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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與民主
非營利組織與民主
在社會生活中，組織有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和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組織
之分。以營利為目標的組織是經濟組織，雖然對政治生活也有一定的影響，但這種
影響是受到限制的，以避免權錢交易之嫌疑。非營利組織是指無需向國家納稅的所
有社會組織，實際上就是利益集團。1非營利組織是民主的親密伴侶、重要支柱和
必要前提，這似乎已經成為現(xiàn)代政治學的基本常識。不過，從現(xiàn)實情況來看，非營
利組織與民主的關系并非象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簡單明了，因為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
非常復雜的，它們之間既可能是正相關關系，也可能是反相關關系，還可能是不相
關關系。 一、正相關 許多思想家均認為非營利組織是民主的必要前提，如彼德?伯格和理查德?紐
豪斯認為，"中介結構對于生氣勃勃的民主社會是必要的。"2政治學家愛德華?希
爾斯(Edward Shils)在《新興國家的政治發(fā)展》一書中也認為，如果發(fā)展中國家想
變得更加民主，那就必須建立具有相當密度的、個人自愿結合的、精巧的社團體制。 非營利組織是民主必要前提，對這一觀點的論證思路主要有兩種，一是市民社
會，二是多元主義。 讓我們先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思路。在十八世紀以前，西方思想家所說的市民社
會指的就是國家。但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市民社會獲得了現(xiàn)代涵義，它不再
是國家的代名詞，成了專門指稱存在于家庭與國家之間的獨立的社會活動領域的專
有名詞。 在西方思想史上，人們對市民社會持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態(tài)度，一是否定的態(tài)度，
存在于法國大革命和黑格爾的著作中。二是肯定的態(tài)度，存在于英美文化傳統(tǒng)中，
認為市民社會是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最可靠的避難所，在其中，個人自由和權利能夠
免于國家權力的無端侵害。 肯定市民社會的態(tài)度與洛克的思想有關。洛克認為，政府的權威來自人民同意
的或者默認的契約。3不過，現(xiàn)代市民社會的觀念比洛克的思想要豐富。因為洛克
的契約畢竟只涉及個人，而不涉及社會組織，不涉及個人與政府之間的中間地帶。
洛克的思想實質是以契約來約束政府權力，從而保護個人的自由和基本權利。市民
社會的觀念則是把個人組織起來，克服個人主義的局限性，以集體的力量來對抗國
家權力，從而保護個人的自由和基本權利。因為個人總是弱小的，他無法依靠自己
的力量獨自對抗強大的國家權力。為了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并使自己的聲音能夠為
國家所傾聽，個人必須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來對抗國家權力。因此而形成的組
織就是本書所說的非營利組織。由于這些組織處于政府與個人之間，所以又稱為中
介組織。 中介組織對于民主的重要性為許多思想家所承認。如羅伯特?奈斯比特認為，
中介組織是自由民主的真正源泉，因為中介組織在個人和現(xiàn)代社會宏觀制度之間起
著非常重要的溝通作用。中介組織為對抗國家非正當干預個人生活提供了緩沖區(qū)，
"現(xiàn)代政治史中的真正沖突并不如人們所常說的存在于個人與國家中間，而是存在
于國家與社會組織集團之間。"4威廉?康豪塞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眾多的彼此
獨立、功能有限的組織容許民主控制，但也隔絕精英與非精英相互之間非正當?shù)挠?br>響。"5 非營利組織在促進民主方面的作用不限于保護個人對抗國家，它也保護個人對
抗他人的不當侵害，制約放肆的個人主義。如哲學家亞當?塞里格曼指出，"市民
