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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南商業(yè)發(fā)展與鄉(xiāng)村社會
清代西南商業(yè)發(fā)展與鄉(xiāng)村社會 [內容提要]清代清水江流域的商業(yè)化發(fā)展,是一個以木材釆運貿易為主要特征的社會歷史過程。本文以清水江下游三門塘寨刊有的各類石碑為主要材料,通過對其鄉(xiāng)村社會生活的描述及村落社會歷史衍變過程的梳理,從一個側面來考察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貿易與鄉(xiāng)村社會變遷的內在關系,從而揭示商業(yè)發(fā)展對清代西南地區(qū)的經濟社會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關鍵詞]清代;清水江;木材貿易;三門塘
清代中央王朝對西南地區(qū)拓殖和經營的重要舉措之一,是雍正年間開辟“新疆”,這使得貴州東南部一帶進入了帝國版圖,而清水江流域的木材采運貿易也漸次納入由沅水經洞庭湖與長江水系連接的全國性市場網絡。清水江兩岸的村落和地方社會由此產生了或隱或顯諸多變化;圍繞清水江流域木材貿易活動的展開和現(xiàn)實經濟利益的爭奪,這些沿岸的許多村寨都進入到歷史文獻的記錄和我們研究的視野中。在貴州省錦屏縣和天柱縣一帶的清水江下游,因歷史的原因被界分為內江和外江,光緒年間官府確立了內外三江共同開設木行經營木材貿易的制度,錦屏的茅坪、王寨(今錦屏縣城)、卦治稱為內三江,而緊鄰的天柱縣清浪、坌處、三門塘則稱為外三江。本文將要討論的三門塘寨,即為外三江之最下游者,其在清代中后期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門塘是個雜姓村寨,王、吳、劉、謝等為寨中大姓。本文以三門塘寨刊存的各類石碑為主要材料,通過對清代清水江下游村落社會歷史衍變過程的梳理,從一個側面來考察清代西南地區(qū)的商業(yè)發(fā)展與鄉(xiāng)村社會變遷。
[收稿日期]2003-05-31
一、姓氏與村落
三門塘寨始建于何時,已不可考。從明洪武二十四年置天柱所,到萬歷二十五年改所為縣,三門塘或均屬天柱所轄。現(xiàn)存較早的一方碑銘,是萬歷三十九年主要由該寨謝姓施銀修橋的《興龍橋》石碑,其銘曰:“今據(jù)大明國湖廣道靖州天柱歸化二圖清水江三門塘梁溪口石橋乙座”。①是以知三門塘至少從這時起,已被納入天柱縣圖、里、坊、廂的里甲系統(tǒng)之中。
較早提及三門塘寨各大姓氏的,是該寨南岳廟刊刻于乾隆三十四年的“三姓眾等同立”的《廟坊碑記》,碑文中有云:
吾輩倡首王汝宏,生員謝光龍,信士王
甫山、吳君勝、王達先等,于承祭間,每思神
為人主,吾人尚有棟宇之居,而神反無棲托
之所?三姓云集,均曰唯唯,一諾而前唱后
和,樂捐余金材木,于辛巳冬,遂窮匠氏以
經營,而古廟復興焉!②碑石還銘刻了捐資者的姓名,其中王姓101人、吳姓22人、謝姓19人。我們尚不清楚何以三門塘的另一大姓劉氏沒有參與該廟坊之修建,因為這時的劉姓顯然已經是三門塘的一個大姓,比如乾隆三十二年的《次修渡船碑記》就由“生員劉士鰲謹撰”,而且碑中也有眾多劉姓人名。
田野調查中報道人提供民間關于三門塘之得名三種說法:一是這里的一條河沖有幾十個魚塘,而這個寨子舊有三個寨門,故稱三門塘。二是歷史上王、謝、尹三姓最早到這里開發(fā)定居,三姓就是三氏門宗,于是就以“三門塘”名寨。三是相傳王姓祖先最早遷來此地,他是清水江下游湖南黔陽三門潭的人,按照湖南人的口音,“潭”與“塘”同音;他本來是以船為家、沿江打漁,逆水而上來到這里,后來娶妻生子,就在岸上起房安家。于是人們提到這里時,就稱三門潭打漁那個人住的那個地方,三門塘慢慢地也就成為寨名。③很明顯,這些傳說中有一種以王姓為中心的傾向。王姓今為三門塘最大姓氏,因而產生這樣的村寨發(fā)源的記憶似乎不難理解。
