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馬克思主義知識規(guī)劃的由來和特征

后馬克思主義知識規(guī)劃的由來和特征　　　　　一
　　后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權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空場”問題。但是從馬克思主義解釋史和傳播史看，尋找新的規(guī)劃基礎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空場”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說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便是圍繞此展開的。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學者一直致力于兩類馬克思主義的“空場”：第一類是包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中，而被稱謂“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壓抑了的普遍性，如薩特著名的“人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空場”這個口號，而走到極端則是法蘭克福學派那樣試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彌賽亞救世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傳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第二類是馬克思不曾在自己時代直接遭遇因此沒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反映出來的現(xiàn)代問題，如哈維所言的“空間”問題，從這一點出發(fā)，馬克思主義被“升級”為當代文化的面孔，哈維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必須升級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以及諸如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點上是同質的。因此，可以說，拉克勞和墨菲在《霸權和社會主義戰(zhàn)略》一書中的立場并沒有超越這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
　　復雜的是，如果說第二國際以來的“修正主義”以必須適應于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而“更新”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曲解、補充甚至否定立場的理由，那么在這種理由成為一種習慣的理論或學術姿態(tài)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場便發(fā)生了極大的偏轉。如詹明信所言，“馬克思主義，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現(xiàn)象，隨其社會經(jīng)濟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注：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274頁。)。這一論斷在中文語境中的理解可能與其原始語境具有極大的不同，因為它在文化價值上消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對于自由知識分子而言，馬克思主義不構成政治言說的邊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談論和發(fā)揮的一種文化。正是這一原因使馬克思主義作為現(xiàn)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規(guī)劃被替換成知識規(guī)劃，從知識規(guī)劃角度來談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勞和墨菲正是在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個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則是“后馬克思主義”知識學路向，即把一種可能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前提作為理論的中心視域。因此，我們看到在上述兩類“空場”上，后馬克思主義都告別了傳統(tǒng)“補充”或“發(fā)展”的理論姿態(tài)，而變成了“發(fā)揮”(如女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超越”(如生態(tài)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或“哀悼”(如德里達之“幽靈”)等立場。而這正是他們偏愛suture(縫合)、articulate(接合、言說)這些詞的原因。在他們看來，這些術語既能夠表示一種通過“清晰地闡明”的語言行為而獲得實踐性的策略，從而彌補“理論和實踐的統(tǒng)一”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心主題在新的理論中的不足；又能夠表達這樣的含義，言說或實踐產(chǎn)生作用的領域是由社會的不確定性、由每一種指符的不固定性決定的，是環(huán)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結果(注：拉克勞和墨菲：《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戰(zhàn)略》，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8—142頁。)。當然，這種理論立場既割裂了它自身與歷史邏輯的聯(lián)系，也在理論邏輯上否定了普遍性訴求(這個問題在齊澤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識到，并得到極大的糾正)。所以，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流變史來理解后馬克思主義話語的立場并不困難，困難的是我們無法理解他們所采取的與馬克思主義保持切線關系(即既相關又不在其中)的理論姿態(tài)，因為那種“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只能是一種抽象的和學院的理論，它把馬克思主義投入到遠方的地平線上，使之成為永遠不可能的一個亮點。而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學者喜歡用這樣一些與時間相關的術語來描述馬克思主義的現(xiàn)實性——“推遲”、“延宕”(德里達)、“姍姍來遲”(詹明信)等等。