社會"不僅強調"個人主義"，而且還強調"社群(community)"6，市民社會指的是既
超越國家也超越個人存在的領域。市民社會既對抗國家的影響，也制約放肆的個人
主義，并通過某種方式對個人實施社會化，以使其學會相互合作。在西方歷史上，
宗教或者帶有宗教色彩的自然法也曾經起過這方面的作用。但是隨著宗教權威和自
然法傳統(tǒng)的衰落，非營利組織已經不得不擔當起履行這一功能的重任。 托克維爾也認為市民社會的功能就是對抗國家的影響、限制放肆的個人主義。
自愿結合的組織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他們促進個人主義，而是它有助于克服個人主
義引起的問題，即個人主義有弱化民眾和使解決共同問題的任務復雜化的傾向。所
以，人們的素質越高，人們就越需要自愿結合的組織，也就越能夠克服個人主義的
局限性。托克維爾說："在民主國家，所有公民是獨立的并且是弱小的；他們自己
很難做什么事情，也不能迫使其同伴幫助他們。所以，如果他們不學會自愿地相互
幫助，他們都勢單力薄。"7 據(jù)此看來，非營利組織是民主的關鍵，其原因不僅是它能夠促進自由，而且是
它能夠促進團結。就如托克維爾所說："只有通過人與人相互之間的互惠影響，情
感和輿論才能得到補給，人心才能得以寬廣，人智才能得到開發(fā)。"8 當代研究專制制度的學者也有同樣的理路，如彼德?伯格和理查德?紐豪斯認
為自愿組織的關鍵作用在于創(chuàng)造并維持社會價值，而康豪塞則認為，非營利組織能
夠避免社會原子化，從而使得大眾不易于被反民主的專制勢力所蠱惑。 自愿結合的組織能夠提供民主所需要的實際的技術訓練，因而具有民主教育的
功能。就如彼德?伯格和理查德?紐豪斯所說："社團創(chuàng)制法律，選舉官員，開展
辯論，倡議行動進程，這就履行了民主學校的功能。雖然我們可能認為某些社團的
目標是瑣碎的、誤導的或者怪誕的，但是它們的確履行了這一富有活力的功能。"9 市民社會理論的核心觀念是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存在著一個王國，在這個
王國中存在著由眾多的自愿結合的組織構成的網(wǎng)絡結構。市民社會中的非營利組織
服務于民主的途徑有二，一是通過插入"中介制度"這一緩沖區(qū)來保護個人對抗自高
自大的國家權力；二是通過訓練個人并創(chuàng)制社會團結網(wǎng)絡約束放肆的個人主義并培
養(yǎng)合作精神。因此，市民社會理論的重點在于政治領域之外的社會領域，強調對抗
國家權力、保護個人自由和權利，強調培養(yǎng)公民間的合作精神。 讓我們再來分析一下多元主義的基本思路。在美國，多元主義者的理論對手是
精英理論。精英理論認為，美國政治表面上看起來是民主的，但真正統(tǒng)治美國的是
權力精英，因為精英們把握著重要決策職位，選民在選舉時實際上并未真正選擇政
策。高度分化的政治體制使得有機會出任選任職位的公民無法對其政治行為完全負
責。多元主義認為，精英理論是錯誤的，在存在精英統(tǒng)治現(xiàn)象的情況下，眾多的利
益集團中的精英們之間也存在著實際的競爭，這時即使沒有公眾的大規(guī)模直接參與，
政治體制也仍然會是民主的。在一個社會中，這樣的組織數(shù)量越多，其政治體制的
民主水平也就越高。非營利組織不僅可以對抗國家、保護個人，而且也能夠保護非
營利組織在控制或影響國家的努力中免于其他組織的非正當侵害。組織越多樣化，
權力精英在政治生活中占據(jù)主導地位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多元主義者認為，所有的政治都不過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最好的政治
制度就是能夠保護自由結社的權利以及能夠調和不同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的制度。
社會是一個充滿利害沖突的場所。個人從來就屬于許多不同的利益集團，而且其成
員身分和忠誠對象也是交叉的、相互沖突的。只有自由的最大化才能保證個人在多
重利益集團之間作出適當?shù)倪x擇。在政治多元主義看來，所有的利益要求都不是什
么壞事情，它既值得自己追求也值得他人尊重。而且，利益集團在為個人的利益服
務方面遠比個人有效。那些找不到合適集團參加的人就應該自己成立利益集團。只
要有能力，就應該去影響政府。多元主義者認為，美國社會存在著大量的利益集團，
這些集團的成員身分并不完全重疊，其權力基礎也各不相同，而影響決策的技術也