在三門塘寨頭,有王姓的宗祠“太原祠”,據(jù)稱興建于乾隆初年,后毀于咸同之際的戰(zhàn)亂,至光緒三十四年重建。同樣還較完整的保留在三門塘寨中的劉氏宗祠,也是建于乾隆、毀于咸同,重建于光緒初年,民國年間整修為中西合璧的建筑外觀。④然而,又據(jù)三門塘劉氏族譜及口述資料,劉姓先祖中名劉節(jié)(又名伏保)者,于清道光年間始自黎平府銅鼓徙居三門塘,光緒初年,劉節(jié)率其子孫創(chuàng)建劉氏宗祠以祀其始祖。⑤我們無意在此考證相互矛盾的兩說的可信度究竟如何,也無法厘清三門塘劉姓遷徙發(fā)展的歷史脈絡;對照遺留下來的碑銘材料,倒是使我們對后來以劉家祠堂統(tǒng)一起來的三門塘劉姓人眾,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對村寨公共事務的參與,及其所反映出來的與其他姓氏人群的復雜互動關系,可以有更多一些的認識和理解。
或者前述王、吳、謝“三姓眾等同立”的《廟坊碑記》只是一個例外,也未可知;只是尚需材料的發(fā)掘以資進一步的考證。我們看到,同樣是捐修,嘉慶二年重建興隆庵,則是集全寨各姓人眾之力完成的,“為首信士王通一,生員劉占魁,信士劉渭、王邦先、吳必杰、劉修身、王通慧、王相朝、王通古、謝名佐”,庠生王政三所撰《修
庵碑記》云:
興隆庵,古永福寺舊跡也。明萬歷間,建于亥把沖口,梵宇森嚴然,立庵以尊佛,兼以之而培風水焉。余村自鐘靈山發(fā)脈,蜿蜒奔赴,凝結與東北中者,后龍未續(xù),缺陷頗多。及我朝康熙十有二年,爰歷坤輿,卜宅于斯而遷之,以補元氣,以培風水。遂更名為興隆云。奈舊宇兩造,毀壞難堪,湫隘紛沓,每擊木而心傷之至。乾隆辛亥歲,諸首人始從而重修焉。拓其基,高而峻;建其室,弘以深。后工竣,命為文以志之。余思庵以奉佛,聞佛所居,有鷲嶺祗園,黃金布地,瑪瑙作階;斯即臺樓秀麗,似難以棲佛者。但自漢以來,古今之作庵者多矣,若杭,天下一大都會也,靈隱棲霞諸寺,不過取其湖山環(huán)境,左右映帶,幽可娛佛圣之棲,明可供游人之覽耳。是庵,聳然起于石壁之上,諸峰來朝,勢若星拱;清河環(huán)下,碧浪排空;晝則舟楫上下,夜則漁火輝煌;天地之靈秀,無處不鍾矣。況梵宇重修,堂室寬敞,登覽者諒亦欣羨曰:諸君此舉,雖非比鷲嶺祗園之盛睹,而適挹山川之勝,亦可作杭諸寺觀也。以視向之毀壞湫隘者,不有間歟?故書以勒諸石焉。⑥
這一方石碑還刊刻了約三百個捐修者的姓名及其捐銀數(shù)。三門塘乃清水江下游一帶傳統(tǒng)的民間款組織“四十八寨”之一,而嘉慶年間正值清水江木材采運貿易的一個興盛時期,集全寨眾姓之力,擴建臨江的興隆庵,并刊刻豎立高達四米多的巨型石碑以記其事,是極富象征意義的。新建的梵宇“挹山川之勝”,幾“可作杭諸寺觀”;則得此庵補元氣培風水的三門塘,不也是一派興旺發(fā)達的景象?通過全寨各姓人眾的急公捐修,固為尊佛敬佛培補元氣風水的一種群體體驗;與此同時,通過這一盛大的活動,不能不說也是對三門塘村寨內部各個姓氏之間、以及各種社會力量的一次很重要的顯示與整合。
就在這同一塊石碑的背面所刻的《重修碑記》,記載的是道光二十年的又一次集三門塘眾姓之力重修興隆庵的事跡。據(jù)碑文載,道光七年,興隆庵因“祝融播虐,燧帝施威”而化為一片灰燼,致使“荒煙蔓草,頓失昔之檐楹;冷露寒霜,空思前之殿宇”,于是有了道光二十年的這次重修之舉。為首之人仍是三門塘的劉、王、吳、謝四姓,雖然有楊姓等極少數(shù)其他姓氏的人參與了捐修,但該碑的落款特別地突出了四大姓,曰“皇清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小陽月谷旦四姓九甲眾等同立”。這可以說又是三門塘各姓之間的一次重要的互動,似乎也是在三門塘寨的公共事務中特別確認了四姓的主導地位。
當然,這些都是在三門塘作為一個整體向外界展示時,所反映出來的村落在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或活動中相互溝通和合作的一面。而各大姓氏特別是最大的兩姓劉姓和王姓之間,對各自主體意識的表達及不同利益的強調,也很普遍的反映在現(xiàn)存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各類碑銘中�；蛟S,正是在這種以姓氏為單位的小群體利益與村落共同利益的沖突與調整過程中,構成了三門塘具體的自然而然的歷史過程。
