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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索爾曼先生談中國法治
與索爾曼先生談中國法治 “醒客”是萬圣書園開的一家咖啡店的名稱，仿著英文“thinker” 的讀音而取名。萬圣書園是一家很具品味的書店，毗鄰北大清華和中關村，因此一些學術書在這里銷量很好。我個人的幸運是就住在這家書店的樓上，下樓即可進書店，買書甚是便利。同時，醒客也是一個與友人或來訪者談天的好去處。伴著悠悠的背景音樂，喝一杯咖啡或新茶，飲品的香氣與書香混合在一起，運氣好的時候還可以看到窗外的綿綿細雨，思緒也平添了幾分詩意。 10月18日的客人是一位法國學者，Guy Sorman博士，他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政治學家和評論家，法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成員，也是他自己名下的出版社（Editions Sorman）的總裁。索爾曼先生在中國呆了一段時間了，為的是寫一本有關中國人權以及法治進展的書。他要跟我交流的主題是中國法治建設的歷史和現(xiàn)狀，另外還有死刑問題，這也是許多西方人權人士都十分關注的問題。 索爾曼對于中國法律的歷史頗有興趣，他好奇在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度里，傳統(tǒng)的制度與觀念在今天的法律生活中有怎樣的影響和價值。這當然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跟他說起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書本法律的層面上，當然是基本上是西方化的。百年來的變法過程可以粗略地分作三個階段：1905-1949年是模仿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時期，這個期間仿照歐陸尤其是德國的模式形成了一個西方化的法律體系。第二個階段是1949-1978年，是法律的蘇聯(lián)化以及法律虛無的時期。有人愿意把這個時期的前十年說成是一個建設蘇聯(lián)式法制的階段，后面的二十年才是法律虛無時期。我個人認為這種區(qū)分沒有多少必要，首先是因為我們當時的學習本身就是有口無心的，只有一部憲法和一部婚姻法頒布出來的事實說明了這一點。退一步，即使我們認真地學習，五十年代的蘇聯(lián)也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模仿秀”再逼真，也不過是非法治國家里的大姐與二姐而已。第三個階段是1978年到現(xiàn)在，是法治重建的階段，或者說是一個緩慢地朝向法治傳統(tǒng)回歸的時期。 我跟客人提到了著名漢學家艾斯嘉拉（Jean Escarra），上個世紀前半期在中國的法國法學家，他對于中國與西方之間在法律上的差異有很敏銳的觀察。在《中國法》一書里，艾氏在描述了法律和法學在西方文明中的崇高地位后，指出：“在亞洲的另一端，中國在她已經建立起來的精神價值和道德價值的強大有力的體系之中……就只能給予法律和法理學以一個卑下的地位。雖然并不是沒有司法機構，但她只是愿意承認自然秩序，并且只是推崇道德的準則�！袊m是一個學者輩出的國家，但她所產生的法律評論家和理論家卻的確很少�！彼裕瑥奈拿髯冞w的角度看，中國建立法治的道路不能不是一個與傳統(tǒng)逐漸背離的過程。當然，這也正是中國法治建設最困難的地方。沒有傳統(tǒng)的支撐，很容易導致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制度與觀念之間的脫節(jié)，損害法律的實效，降低國民對法律以及法院的信賴感，甚至導致局部的反復或倒退。不過，長遠地看，法治和民主仍然是一條走向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 話題轉到死刑問題，索爾曼表達了對于中國近期死刑制度進展的強烈關注。我們知道，法國遲至八十年代初才廢除死刑，在西歐國家里是最晚的一個。廢除死刑的過程也是歷盡艱難。我向他簡要介紹了最近死刑復核權收回到最高法院等進展情況，也談到自己主張必須盡快徹底廢除死刑的論證依據(jù)。索爾曼談到，事實上，法國在廢除死刑前的許多年里，每年只有寥寥數(shù)人被執(zhí)行死刑，但是，法國民意對于徹底廢除死刑卻是長期不能接受。在這個過程中，法律界以及更多領域的人們向公眾展現(xiàn)和分析死刑的弊害是十分重要的。我們都想到著名文學家加繆的小說《局外人》、長篇散文《關于斷頭臺的思考》，公認文學家們可以在這個方面大有作為。索爾曼饒有興味地談起不同國家對待死刑態(tài)度的差異，他說，在西方國家，關于死刑存廢的討論總是有一種宗教的背景。他認為，現(xiàn)代的天主教國家更愿意廢除死刑，反而是新教國家——例如美國——更多的人傾向于保留死刑。這一點倒是我以前所不曾深入思考的�？上r間太短，來不及跟他展開討論了。 談話之后，順便在書店淘書，買得方繼孝的新著《舊墨記》，其中收入譚嗣同拜帖（名片）一件，彌足珍貴。睹物思人，想起這位33歲就被執(zhí)行死刑的烈士，不免感嘆。假如那時已經廢除了死刑，譚嗣同何至于血灑菜市口！ 北京大學法學院·賀衛(wèi)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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