五花八門。 市民社會理論與多元主義理論存在著一定的區(qū)別，市民社會理論認為非營利組
織在政治領域之外來對抗國家，保護個人，培養(yǎng)公民的團結精神。而多元主義者認
為非營利組織是深入政治領域并對其進行民主控制的機制。但是，它們的共同點也
是顯然的，因為它們均認為非營利組織不僅有助于民主而且對于民主來說是至關重
要的。
二、負相關 自愿結合的非營利組織與民主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這種觀念之所以深入人心，
并成為政治學的一般原則，其原因就在于市民社會理論和多元主義觀念已經成了相
當多的人的思維定勢。 不過，非營利組織與民主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并不是無懈可擊的。在西方政治思
想傳統(tǒng)中，一直有人對市民社會和多元主義的觀念不以為然。雅各賓主義、反多元
主義、民粹主義就是其中的典型。 雅各賓主義認為，市民社會和多元主義觀念有兩個基本假設，一是非營利組織
和中介制度天生以個人為目的，賦予個人以力量，給個人以自由；二是非營利組織
之間的競爭是確定公共利益的途徑。雅各賓主義者對這兩個基本假設均提出了質疑。
他們認為，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非營利組織不見得必然有利于個人自由。在許多
國家，家庭、宗族、教會、社區(qū)等中介制度結構往往壓制個人的力量，限制個人的
自由，而不是賦予個人以力量，給個人以自由。這些中介制度把個人束縛在現(xiàn)行社
會控制中，并經常強化派別界線。結果，它們經常削弱民主統(tǒng)治的基礎，并創(chuàng)造人
身依附的體系或者派別敵意。在歷史上，1793年法國的中介組織就并未給民眾以力
量，而是削弱了民眾。也正是這一原因，以解放人性和爭取民主為標志的法國大革
命一直努力抵制這些中介組織的權力。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領袖盧梭是雅各賓主義的理論代表。盧梭說："為了很好地
表達公意，最重要的是國家之內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個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
意見。"10為了實現(xiàn)民主，必須遏制派系的發(fā)展，必須消除任何中介組織，從而更
廣泛地開拓人類理性的自由發(fā)展，取締植根于舊制度中的特權，掃清民主所需要的
人民自由表達其意志的障礙。 雅各賓主義的態(tài)度在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中也有所體現(xiàn)。黑格爾象盧梭那
樣深深地懷疑市民社會，認為市民社會是特殊利益相互沖突的領域，充滿著奢侈和
欲望、肉體和倫理墮落。11 當然，雅各賓主義不只是一個理論問題，在各國政治實踐中也有現(xiàn)實的基礎。
在歐洲尤其是法國政治生活中，雅各賓主義仍然很有活力。堅持雅各賓主義的政治
家均認為，特殊利益集團會挫敗民眾對國家的控制，所以以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為主
導的社會顯然無法實現(xiàn)民主。只有通過能夠涵蓋整個社會的民主選舉的國家才能表
達人民的民主意志。自愿結合的組織是特權或者特殊利益的工具，所以是人性解放
和人民表達公意的障礙。 從歷史事實來看，非營利組織在法國革命一百多年以后即1901年才在法國得到
合法地位，直到今天為止，許多法國人仍然認為來自有組織利益集團的壓力是偏見、
非正義和無效率的源泉，國家及其官員則是公共利益的保護者，并且許多法國人還
認為法國的民主比美國的民主還要民主，因為美國的多數(shù)意志經常為狹隘利益集團
的需要所挫敗，而法國卻很少出現(xiàn)這種情況。 雅各賓主義的主張在東歐也有強烈的反響。例如捷克總理克勞斯(Vaclav
Klaus)在反對對贊助活動實施稅收減免政策時所陳述的理由就具有雅各賓主義的味
道。他說，對贊助活動實施稅收減免，無疑是將贊助者的特殊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
上。在過去我們生活在錯誤的、父愛主義的國家懷抱里，它替我們做出選擇，何者
該資助，何者該執(zhí)行，而所用的錢全出自我們自己�，F(xiàn)在，我們進行了一場革命，
國家變成了我們自己的國家。感謝上帝，我們能夠影響國家決策，并且能夠參與國