二、修路、修橋、修井:
各姓氏之間的自我意識
構成三門塘社會主體的各大姓氏,在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無不通過對村寨內公共事務的參與來確認自己的社會身份和地位,同時也通過本姓族人的活動或建樹在村落社會中標識自己。這種標識在村落的許多公益活動中都可以看到其深深的印記。首先我們可以觀察到,三門塘的七座古寨門,各有其名:大坪階頭的吳家大門、謝家階頭的謝家大門、劉家階頭的劉家大門、渡口拱橋階頭的劉家西大門、王家階頭的王家南大門、小寨階腳的王家西大門、大興團東邊的王家東大門。而寨中的“某家階(或街)”也都是各大姓氏各自捐修而以本姓命名的花街石板路。從現(xiàn)存碑刻來看,早在乾隆二十七年,在三門塘吳姓就已“體先人之志,作善繼之謀”,重修了大坪吳家階。儒生彭效朝在為其所撰的《修路碑記》中云:“予思團中一階,雖非通衢之要,有功德可紀;然吳君等此舉,或亦有修路之心,并可以引入修路之心,亦甚有愜予修路之心。因不禁不揣固陋,遂搦筆而書,以志美焉。”⑦再如王家階也是用整條的青石板從江邊一路上坡一直鋪至寨中,為道光三年王姓闔族共137人捐修,由本族庠生王政三撰寫的碑銘《視履考詳》云:
嘉慶己卯歲,族中人始動重修街道之舉�；蛟�: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堯帝有然,今當仍舊,無庸修�；蛴衷�:茲處僻壤,非孔道通衢、車馬輻輳,不必修。余思二說皆非。夫街者,攜也;雜也,謂四出之所往來,攜雜而別也。斯地四姓聚處,各立有街,若劉則有西街,吳有東街,而王姓居中。在于前人,街已開辟,奈歷年久遠,崩缺頗多,難以便行。今值時和年豐,而族子侄等,募化本姓,捐貲重建,伐石塌平,繼至今,事竟成功。往來共歌蕩平矣。人日之暇,首人以序索余,因抒數(shù)語以記諸石焉。⑧這則簡短的碑文,既表明了王姓族人在更早的時候就開辟了石階,嘉慶己卯歲即準備重修;又指出現(xiàn)在正值“時和年豐”,于是“募化本姓,捐貲重建”。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碑文所記的四姓各立有街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這些以姓氏為名組織捐修的街道或其它公共設施,幾乎無一例外都會刊碑記事,其中常常包含著對本姓歷史的重新記憶或是對“我族”主體地位的確認和重申 清代西南商業(yè)發(fā)展與鄉(xiāng)村社會。
關于這一點,可以從下面對三門塘有關修橋修井等碑銘的分析中得到進一步的說明。比如,基本上被王姓為主的人群排除在三門塘最早遷居者之外、也無份參加前引乾隆三十四年南岳廟坊捐修的劉姓,在道光三年捐修三門塘寨口的時候,刊立了一座十分壯觀的石碑,碑題《復興橋》,碑亭左右刻有一副對聯(lián)“鞏固如金城多承祖德”、“坦平若鵲渡聊濟人行”。茲抄錄碑文如下:
礄何以復興名也?蓋謂為后人者。能繼志述事之言也。斯礄,水自右旋,抱樹而下。而世業(yè)風水之術者,僉以礄足固一村水口,且外森立二石,名曰傍浦巖,又有古木左右映帶,每謂堅如鐵券、固若金湯,可卜。斯地之發(fā)祥焉,在明萬歷四十一年,有劉公唐萬、舡萬,乃好善之人也,曾立石礄于斯,而村之財丁頗盛,此水口緊關之一驗也。奈至乾隆戊辰,礄忽傾毀,難以遂志。故將石平街面,路因以改。今幸二公后裔,能繼其志述其事,于嘉慶癸酉年,各家捐資,重修故制。登臨望之,宛然虹臥春波、鵲填秋水矣。但是舉也,固一村水口,雖或有感于風水之言,而其能承先人之遺志,便通往來行人,一為而三善俱備,詎非前已興之,后必興之,興而又興之謂哉。故樂其善而為言以壽石。⑨石碑還分別記錄了劉姓的唐萬公后裔26人和舡萬公后裔6人的姓名及其捐銀數(shù)。石碑所反映的前后捐銀修整此橋者,均為劉姓一族所為,這或許跟劉姓作為大姓或成為大姓有關。顯然,以“復興”名橋乃一語雙關,通過對明萬歷間先祖善舉的追憶,以及“固一村水口”風水重要性之復述,所謂“繼志述事”,無疑是劉姓唐萬、舡萬二公后裔重溫歷史、激活自我主體意識,同時也向別姓他人昭示本族力量與團結的一次社會活動。