　　　　　　二
　　無論采取了何種姿態(tài)以維持與馬克思相關的形象，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本人的思想都相去甚遠。集中地說，他們在三個核心點上對馬克思主義實行了內在的爆破：生產(chǎn)力、階級和革命，而由此產(chǎn)生的則是生態(tài)、女性(種族、少數(shù)等)和民主主義的復雜結合體。正是在這里，它與后現(xiàn)代思潮具有了內在的親緣性，不僅立場相互支持，而且許多重要的理論依據(jù)也都一致。因此，理解后馬克思主義沖動在當代的強勁勢頭，必須在理論上注意“后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對一種同質邏輯的判定，而是對包含在多元性之中自身又包含著多元性的話語的界劃  (注：雖然我傾向于采取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概念，但我們也將發(fā)現(xiàn)，近十年來，廣義的理論上的“后”姿態(tài)卻是西方左派學者的一種十分普遍的取向。例如1992年第二屆世界馬克思大會，其主題散裂和立場的多元甚至已經(jīng)讓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產(chǎn)生了溝通的困難，而在理論上完成描述和推動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任務過程中，在邏輯上“告別”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并不少見。參閱該次會議的論文集，Antonio  Callari  etc.(eds)Marxism  in  the  Postrnodern  Age:Confronting  theNew  World  Order,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5.)。
　　從基本背景看，后馬克思主義的興起本身就和社會歷史事件及其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zhàn)直接相關。因此，其政治策略與社會歷史條件之間的關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1968年紅五月運動對左派理論和政治實踐的影響�？梢钥隙�，如果說后馬克思主義諸種理論立場都可以在邏輯上追溯到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實踐在內在20世紀西方社會思潮的變遷，那么，1968年的革命事件在把這些理論轉變成一種政治姿態(tài)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最直接的意義上，1968年僅僅是一個斷代標志，它是整個西方左派理論和實踐的轉型的起點。雖然到目前為止，對于它的研究可能都是分散和片面的，但將它作為一種新歷史的標志已經(jīng)成為一種普遍的理論訴求(注：參閱杰姆遜：《60年代斷代》，載王逢振編《六十年代》，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Fink,C.Gassert.P,and  Junker.D,(eds)1968:the  World  Transform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在整個60年代的轉型過程中，1968年作為一個突出的標志，在其中復雜地糾合了不同的政治情緒：在發(fā)達資本主義(第一世界)官僚制牢籠中的自由沖動；對以蘇聯(lián)為代表的現(xiàn)實社會主義(“第二集團”)異化的積極拯救需要；經(jīng)過50年代政治蘊釀而在全球擴散的“第三世界”政治話語，這些政治情緒直接引發(fā)了新的理論。但是，運動本身的失敗卻再次證明霍克海默式的論見：發(fā)達資本主義越來越非革命化。西歐(特別是法國)共產(chǎn)黨人的脆弱、薩特式人學的空洞、馬爾庫塞式總體的文化革命的不現(xiàn)實性，使左派理論家失去了宏大革命的興趣。這在總體上催生了對總體革命的懷疑，而“新左派”浮現(xiàn)歷史水面，并成為一種廣泛的政治情緒。在其中由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列斐伏爾等人充分闡發(fā)出來的日常生活逐步成為左派學生的興趣所在，而第三世界和女性政治則作為一種他性政治流行起來。如果進一步考慮到由卡遜對農(nóng)業(yè)化學的抗議、羅馬俱樂部學者們的警世之言，生態(tài)政治的崛起也不難理解�；蛟S這是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實際在其后承載左派理論姿態(tài)的重要原因。因為，無論是�？隆⒗�康、德里達的顛覆性研究，還是阿爾都塞以多元決定論對經(jīng)濟決定論的替換，都直接適應了反本質主義之左派理論訴求。而所謂后現(xiàn)代在利奧塔等人的鼓噪下像病毒一樣傳播，對左派來說，只是提供了更為廣泛的基礎。在這一意義上，墨菲和拉克勞在1985年公開出版的《霸權和社會主義戰(zhàn)略》確實只是一個總結。正是因為他們兩人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來操作激活了阿爾都塞“多元決定論”這個沒有被及時地充分地運用的重要理論，而以此為契機，他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理論則在經(jīng)過葛蘭西中介后被作為整個西方文化研究的左派人口。雖然把阿爾都塞或其他一種具體的馬克思主義話語作為后馬克思主義的在理論上反本質主義和在政治立場上告別總體革命確實存在著困難，但是我們絕不能簡單地從后現(xiàn)代主義這個透境來審理后馬克思主義，因為它以更激進的形式掩蓋了后者的這個事實：后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首先是針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在這一點上它與晚期馬克思主義具有共同的旨趣。進一步，在此我們也清晰地理解20世紀90年代之后“后馬克思主義”的復雜增殖。因為，確實如阿龍生等人所言，“后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在柏林墻倒塌和蘇聯(lián)垮臺之后“哀悼”之后“新的開始”(注：Aronson.R.After  marxis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5.)