家在日常工作方面的偏好和優(yōu)先次序的決定了。然而，贊助者尋求稅收減免，實質
上就是在尋求把自己的偏好來取代公眾通過民主程序通過國家做出的公共偏好�？�
勞斯說，如果個人把資助行為看作是絕對個人的決定，或者運用其稅后的錢，這是
正確的。但是，如果贊助者用稅前的錢，那么他不僅違反了平等納稅的原則，而且
也違反了公益物品平等分配的原則。贊助者有意無意地通過其行為告訴我們他不承
認國家作為贊助者身分的觀點，他要根據(jù)自己的意志來實行贊助，他不贊成國家對
優(yōu)先次序的選擇，也反對國家對公益物品的保障。 雅各賓主義在美國也有一定的市場。美國公眾關于責任政黨原則的爭論中有些
人就認為集團之間的斗爭不會自動產生公共利益。他們認為，民主要求若干機制，
以便使選任官員對他們追求的政策負責。換言之，民主不僅需要利益表達，而且還
需要利益綜合，把相互沖突的利益的聚合為可管理的整體利益，并在不同利益中找
出重要不重要的次序，以及向選民提供在可能作出的合理選擇中可理解的許多項目
創(chuàng)議。自愿結合的組織可能很好地履行前者，但是它們沒有手段履行后者。 就如著名的美國政治科學家沙茨奈德所說，壓力戰(zhàn)術的顯著特點不僅是它能否
贏得選舉，而且還在于是否試圖勸服多數(shù)。壓力政治是短路多數(shù)的一種方法。12在
此意義上，只有政黨才給予提供民主控制的機制的希望。政黨能夠團結政治領導集
團，并把他們集中在能夠為選民所評估的項目行為中。美國利益集團研究者貝里也
說，政黨是利益集團的天然平衡器，它們?yōu)楣裉峁⿲で髧壹w意志的基本手段。
只有政黨能夠為公民提供公共政策基本方向的廣泛選擇。不過，從現(xiàn)實情況來看，
美國政黨太軟弱無能了，無法有效地履行這項功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利益集團的
權力特大。通過競爭籌款、政策研究、打入媒體并且與地方支持者聯(lián)系，利益集團
比政黨能夠更好地訴諸選任官員以及那些尋求政治職位的人。此外，最近幾年里，
專門為政治競選籌款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興起，也加強了這一現(xiàn)象，從而削弱了政
黨作為選舉競爭的核心角色的功能。同樣，公民團體通過改革政黨規(guī)則也發(fā)揮了類
似的作用，這些政黨規(guī)則削弱了職業(yè)政治人員在提名過程中的作用。結果就是政黨
的權力穩(wěn)定地削弱，盡管這一趨向在八十年代末有微弱的回潮，但已經是回天乏力。
于是，無黨派人士的比例逐漸上升，對政黨持積極態(tài)度的人數(shù)逐漸下降。同樣，國
會中投票的政黨性也不再是常規(guī)。在當前，不結盟的證據(jù)在公眾態(tài)度和行為中均非
常明顯。向某個人投票而不是向政黨投票已經成了美國人的共識，同時投幾個政黨
候選人的選票數(shù)目已經顯著增加。很少有人把自己認同于某個黨，對政黨漠不關心
的人的數(shù)目自五十年代以來已經上升了三倍。在過去幾十年來，政黨的地位急劇下
降，動員公眾的能力也因此而削弱了很多。利益集團已經獲得了使得自己比以前更
為強大的資源。然而，政黨地位的下降、利益集團地位的加強，其結果卻不是真正
的民主政治的實現(xiàn)，而是掛羊頭賣狗肉。這使得許多人都有受騙的感覺，覺得非營
利組織說起來是有助于民主的發(fā)展，但實際上卻是阻礙了民主的發(fā)展。13 美國新聞記者迪翁分析道："美國人討厭現(xiàn)實的政治實踐，因為他們失去了關
于公共利益的所有感覺。在政治極化的最近三十年里，政治不再是人們解決分歧、
尋找救濟和向前行進的精巧的進程�，F(xiàn)在，當美國人觀察政治時，他們本能地認為
當今政治不再是發(fā)現(xiàn)、解決分歧，而是故作姿態(tài)，提供短期政治收益。"利益集團
政治不可能產生迪翁所說的"公民精神的共同意識"。相反，美國社會次級團體的爆
炸性發(fā)展卻削弱了發(fā)現(xiàn)并動員實施這類感覺所必要的支持的能力。在此意義上，非
營利組織就是民主的障礙。14 非營利組織瓦解政治體系，削弱整合結構，從而削弱了民主控制，以狹隘的少
數(shù)派控制取代了多數(shù)控制，因此非營利組織是民主的障礙，這就是雅各賓主義反對
非營利組織的原因所在。 反多元主義者認為，自愿結合的組織是民主的前提，這一觀念的核心是所有利
益或多或少均在集團政治結構中得到了代表。然而，以集團輸入為基本基礎的 非營利組織與民主政治
會忽略重要的利益，盡管這些利益表面上為大眾所控制。換言之，這類政治不僅不
代表多數(shù)，而且甚至會不代表所有少數(shù)派的利益。這在美國政治體系中的確是事實。例如，在三十多年前，政治科學家沙茨奈德