在三門塘寨有十多口用石板鋪砌的水井,很特別的是其中兩口水井全由婦女捐修,坊間的解釋是因為其時族中的男人都忙于做木材生意,無暇顧及此類事務。建于宣統(tǒng)三年的石井,從碑銘中可清楚知道是三門塘大興團的王門十九位婦女捐修,而且還特別強調了本族婦女獨捐的緣由,碑文云:
稽井,由來久矣。唐堯鑿井,兆民飲德,周王畫井,數(shù)口無監(jiān)。古時徙處。同井臼第,以井為利用飲泉之區(qū),而以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難相扶、持相親睦之地。迄今年代雖遠,典章猶傳,溯共現(xiàn)鳳,令人景仰,如在目前。想我村大興團,自始祖由黔徙處于斯,前后左右,山水環(huán)抱;房屋上下,稻田圍繞。田坎行徑灣中,涌出清泉,仿之廉泉讓水,不足過之。吾先公昔年多偉人,屢鐘賢士,井坎行徑,約族人砌石修補,以便往來。自昔及今,歷年久遠,井石毀壞,泥土浸入,每逢春夏暴雨綿落,井泉清潔翻成混泥。族中婦女睹斯,同心動念,踴躍捐資,樂為造化,較先公之修鑿,更加完善。井中踏石板,不使泥從中出,井外石板豎四方,俾免污流外浸,由此以后,泉流清潔,人生秀靈。緬先公至茲族居處,并無異姓,因以募化捐資,祗我一族,并不募及別人。非為度量狹隘,思維繩祖武,重本根也。重本者,如木有本,如水有源。吾村井泉,詎是懸空降流而本可溯乎?覺易系辭曰山上有水,又曰山下有水,則山上之水即為吾山下井泉之源,不可踩問而知。孟子嘗曰:居之安,則資之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易所云改邑不改井,而井養(yǎng)無窮,信有然矣。余故代以為序。
族晚邑文庠紹周王國楨代撰⑩這是一段意味深長的文字。王門十九位婦女各捐錢由一千二百文至二百四十文不等,重修一井,以洋洋數(shù)百言記之,顯然不只為讓這些婦女與其善舉流芳百世,文字間所傳遞著的追宗念族的情思,始祖由黔陽而來,“先公昔年多偉人”;尤為重要的是,在解釋“募化捐資,祗我一族,并不募及別人”的理由時,強調“非為度量狹隘”,而是因為本族先祖徙居三門塘,“并無異姓”,是為了表達對先祖最早來此開村辟寨篳路藍縷功績的緬懷。不難看出,這里有一個將婦女捐資修井活動儀式化的動機,可以說,正是藉著婦女捐資修井這一微不足道的活動,道出了王姓人群在區(qū)域性商業(yè)化發(fā)展的背景下現(xiàn)實村寨社會生活中的某種訴求;而這在多個姓氏聚居同一村寨,存在各種復雜互動關系的環(huán)境下,無疑具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三、造舟與修渡:
地方整合與官府資源
在三門塘寨保存下來的各類碑刻中,數(shù)量較多的除了有關路街和橋梁的捐修碑記外,關于造舟修渡的石碑也多達十二塊,其中記載的主要是三門塘及附近村寨為清水江兩岸往來之便共同捐資造船修渡的情況,是不同歷史時期更大空間范圍內不同村落之間互動與整合一種側面的反映。
在三門塘寨頭的碑林中,有一塊乾隆三十二年刊立的《次修渡船碑記》,很詳細的記錄了戒僧悟透約集寨老、募化濟渡的具體過程,文曰:
嘗觀溪澗之間架橋梁,庶免病涉之患,江河之處修舟渡,方鮮望洋之嗟。若余寨三門塘,住居清水江邊,其江發(fā)源于黔屬,下達辰河。過江處非小澗,實巨浸焉�？v非京省上下通衢,亦村莊往來要道。未置舟渡之先,寨中雖有私舟,無非便于一家一人而已。是以上下往來,至此而徘徊嗟嘆,及村內之無舟者,亦不得驟登彼岸也。其甚難為何如哉!至雍正丁未年,幸獲戒僧悟透,中年出家,秉性仁慈,專存利濟心、發(fā)普渡愿。先修坌處一渡,次及三門塘,月本寨耆老王茂祥、劉子盛等,募化本寨中并附近村內,共得銀柒拾余兩,買渡田、造渡船、 召舟子。上下往來,乘舟登岸,雖無舟亦若有舟也。其甚便又何如哉!然而,僧不止于是也。自修余寨渡后,又于黔之下游、楚之上游,修數(shù)十處之要津,隨為成效。其功彰彰,在人耳目間。故不僅黔楚士民稱頌,即府州縣主,莫不親見其事而嘆服也。豈非沙門中所罕見哉!⑾