。不過，在這里，“新”可能要大大地打一個折扣，因為其對生產(chǎn)力的批判和對階級政治的告別等重大立場都直接來自先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關于生產(chǎn)力批判，這個問題國內外學者已經(jīng)有了廣泛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線索中，這個問題首先是由盧卡奇提出的。他在那本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圣經(jīng)”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直接強調了，發(fā)達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chǎn)力已經(jīng)成為奴役的力量，而資本主義文明的頂點則是對自然的統(tǒng)治(注：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而從30年代開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等人也實際地一步步把這一批判上升到對整個西方理性的批判，并在《啟蒙的辯證法》中實際開啟一種后人學的大門。更不要說，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更是后現(xiàn)代思潮的直接支撐點了(注：參閱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在這一意義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無疑為后來的生態(tài)政治提供了深層的理論邏輯，資本主義生態(tài)問題只是在現(xiàn)實層面加強了這種需要。當然，把生態(tài)主義和女性主義話語結合起來確實是一種新做法，只是本文無法展開更為詳細評論�？傮w上說，生態(tài)邏輯在后馬克思主義話語中的顯性地位，第一，它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邏輯發(fā)展。第二，在當代契(迎)合著現(xiàn)實政治運動的需要。這兩個特征又進一步帶來了新的問題，對于資本主義分析積極意義自不必說，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代意識形態(tài)的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即在生態(tài)、少數(shù)、文化多元主義立場成為跨國公司擴張的工具時，后現(xiàn)代主義成為其組織變革的動力時，如何避免與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共謀的問題便凸現(xiàn)。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德里克對后殖民主義的批評是中肯的(注：參閱德里克：《后革命氛圍》，王寧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關于階級問題。誠然，在盧卡奇實際地開創(chuàng)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之際，他已經(jīng)面臨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意識消退的問題(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人非革命化問題)，因此他的階級意識問題的提出已經(jīng)隱含了后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面臨的無產(chǎn)階級非無產(chǎn)階級化的問題。在這其中，既有福利國家問題(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克勞斯·奧菲等人的焦點問題)，也有所謂白領問題(米爾斯的焦點問題)以及無產(chǎn)階級的心理異化問題(馬爾庫塞的焦點問題)等，但不管怎樣，霍克海默在上個世紀40年代斷言：“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沖動，早就變成了社會框架內的現(xiàn)實主義行為。至少在人們的心目中，無產(chǎn)階級已被溶合到社會中去了”，這確實構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尷尬境遇(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論》，李小兵等譯，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正是在這種境遇中，既產(chǎn)生了馬爾庫塞的“新感性”和“文化大拒絕”理論，又產(chǎn)生了法國高茲的“告別無產(chǎn)階級”理論。特別是后者，以適應于后工業(yè)社會理論的方式較為全面地拋棄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階級觀點，重新把馬克思主義烏托邦化。因此，這些理論傾向在直接意義上代表了西方左派或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基本認同點，正是通過這些認同點，他們轉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改良式批判，以激進多元民主的形式來描述馬克思主義社會改革的方向。
　　從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態(tài)勢看，它們主張“告別革命”、聲稱女性主義等差異立場、強調生態(tài)政治等，但必須注意的是，不能因為有人聲稱這種立場，他就是后馬克思主義立場。這樣做是相當淺薄的。事實上，無論是在政治實踐上還是理論邏輯上，馬克思主義的總體解放訴求與女性主義、第三世界或其他少數(shù)立場都可以兼容，問題在于理論家們對于一種理論的歷史使命和出發(fā)點理解的差異。在這里，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便是勒伏弗爾及其理論影響，在他的現(xiàn)代社會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間生產(chǎn)的邏輯分析影響下，既產(chǎn)生了鮑德里亞的后馬克思思潮，又融合進戴維·哈維的“人民的地理學”之晚期馬克思主義立場，還影響了卡斯特的后馬克思主義“網(wǎng)絡社會學”，而他本人則終生抱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在上述差異中，鮑德里亞無疑把20世紀資本主義的斷裂(質變)作為自己的出發(fā)點并認為超出了馬克思的分析，因此他重起爐灶；戴維·哈維認為資本主義變化是事實但并沒有超出馬克思的分析，因此他要完善歷史唯物主義；卡斯特汲取了馬克思的許多思想資源并一直保留了它們，但它經(jīng)由阿蘭·圖爾納和丹尼爾·貝爾修正了當代社會的分析范式并采取了與馬克思主義對話的姿態(tài)。