指出："多元主義天堂的缺陷是天國唱詩班的合唱帶有強烈的上層階級的腔調。"壓
力政治本身是一種淘汰性的選擇過程，不能服務于零散的利益。壓力政治體制是傾
斜的、摻水的、不平衡的，只對某些少數(shù)派有利。1960年，在號稱民主的美國，"
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能進入壓力政治體制。"15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西方世界出現(xiàn)了眾多的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利益集團，
從而對沙茨奈德所說的商業(yè)和上層階級的統(tǒng)治地位提出了挑戰(zhàn)。不幸的是，公共利
益集團的發(fā)展也刺激了商業(yè)和職業(yè)組織反抗力量的發(fā)展。施洛茲曼和蒂爾尼說,"盡
管出現(xiàn)了其利益未曾得到代表的新興集團，但是壓力社群中的不平衡在最近幾年似
乎仍有強化。"16就組織中個人參與和壓力體制整體結構而言，情況也是一樣的。 關于個人參與問題，七十年代末一項對美國家庭主婦的調查揭示了這一點。調
查結果表明，40％的受訪者是私益性利益集團而不是公益性組織的成員，只有52％
的人既屬于私益性組織，也屬于公益性的組織。只有10％的人在小學畢業(yè)后從未參
加過任何組織，而參加組織的人中73％的人受過大學教育。63％的專業(yè)和技術工人
擁有組織成員的身分，擁有組織成員的人中13％的人是勞工。在壓力體制的結構方
面也有類似的景象：在所有組織中，70％在華盛頓有活動，52％的組織在華盛頓有
自己的業(yè)務辦公室。相反，即使假定所有工會、所有民權集團、少數(shù)民族組織、社
會福利集團、窮人組織、代表老人、殘疾人和婦女的組織均是弱者的代表，那么這
些組織中在華盛頓有活動的也只有5％以下，而在這5％的組織中也只有10％才在華
盛頓有專門的活動辦公室。 當然，這些數(shù)字本身并不能夠完全說明問題，因為無組織的利益通過政治體制
中的其他渠道也能夠得到代表，并且從理論上來說，廣泛的代表并不必然是有效的
代表。然而，這些數(shù)據(jù)也有助于解釋所謂"公共利益集團"或"公民團體"的嚴肅的研
究者為什么懷疑這些集團對美國民主的長期影響。實際上，非營利組織的的倡導者
在提出問題和政策倡議方面遠比開發(fā)解決方案、加強妥協(xié)更有效。通過擴大組織并
保證程序改革來對抗特殊利益集團是幼稚的，因為這些做法至多能設置若干障礙來
抵制特殊利益從而保障較為廣泛的利益。 但是，這些數(shù)據(jù)至少能夠說明非營利組織是民主的前提這一假定是輕率的。盡
管公民團體和非營利公共利益組織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但是美國的利益集團體制顯
然仍是名不符實的，這一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有權有勢者，尤其是有利于商
業(yè)階級，而不利于廣大公眾和無權無勢者。 總之，無權無勢者和廣大的公眾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代表，但其代表
的途徑并非是自愿結合的組織的體制。因此，非營利組織可能不是民主的前提而是
民主的障礙。 美國社會中民粹主義者對非營利組織是民主的前提這一主張也提出了挑戰(zhàn)。民
粹主義者認為，非營利組織的運作越來越象它們所要控制的國家與商業(yè)世界的官僚
制度。非營利組織不支持公民參與，以職業(yè)政客的努力來取代公民的自覺努力。象
國家一樣，它們也有精英控制和脫離他們所要為之張目的選民的傾向。它們逐漸走
向官僚化，逐漸喪失了作為其本質特征的自發(fā)性。就如哈森費爾德和英格利希所說:
"人類服務組織日益職業(yè)化的未曾為人所預料到的嚴重后果是疏離顧客，尤其是赤
貧者和下層階級與這些組織提供的服務疏離得更遠。"17 這一批評導致了對新型公民政治的呼喚，新型公民政治讓公民個人直接從事政
府管理過程，而不是通過代議制度或者非營利組織等中介參與政治。本杰明?巴伯
就是這一新型政治的鼓吹者之一。他說："自由理論賴以在保障民主(尤其是是代議
制)的同時保護自由的主要手段實際上并不保障民主也不保障自由。代議制即使有
助于責任制和個人權利，但它也摧毀公民參與和公民精神。代議制民主象我們的政
治語言所產生的矛盾修飾法那樣吊詭。"巴伯不主張以非營利組織為中介的政治，
而擁護"無中介的自治政府"，他在"強力民主"實施計劃中根本沒有提到非營利組織，
