為。

　　盡管，劇本不是歷史，角色不是實際人物，因此，我們無法且沒有必要細致考證梁山伯和祝英臺的準確年齡，但是，一個流傳廣泛的戲劇，它必須包含了當時時代的真實，才能獲得當時觀眾的認可。或者，它留下一個空缺，為當時觀眾的社會實踐所充實和解說。因此，如果將當時的社會作為這個戲劇文本的外部延伸，我認為，我的關(guān)于梁祝年齡的推斷大體是站得住腳的。而這個年齡問題對于梁祝愛情的悲�。ㄔ谖铱磥恚┚哂兄匾�意義。

　　三。早婚與包辦婚姻

　　一旦確定了梁山伯祝英臺的年齡，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他們之間的感情是一種非同尋常的“早戀”（這大約相當于今天的初中生談戀愛）。但是，使用“早戀”這個詞，也許不很恰當，因為今天人們已經(jīng)賦予了該詞某種貶義，似乎這種現(xiàn)象本身就是一個問題。而事實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19]，任何社會現(xiàn)象并不因其本身之存在而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問題，而是在同具體社會中的人及其社會活動相聯(lián)系才構(gòu)成問題的。如果歷史地看，在人類歷史上，今天我們所謂的“早戀”一直被人們視為正常現(xiàn)象，甚至可能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必須。

　　在長期的古代社會中，生產(chǎn)力水平很低，科學技術(shù)水平很低，交通不便，信息流通不暢，醫(yī)療水平也很低。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人的平均壽命必然很低。[20]在這種社會生物條件下，為了保證生命的繁衍、延續(xù)，人們就必須早婚。假定當時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只有40歲，那么如果當時人們結(jié)婚年齡如同當今城市人結(jié)婚的年齡，比如說25歲左右，那么該社會的絕大多數(shù)人在去世時，其頭一個子女才10歲出頭。這樣大的一個孩子在農(nóng)業(yè)社會中雖然可以參加一些輕微的勞動，但尚不足以獨自謀生；而他最小的弟妹則可能還在襁褓之中。顯然，這種婚齡是無法保證人類的種族延續(xù)的。在這種社會條件下，早婚幾乎是一種必然，一種社會存在的最佳選擇，因此，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理解我在前面提到的古代的義務性法定婚齡。如果一個人16歲結(jié)婚，他40歲去世時，其長子或長女就已經(jīng)20多歲了，完全可以獨自謀生，成立家庭了；后面的弟妹一般也可以獨立謀生了；即使最小的弟妹還小，長子或長女也可以承擔起撫育的責任（因此，在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中，更一直都有“長嫂如母”“長兄如父”的說法和實踐）。[21]

　　盡管人類社會的延續(xù)要求人類早戀和早婚，但必須注意，這種早是有限度的。如果沒有生理發(fā)育作為基礎(chǔ)，沒有這種隱含在基因內(nèi)的信息作為基礎(chǔ)，這種社會的要求也不可能落實。比方說，先前時，有些富庶人家兒子不到10歲，就娶了一個成熟的女子作為童養(yǎng)媳，不可謂不早；但并不能生兒育女，傳宗接代，還是必須等到男孩長到一定年齡才能真正“圓房”。人類主觀設(shè)計的制度也無法突破人類的生物性限制。但是，由于這種社會條件，在人類生存演化的長期競爭和淘汰中，一般說來，那些在具有相對性早熟基因的人類種群會更多留存下來了，而那些缺乏這種性早熟基因的人種（無論其道德上是否高尚，文化是否發(fā)達）則會因其無法保證種群的延續(xù)或延續(xù)較少而在這種生物的競爭中最終被淘汰了。剩下的人類種群，從基因上看，基本都是14、5歲就具有生育能力的人群。因此，從社會生物學上看，人類在這個年齡段性發(fā)育成熟的生理特點也許不是偶然的，而更可能是人類的長期生存演化中形成的，是一個非目的論的自然演化的選擇結(jié)果。而就人類種群的延續(xù)而言，古代社會的早婚早育制度既有生物性基礎(chǔ)，也具有社會的合理性，因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許是一種最為合理的制度。

　　僅僅承認早婚早育作為社會制度在當時社會的合理性還不行，人類還必須發(fā)現(xiàn)其他一些具體的制度措施來保證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社會流動性小，交往面狹窄，信息流通不便）實現(xiàn)最有效、最便利的早婚早育。媒妁之言與包辦婚姻正是作為一種保證人類延續(xù)的輔助性制度，有效回應這種社會條件，而發(fā)展起來的。

　　首先，人類通過長期的實踐，發(fā)現(xiàn)“男女同姓，其生不蕃”，[22]血緣關(guān)系過于親近的人結(jié)婚，對于后代的繁衍很不利；因此，必須從血緣關(guān)系比較遠的人當中選擇婚配對象。但是，在古代農(nóng)業(yè)社會中，交通和信息流通不便，人們的生活世界很小，孩子們往往是在一個村莊內(nèi)長大的，而同村的同齡段異性往往都是近親屬，可以接觸到并可以成為配偶的其他異性很少。與別村的適婚異性也很難交往，一般說來，當沒有確定的預期之際，你不大可能無緣無故地翻山越嶺跋涉十幾甚至幾十里地去尋偶。甚至，由于年輕，許多青少年還不懂兒女私情，未必能夠充分留意異性（例如，戲劇中梁山伯對祝英臺同窗3年尚不知對方是女性）。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如果以今天城市人已經(jīng)習以為常并自以為更具歷史道德優(yōu)越性的自由戀愛方式同時又保證不發(fā)生近親婚配，交易費用會極高，高得可能使婚姻不可能發(fā)生，同樣威脅人類群體的延續(xù)。

　　在這種條件下，至少在有些人類群體中，很自然，婚姻就成為父母為兒女操辦的一件大事。而且由于其社會經(jīng)歷和社會關(guān)系相對說來更為廣泛和開闊，父母親也更有可能為子女發(fā)現(xiàn)在這些父母看來合適其子女的配偶。甚至，為了擴大擇偶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一些父母還會大量運用媒妁之言。從此看來，包辦婚姻和媒妁之言在傳統(tǒng)社會中都起到擇偶的信息渠道的功能，在鄉(xiāng)土社會中總體說來（盡管并不總是）具有正面的功能。[23]在古代農(nóng)業(yè)社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正當性。而那些不采取包辦婚姻和媒妁之言來擴大婚姻對象的群體，那些采取了“自由婚配”因而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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