由此看出，這幾種差異的理論立場只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邏輯上終結之后西方激進左派的不同理論動向。在其中，后馬克思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發(fā)展和社會主義受挫背景下轉向尋求資本主義改良的左派思潮，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僅僅在于認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不合理性的批判，但事實上無一例外地在最基本的理論上拒斥了馬克思主義，甚至以批判馬克思來確立自己的理論。
　　　　　　三
　　在現(xiàn)象上，后馬克思主義的公開興起，誠如希姆所言，決定性地表示多元主義的歷史浮出表面(注：Stuart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London:Routledge,2000.P5.)。在這其中，貫穿著諸多重大因素，而最為重要的是無產(chǎn)階級在社會和政治意義上的重要地位的逐步消失。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性質看，如果從《共產(chǎn)黨宣言》的直接結論出發(fā)，把它視為狹義的19世紀機器大工業(yè)時代的無產(chǎn)者的政治理論，這必將帶來重大的問題。因為，那一種階級狀況無疑在馬克思身后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事實上，在勞動價值論問題上的復雜爭論從側面反映了當代的復雜性。雖然從理論上，我們可以借鑒大衛(wèi)·哈維關于剩余價值的當代生產(chǎn)形式分析和斯克萊爾對跨國資本家和跨國無產(chǎn)階級的全球社會學分析，從而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正確地解釋當代的階級變化，但無論如何從全球的角度看，無產(chǎn)階級的解放斗爭在形式上已經(jīng)不能直接采取20世紀早期的政治革命形式，這也是一個事實。在這一意義上，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對城市社會運動、對少數(shù)和邊緣群體爭取自身權利的政治運動，對生態(tài)、對文化的關注并不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如吉布森—格雷漢姆所言，“要求馬克思主義改革的東西正是那些改變不了的東西——這就是我所說的資本主義”(注：J·K·吉布森—格雷漢姆：《資本主義的終結》，陳冬生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頁。)。這意味著后馬克思主義不僅僅具有學術上的重要意義，相反，它與現(xiàn)實的社會歷史動向是一致的。
　　但無論如何，在面對后馬克思主義之際，也存在著一個方法論的理解問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當然是今天的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最重要理論任務之一，而如果在這一過程中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分析的基本前提和方法，只在批判形式上徒有虛名，我們是否能夠把一種理論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換句話來說，把這樣一種理論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在這一點上，后馬克思主義無疑在哲學上已經(jīng)較為徹底地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和方法論要求。正是這一原因，雷茲諾強調：“后馬克思主義是激進多元政治、民主政治以及身份政治、社會分工政治的異質擴散和傳播，而不是階級、后結構主義、后馬克思主義對宏大理論和社會規(guī)劃的拒斥。后馬克思主義的共同點在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某一個或更多主要特征的習慣性拒斥，這些特征包括：唯物史觀，作為社會動力和方法的辯證法，作為人類社會的主要組織特征的階級與生產(chǎn)方式，作為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中的宏大敘事的資本主義和階級政治，以及可以產(chǎn)生超越主觀立場的真知灼見的單一的科學分析的概念。”(注：P·雷諾茲：《后馬克思主義是超越馬克思主義的激進的政治理論和實踐嗎?》，張明倉譯，載《世界哲學》2002年第6期。)
　　反觀馬克思主義，盡管從外部對它的歪曲和從內部對它的超越這兩種不同的理論沖動在其誕生后一直未曾中斷，但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人類思想史的一場革命，它的價值與意義卻不曾因此而被削弱。事實上，按照20世紀知識學語言來說，那么多出類拔萃且德高望重的學者、政治家對馬克思的群起而攻之，這個事實本身說明了它的潛在正確性。也即是說，貫穿于20世紀的爭論已經(jīng)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生命力的事實性注釋。更進一步，考慮到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不是一種個人話語，而是一種集體解放的智慧，無論是在理論生產(chǎn)意義上，還是在實踐斗爭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的“更新”或“升級”也都是一種必然。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存在著重大爭論并不見得就是壞事。但復雜的是，隨著“后馬克思主義”問題的出現(xiàn)，我們便面臨一個學術難題：如果把那些旨在對馬克思主義學術進行修正的理論派別按照學術慣例稱之為“新馬克思主義”或“某某馬克思主義”，那么在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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