他只提到過"私人利益志愿者"，并且以否定的語氣提到的。他說："對民主有價值
的是公共利益志愿者的活動而不是私人利益志愿者的活動，私人利益志愿者活動只
能更加強化利己主義。"18 所以，非營利組織遠不是民主的前提，而是民主的嚴重障礙，因為它們實際上
只代表少數(shù)人的利益，不反映公共利益，阻礙公民積極參與公共決策。 三、不相關 第三種觀點是非營利組織既不是民主的前提，也不是民主的障礙，它們壓跟就
與民主無關。就美國的情況來看，大量的經驗研究表明，許多非營利組織在很大程
度上并不從事政治活動，如果民主的實質是政治性的，那么非營利組織與民主就沒
有什么關系，雖然在潛在意義上它們可能會有間接促進民主的效應。 美國政治學家西奧多?洛威(Theodore Lowi)在七十年代末描繪了這一情景："
如果沒有眾多的公共服務和慈善機構系統(tǒng)地清除垃圾、清潔街道，幫助流浪者，城
市生活是無法想象的。"然而，洛威注意到："所有自愿結合的組織，無論規(guī)模大小，
均因為堅固的行政內核而失去了其自發(fā)性......這樣的團體自然獲得了潛在的政治
權力，但只在偶然的情況下才具有政治性。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它們只是做些行政管理
的工作。" 在八十年代，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薩拉蒙(Lester M. Salmon)對非營利公益
服務組織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表明，非營利組織與民主不具有相關性。根據(jù)薩拉
蒙的分析，從總體上來看，在所調查的所有組織中，只有3％的組織在一開始從事
一些或者是政治和立法論題或者是特別顧客團體的擁護性的活動，即把將近一半或
者一半以上的經費用于這類活動。至少介入某些政策創(chuàng)議的活動的組織稍多一些，
但也只有18％左右，不到五分之一。大的組織比小的組織更可能從事政治性活動，
具有多項服務功能的組織和社區(qū)發(fā)展組織比其他組織更可能從事政治活動，但是其
差別也并不是很大。并且從總體上來看，大約五分之四的組織很少參加政治活動，
只做公共服務的"行政管理"的工作。 為什么如此呢？一種解釋是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資助的增長制約了非營利組織
從事政治活動，因為非營利組織介入政治可能會導致政府資助減少。不過，這一解
釋很難找到經驗證據(jù)。相反，政府資助的增長可能是導致高水平的政治倡議活動的
主要因素之一，因為積極參與政治，可以通過政治影響力來爭取更多的政府資助，
所以政府資助的增長也可能提高非營利組織從事政治活動的積極性。 更有說服力的是這一事實，私人基金對非營利組織政策倡議活動的支持很有限，
并且很不可靠。根據(jù)克雷格?詹金斯的研究，美國非營利組織從事政治倡議活動的
關鍵因素是外部資助。然而，這些資助的可得性是有問題的。1971年是這類資助的
高峰年，但是支持非營利組織倡議活動的資助只及美國所有基金會資助的0.705％。
19 因此，現(xiàn)代非營利性的人類服務組織從事政策倡議的活動非常有限，其原因可
能在于過去三四十年里，社會服務領域逐漸職業(yè)化了。自五十年代以來，救濟窮人
等社會工作越來越職業(yè)化，使得社區(qū)組織者和政治活動家越來越疏離非營利的社會
化服務組織。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關系越來越象醫(yī)生與顧客之間的關系，社會
工作的實踐開始由鄰居轉向組織，由家庭轉向辦公室。在這一進程中，人類服務組
織變得與民主的實踐越來越不相關了。 因此，非營利組織與民主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既可能正相關、反相關，也可
能不相關。那么，這兩者之間到底是正相關、反相關還是不相關呢？這可能取決于
特定的條件。也就是說，當國家權力過分強大，并對社會自治空間構成威脅時，非
營利組織是民主的前提；當基于經濟利益、種族差別或者其他基礎的私人團體摧毀
了關于共同目標的實在感覺，扭傷了公民之間的精神紐帶時，非營利組織就可能是
民主的嚴重障礙；而當非營利組織不再從事政策倡議等政治活動，只追求狹隘的角
色概念時，非營利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就與民主不相關。這一結論可能并不令人滿意，