雖以戒僧悟透活動為記事之脈,但也道出了三門塘從一家一人私舟擺渡,到雍正丁未“上下往來,乘舟登岸”的歷史過程。而且本寨耆老王茂祥、劉子盛等在戒僧悟透的相約下募化各寨,包括了三門塘和附近的村落。該碑文又載,到了乾隆年中,悟透再次來到三門塘興隆庵,為解決長久造修船只和招請舟子問題,與寨人“共商一勞永逸之計”,擬“廣募百金”;未及施行,“不意乾隆二十四年,僧于天華山圓寂”。至乾隆二十八年,三門塘寨“王汝宏、謝子芳、劉天相,抱塘寨吳士尊,中寨劉俊賢,殫發(fā)善心,與僧亦有同志焉,仍募本寨中,并附近村內,又得銀百余兩。一文不茍,購買渡田,積造舟費。庶招舟子,可無俯仰不足之憂�！笨梢钥吹�,以三門塘各大姓的耆老為中心,為濟渡養(yǎng)渡,附近一些村落在某種程度上被整合為一個較大的地域社會組織�？诒Y料表明,晚清及民國時期,修渡有時成為一種派捐,但同時又與三門塘作為外三江的江利的共享及資源的分配相關聯(lián),折射出三門塘與附近村寨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
此碑在乾隆二十八年樂捐者姓名及所捐銀兩數(shù)目之后,記錄了買田、刻碑等具體的開支。另一塊乾隆三十六年刊刻的《捐修橋路碑記》
中,則對捐銀的安排和使用作了更為詳盡的說明,對我們了解三門塘義渡的實際運作,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茲將此段文字抄錄于下:
此碑以上本寨并各寨共捐銀壹百肆拾壹兩(旁注小字:后又加捐叁拾式兩零),碑銀在內。次碑剩銀陸兩外,又有銀柒兩。募化經手:生員劉士鰲,信士王汝和、王志圣、王通籍(小字旁刻:四人又共捐艮四兩)。支銷開后,刻碑壹塊并碑亭共費銀[式]拾柒兩。
用價并費去銀陸拾壹兩,得買本寨土名老虎沖口第叁蚯,直形中田,禾柒褊;肆蚯,直形中田,禾拾柒褊;伍坵,扇面形中田,禾伍褊;共載糧式升零叁合壹勺零叁圭柒粒玖粟式黍。并買土坵內坎,去價壹兩伍錢。又用價并費去銀叁拾陸兩八錢。得買坌處土名苗田正沖,第玖拾陸坵,五不等形上田,禾叁拾叁稿;玖拾柒坵,梳形上田,禾陸稨;玖拾八蚯,口形上田,禾拾壹稨;共糧肆升玖合八勺柒抄伍拃叁圭。又用價并費共去銀叁拾伍兩,仍(得?)買坌處土名苗田正沖,第壹百壹拾壹坵,立雞形中田,禾叁拾肆稨,共糧式升柒合零八抄叁柞式圭零叁粟式黍。又乾隆拾肆年三寨架口巖溪礄所剩之銀拾玖兩捐在渡上,得買喇賴寨土名螺系坪,第肆拾垃,方形中田,禾叁稨;肆拾壹蚯,不等形中田,禾叁稨三手;肆拾叁坵,棱形中田,禾式稨肆手;肆拾伍坵,三尖形中田,禾式手;共糧七合伍勺陸抄柒柞叁圭陸粒伍粟陸黍。買田三處,共費價銀壹百叁拾肆兩三錢,余銀修渡。
其有苗田正沖,立雞形田,另販耕種,每年收得禾花三拾四稨,四房人等經手,留心清查,生放世代造舟,永不可俁。⑿
從以上一段碑文記載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一些與修渡有關的許多事務性的細節(jié),同時也可以讓我們對三門塘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生活在一個商業(yè)化程度達到一定水平的條件下的實際運行機制,更多一些認識和理解。其一,地方士紳在這樣的村落公益事業(yè)中充當重要角色。我們看到,在乾隆三十六年記錄的修渡活動中,“募化經手”的是以生員劉士鰲和信士王汝和、王志圣、王通籍等四人,不過即使是象征性的,他們也要“四人又共捐艮四兩”。同時,他們也因此擁有一些權力,包括共同經手用捐銀所買的田產,“生放世代造舟”;當然也可能還包括就相關的事務做出決定,如買賣田產,以及如碑文所記的將“乾隆拾肆年三寨架口巖溪嬌所剩之銀拾玖兩捐在渡上”等等。
