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建設保證黨的作風不斷優(yōu)化

以制度建設保證黨的作風不斷優(yōu)化　　如何根據(jù)形勢和黨的任務的變化，使黨繼續(xù)保持優(yōu)良作風，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黨的建設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在論及對如何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各種不良作風時指出：“一靠教育，二靠制度”。貫穿整個《決定》的“八個堅持”、“八個反對”，充分體現(xiàn)了既重視思想教育，又重視制度建設，把兩者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加以強調的特點�！稕Q定》這樣突出建立健全有關制度對于作風建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實踐證明，黨的作風建設雖然必須通過思想教育改造人的主觀世界以使黨員和黨的組織自覺地保持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但同時必須高度重視建立健全有關制度，并以此來約束黨員和黨的組織的行為，只有這樣，加強作風建設才能落到實處，才能真正取得實效。
　　　　一、黨的作風建設本身需要制度化
　　無論是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還是作風建設，要持之以恒，并取得良好效果，就必須以一定的制度來進行規(guī)范制約。
　　首先，要把黨建設成為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堅強的有著鐵一般紀律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必須有一套完整的規(guī)章制度，它主要包括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這三個方面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黨就不可能保持自己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更談不上發(fā)揚光大黨的優(yōu)良作風。
　　其次，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僅僅靠思想教育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1980年8月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就指出：“克服特權現(xiàn)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2頁。）。他還反復強調思想教育和法制建設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國家的工作要這樣，黨的建設也要這樣。1992年，他又指出：“對干部和共產(chǎn)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第379頁。）鄧小平的上述思想對我們今天全面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只有切實搞好黨的制度建設，才能有效抑制不良作風的滋長蔓延，并使黨的優(yōu)良作風因廣大黨員普遍遵守有關制度而日益得到發(fā)揚光大。
　　再次，思想教育工作本身也要制度化。思想教育工作作為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應當實現(xiàn)制度化，使之有章可循。為此，一是要從制度上規(guī)定：堅持以思想教育來端正黨風必須持之以恒。因為黨的作風建設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不能靠搞臨時性的運動。二是對思想教育的內容要有相應的規(guī)定。作風既然在本質上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表現(xiàn)，就應該從端正這“三觀”入手，有針對性地在黨內開展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學習。三是為了更好地運用我們特有的思想教育形式，諸如黨課、民主生活會等來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就必須對此作出更具體的特別是在制度方面的規(guī)定，以保證教育的效果。
　　十五屆六中全會已經(jīng)把作風建設的制度化提到了重要位置，《決定》提出的解決作風建設的一系列措施中，有七個方面涉及了制度建設的要求。一是理論學習制度。二是調查研究制度。三是聯(lián)系群眾制度。四是黨內監(jiān)督制度。五是依法行政制度。六是與干部生活作風有關的制度。七是干部人事制度。十五屆六中全會是以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為主題的，在全會通過的《決定》中從各個方面論述了制度建設，這決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出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更加重視制度建設對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的重要保證作用。
　　　　二、保證作風優(yōu)化要抓緊完善有關制度