但它的確說明了理論分歧與現(xiàn)實政治之間的復雜關系。當然，從總體上來看，對于
實際而健康的民主建設來說，非營利組織雖然有不盡令人滿意之處，但在具有集權
傳統(tǒng)并且不存在嚴重的政治不穩(wěn)定問題的國度里，它對于民主建設的益處顯然大于
壞處。 注釋 1 嚴格地說，國家組織和政黨組織也是非營利組織，不過這兩種組織是純粹的
政治組織，因而一般說非營利組織時，不包括這兩類組織。
2 Peter L. Berger and Richard John Neuhaus: To Empower People: The
Role of Mediating Structures in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7.
3 洛克：《政府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
4 Robert Nisbet: Community and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5 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9.
6 Adam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92.
7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1988年。
8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1988年。
9 Peter L. Berger and Richard John Neuhaus: To Empower People: The
Role of Mediating Structures in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7.
10 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
11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1年。
12 E. E. Schattsneider: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42.
13 Jeffrey M. Berry: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No. 528,
July 1993.
14 E. J. Dionne: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1.
15 Schattsneider: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old,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16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John T. Tierney: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17 Yeheskel Hasenfeld and Richard A. English, eds.: 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s: A Book of Reading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18 Benjamin R. Barbe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9 Craig Jenkin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 Advocacy", in
Walter W. Powell, ed.,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9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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