其二,從這段文字中還可以看到,所捐得的銀兩購置了很多田產,作為支撐義渡的基礎。據(jù)口碑材料稱,負責扒船擺渡的人家,就依靠這些田谷保障生活,他們或自己種、或租給他人耕種;后來還為義渡購置了木山。此外,為了保障義渡的穩(wěn)定,后來還在渡口修了一間三層的“渡船屋”供擺渡人一家居住(咸豐八年的《流芳百世德永千秋》碑,即記載了咸豐七年“丁巳之冬”,“募化各甲以及遠近鄰村,置地起屋,以放渡船,以居舟子”的事實⒀)。有了這些恒產和相應的條件,使得三門塘的義渡在往后的年歲中一直沒有中斷過。
其三,用捐銀購置的這些渡船田,都要向國家負擔田賦,雖然是賦額較低的“苗田”,如“用價并費去銀陸拾壹兩”所購買的本寨三坵田,“共載糧弍升零叁合壹勺零叁圭柒粒玖粟弍黍”。其他田土也都無不如此。所以不論負責擺渡的舟子自己耕種與否,他都要負責向官府繳納這些渡船田的田賦。
其四,碑刻載明,所有一百多兩捐銀用來購置渡船田之后,“余銀修渡”;而造船費用另有“四房人等經手”“另販耕種”的一處田產來保障,這塊田是“用價并費共去銀叁拾伍兩”從上游的坌處寨購買的,每年可收“禾花三拾四稨”。
雖然三門塘義渡的修備,是一樁地方性的事務,還是少不了對來自官府的力量的借助。乾隆五十年,“三門塘渡口眾等”即呈請?zhí)熘h“頒賜禁條”十條,刊碑銘石。⒁其主要是對“司渡者”的一些要求和規(guī)范,其中一條云:“司渡之人,若非輪流,恐久怠玩。議每年正月初一日更換,交代禾花,半分下手。如強者,鳴官究治。”說明三門塘義渡實行的一種司渡者一年一任、輪流充當?shù)闹贫取＝Y合上面提及的咸豐八年《流芳百世德永千秋》碑,以及民間口碑資料來看,這一制度似乎后來發(fā)生了變化,司渡可能經過了一個由輪流到專門 清代西南商業(yè)發(fā)展與鄉(xiāng)村社會化的過程。再如禁條的最后一則云:“外買田,截取二把,另招一人耕種。將禾逐年積湊買木,倘舡朽壞,以備整造。如有期滿,并強耕者,鳴官究治�！边@似乎與前引乾隆三十六年所刊“其有苗田正沖,立雞形田,另販耕種,每年收得禾花三拾四稨,四房人等經手,留心清查,生放世代造舟,永不可悮”一句之間的關系也不甚明了。另外,我們在嘉慶二年的《修渡碑記》上看到,因“前所獲金,費用已盡”,不得不又藉眾人之力再捐資造船。⒂但無論如何,這并不影響我們對三門塘渡口眾等建立各種機制、征引包括來自官府的各種力量和資源以保證和維護義渡運轉的認識和理解。
四、“當江”及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數(shù)量如此之多、內容如此之龐雜的碑刻的出現(xiàn),可能都與三門塘“總三江九溪眾流,為內外江木材交易之門戶”⒃有關。三門塘瀕臨清水江,岸高塘深,是屯放木材、撬排停排的好處所,來自下游地區(qū)乃至以沅水經洞庭湖連接全國市場的商業(yè)網絡的影響,很早就已經開始了。但是,由于種種的歷史原因,所以直到光緒年間外三江獲準與內三江同時“當江”,三門塘作為外三江之一,才開始了其當江歇客、代客買木的區(qū)域性商業(yè)市場的歷史。雖然在光緒朝之前特別上嘉慶年間的“爭江”過程中。沒有直接的資料幫助我們對三門塘與木材貿易的關系有所了解,但還是可以從一些間接的資料分析中窺見一二。
三門塘成為外三江之一,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四十八寨之一的社會背景之外,其獨特的木植加工修整技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在清水江木材采運活動中,木材的品質是參與買賣各方討價還價的焦點,而各種木材存在的缺陷,名目就多達七十余種⒄,據(jù)稱三門塘一帶的木工最擅長處理這些問題,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只值一半價錢的“腳木”的比例,提高木材的檔次;也正因如此,后來外三江的木材經營量三門塘寨占到七成。⒅當然,三門塘之成為外三江之一,就如外三江最終享有與內三江一體當江的權利一樣,其真正的原因可能遠比我們所能想象的要復雜得多。
總之,三門塘在光緒年間成為了清水江下游木材貿易重要的外江碼頭,“三幫”、“五勃⒆之外的各個商貿幫派以及零散的客商開始在這里歇住買木。按照內外三江之制,由三門塘開設木行的主家代客到內三江當江之處購買木材,然后放運下來交予客商,并代客商雇請排夫看守、撬排和放運到下河。后隨著江規(guī)日漸變?yōu)橐患埧瘴?也有直接去到支流河溪向山客購買木材的。這樣,圍繞木行行戶的經營活動,三門塘居民就越來越多地開始從事與木材貿易相關的工作,如擔任木行中的“文管事”(主要負責記帳之類事務)、“武管事”(主要負責河面木材丈量、管理木塢及指導加工木材等事務)或撬排守排、修整加工木材等等。而因為木材買賣活動的展開,村寨中為客商、排工等提供服務的事務也就越來越多。上節(jié)提及宣統(tǒng)年間婦女捐資修井的《重修井碑記》和另一塊記錄三門塘小寨婦女捐修情況的《修井路碑記》,以及民間對其作出的解釋,基本反映了這一時期三門塘村落社會生活圍繞木材貿易而展開的歷史事實。
其實,不論是在三門塘成為外江的前后,木材釆運貿易這一區(qū)域性商業(yè)活動,對該寨的經濟社會生活的深刻影響都是可想而知的。惟其如此,三門塘在不同歷史時期為我們留下數(shù)量可觀的碑銘才是可以理解的。以道光三年三門塘劉姓重修復興橋為例,碑載唐萬公和舡萬公后裔共32人,捐銀數(shù)從最多的二十兩,多數(shù)為十余兩,到較少的七、八兩和個別的一、二兩。試想,如果不是與清水江木材采運貿易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而是單純從事傳統(tǒng)的農耕生產,這樣的捐修可能嗎?
同樣可以說明問題的是,三門塘各姓在不同時期進行的修路、修階、修橋以及刻碑等所需要的石材,基本上都是從三江之上距三門塘五六十里之遙的打巖塘購買并載運下來的,⒇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三門塘居民相當?shù)慕洕鷮嵙�。而這種經濟實力,無疑也主要來自與木材貿易直接或間接的商貿經濟活動。對三門塘
各姓居民經濟力量成長的這一推測,或可從《乘涼樓》石碑的記載中得到間接的證明。在三門塘寨王家階頭,與上節(jié)論及的《視履考詳》石碑并排而立的,是嘉慶六年的《乘涼樓》碑,碑文記載了將舊亭之瓦并樓枝賣出、生息運用情況,以及王姓125位族人樂捐的姓名和銀數(shù)。碑文曰:
乾隆四十一年,賣舊亭之瓦并樓枝,得銀八錢二分。至嘉慶元年,本利得銀二十五兩六錢,買地并合食、化字、選擇去二兩四錢,存廿三兩二錢。至三年,本利得廿八兩七錢。開銷于后:砌坎三兩二.買木廿七兩九錢,木匠二十一兩五錢,買瓦六兩五,刻碑三兩,合食、香紙、利市一兩零。[21]
這里講述的是兩個簡單的情況:一是放銀生息,舊有的本銀八錢二分,經過二十年,到嘉慶元年已經變成二十五兩六錢;兩年后又得利息五兩五錢。二是修乘涼樓的開銷,共銀六十三兩二錢零,舊亭生息所得之外的三十四兩五錢零,即為碑中所載眾人捐資。雖然沒有進一步的材料說明本銀放在何處生息,但在沒有任何特別的物產卻有著一條正頻繁進行木材貿運的江河的一個小村落,除了與木材買賣或放運有關的生理,幾乎不能設想如此高的利息還可能出自何處。正如口碑材料中所反映的,下游的名以“德山幫”的木材商人,以其早期附搭“三幫”之一的江西臨江幫在內江采購木材而被稱“罐子客”,相信類似的搭帶在木材買賣中也可能并不是個別的現(xiàn)象;我們還推斷在雍正年間“歸總木市”定三江之制以前,沿清水江下游兩岸很可能存在過各村寨自主“當江”的時期,則三門塘應該是從較早的時代開始就與木材采運貿易活動結下了不解之緣。
即以乾隆五十年《禁條碑記》來看,在陳述開列禁條情由時,有云“兩岸碼頭,不許木、舡阻塞碼頭,有防過渡一條為要。因前未刻碑禁諭于此,以后至罔利之徒,突踵其弊”;又云“凡遇客商,遵禁遠吊,無至后悔無及。”[22]這些文字都表明,即使是在三江輪流當江制度已經確立之后的乾隆年間,三門塘都不只是一個木材過境的沿江村寨,而是時常都是一派繁忙景象的重要商埠;至少在木材貿易運輸?shù)姆泵竟?jié),確實有大量木材和船只�？�,無論是修整加工、撬排待運、甚或是上河木材在此議價交易等等,都是可能的。故此碑文才稱不許客商吊舡木在兩岸碼頭,有防過渡,要求其“遵禁遠吊”。這樣,在漫長的與木材采運貿易有關的地方經濟社會活動中,三門塘各姓人等理當積累起一定的經濟基礎,惟其如此,如此之多之盛的刻碑銘石的需要才會產生、才有可能得以實現(xiàn);風水、廟宇、石階、橋渡等在三門塘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才有其現(xiàn)實的基礎;對各種捐修活動的戲劇化和儀式化處理,才能找到其實際的經濟支撐和體現(xiàn)其象征的價值。即如嘉慶二年的《修渡碑記》,碑亭右側的石板上刻有“造船共費銀壹拾伍兩捌錢并碑亭刻字費銀柒兩三錢”[23],造船濟渡自然是一種實際的需求,而碑亭刻字所具有的重大象征意義也值得花足夠多的銀兩去彰顯;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造船濟渡與樹碑立傳同等重要�；蛟S這正是身處其間的人們習以為常的傳統(tǒng)村落生活。
注釋:
①《興隆橋》石碑,刊立于明萬歷三十九年,現(xiàn)破裂殘碑尚在三門塘梁溪橋頭。
②三門塘南岳廟乾隆三十四年《廟坊碑記》。
③2001年8月19日,筆者在天柱縣三門塘寨訪問王承炎先生的口述材料。
④2001年8月19日,筆者在天柱縣三門塘寨考察,據(jù)王承炎先生整理的材料稿本。在村口和復興橋上就可以遠遠看見題名“太原祠”的王家祠堂。進到寨中,見到了三門塘聞名遐邇的劉家祠堂,在偏處中國西南一隅的少數(shù)民族鄉(xiāng)村出現(xiàn)這樣一座中西合璧建筑,即使是民國時期的產品,也足以讓人對它的美倫美奐和在周圍建筑物中鶴立雞群而驚嘆。
⑤楊通河、楊德潤、姚敦屏《三門塘劉氏宗祠》,載黔東南州文化局編《黔東南文物志》(第五集),1997年12月。
⑥三門塘嘉慶二年《修庵碑記》。碑立今三門塘小學。
⑦三門塘乾隆二十七年《修路碑記》石碑,立于大坪街頭。
⑧三門塘道光三年《失履考詳》碑,現(xiàn)立于王家階腳道旁。又據(jù)三門塘王承炎先生抄錄整理的《碑林選刊》云:水邊至大門舊跡石板階38級,往上達街坪12l級。
⑨《復興橋》石碑,道光三年刊立,現(xiàn)存三門塘寨口碑林處。
⑩《重修井碑記》石碑,宣統(tǒng)三年刊立,現(xiàn)存三門塘寨。
⑾《次修渡船碑記》石碑,乾隆三十二年刊立,現(xiàn)存三門塘寨口碑林。
⑿《捐修渡船碑記》石碑,乾隆三十六年刊立,現(xiàn)存三門塘寨口碑林。
⒀《流芳百世德永千秋》石碑,咸豐八年刊立,現(xiàn)存三門塘寨口碑林。
⒁《禁條碑記》石碑,乾隆五十年刊立,現(xiàn)存三門塘寨口碑林。
⒂《修渡碑記》石碑,嘉慶二年刊立,現(xiàn)存三門塘寨口碑林。
⒃《勒碑刊銘》石碑,公元二○○○年庚辰歲元月一日立,現(xiàn)存三門塘寨頭碑林。
⒄《錦屏縣木材行業(yè)史料》(稿本),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工商聯(lián)、錦屏縣工商聯(lián)合編,1959年9月,第25頁。
⒅2001年8月19日,筆者在天柱縣三門塘寨訪問王承炎先生的口述材料。
⒆所謂“三幫”是指安徽徽州幫、江西臨江幫、陜西西安幫;“五勷”是清水江下游及其匯人沅水一帶,今貴州天柱和湖南黔陽、芷江等地的木幫,具體說,就是天柱的翁洞、巨潭為一勷,黔陽的托口、原神為一勷,黔陽的金子、大龍為一識勷,黔陽的西溪、天柱的柳寨為一勷,芷江的碧涌、冷水為一勷�！叭龓汀�、“五勷”是清代以來清水江流域木材貿易活動中的重要商幫。
⒇2001年8月19日,筆者在天柱縣三門塘寨調查,據(jù)王承炎、劉萬珍等人講述。
[21]《乘涼樓》石碑,嘉慶六年刊立,現(xiàn)存于三門塘寨王家階頭道旁。
[22]《禁條碑記》石碑,乾隆五十年刊立,現(xiàn)存三門塘寨口碑林。
[23]《修渡碑記》,嘉慶二年刊立,現(xiàn)存于三門塘寨頭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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