　　建黨80多年來，黨的三代領導集體都根據(jù)當時黨的建設的需要，建立過一系列規(guī)章制度。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不僅專門作過關于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方面的決定和制定了黨的紀律檢查方面的有關制度，而且在思想作風建設方面提出了許多嚴格的要求。江澤民同志在展開這方面的論述時總是強調要加強黨內制度建設。當前特別需要完善以下三項制度：
　　其一是民主生活會制度。民主生活會制度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特有的黨內民主制度之一，能否高質量地舉行民主生活會，對于領導干部尤其是一個地區(qū)、部門、單位的主要領導干部堅持黨的政治原則、組織原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鄧小平早就說過：“我覺得，對領導人最重要的監(jiān)督是來自黨委會本身，或者書記處本身，或者常委會本身。這是一個小集體。我們一些領導同志，同伙夫、勤雜人員等同志們編在一個黨小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監(jiān)督作用的。當然，根據(jù)黨章規(guī)定，人人要過支部生活。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就是把領導人的主要的小組生活，放到黨委會去，或者放到書記處去，或者放到常委會去。在黨委會里面應該有那么一段時間交交心，真正造成一個好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空氣。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這個監(jiān)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1卷，第309-310頁。）這段話表明，領導干部的好作風，首先是在領導班子的民主集中制度中形成的，而在民主集中制度中，民主生活會又起著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有些地方黨組織尤其是領導班子的民主生活會往往是走過場。對此，筆者以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生活會制度沒有適應形勢的發(fā)展需要而得以進一步具體化。近年來，各級黨委及其組織部門對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的內容已經(jīng)作了一些具體的規(guī)定，起到了較好的效果。但恰恰在最關鍵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上，往往出現(xiàn)自我批評輕描淡寫，批評異變?yōu)椤跋Ｍ�”的現(xiàn)象。要改變這種狀況，就應當規(guī)定：一方面，民主生活會上的自我批評必須觸及本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另一方面，民主生活會上每人都必須對他人的思想、工作以及自我批評的內容、態(tài)度作出評價，即必須以批評這種方式對其他同志給予誠懇的幫助。上級組織部門則將民主生活會上每個人的表現(xiàn)作為考核干部的主要內容之一，使其對于評價干部的重要性，不亞于干部的工作業(yè)績。那些在民主生活會上態(tài)度曖昧、既不愿觸及本人的“三觀”，又怕得罪人，只講無原則的“好聽話”的人，決不可重用。
　　其二是調查研究制度。毛澤東有一句至理名言“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fā)言權�！庇纱丝梢�，調查研究對于共產(chǎn)黨人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十五屆六中全會《決定》已經(jīng)對領導干部的調查研究作了時間上的規(guī)定，現(xiàn)在需要進一步完善的是，如何保證調查研究確有成果。因為，凡是能夠拿出解決實際問題研究成果的調研，一定是切切實實地“沉”下去而不是走馬觀花的，是堅持和弘揚了黨的這一優(yōu)良作風的。要做到這一點，在制度上應當確立這幾方面的規(guī)定：第一，調查研究必須事先確定課題，課題須經(jīng)黨委（黨組）集體討論通過，并報上級黨委（或黨委組織部門）備案；第二，調查研究的結果必須形成書面材料即調查報告。對于調研報告，上級有關部門要作出具體的評估。第三，任期內調查研究的成果要作為考核干部個人和領導班子的內容之一。
　　其三是述職或年度總結報告制度。如果說，民主生活會是領導班子成員之間交流思想的過程，那么，述職或年度總結報告則是領導干部與被領導者和群眾之間思想交流的過程。然而，現(xiàn)在一些地方實行上述制度，實際上是“走過場”。從已有的實踐經(jīng)驗看，今后這個制度的繼續(xù)完善，應把操作的重點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明確述職或年度總結報告的內容，規(guī)定必須講什么，什么是重點，這些規(guī)定在述職之前要先向聽者說清；第二，作述職或年度總結報告后要進行群眾評議和測評，這三者都要交上級常委（或黨委組織部門）作出評價，這也是考核干部的重要一環(huán)。
　　　　　三、嚴格執(zhí)行制度是保證作風優(yōu)化的關鍵
　　從當前來看，就作風建設而言，比較常見的問題主要有：
　　把思想作風泛化為認識水平問題。誤認為認識水平是各有差異的，不是黨性問題，不是黨的制度管理的范圍。從而造成了一些黨組織的學習制度形同虛設，坐在一起，不認真研究理論著作和黨的文獻，也不認真思考理論對自己所負責的工作的指導意義，胡吹牛皮，漫天亂侃，消磨時間。
　　高高在上，脫離群眾。長年坐機關，不知道社會實際。難得下去考察，走馬觀花，還借口所謂：“現(xiàn)在是信息時代，了解情況主要靠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和電腦分析”。偶爾到基層一走，還搞前呼后擁，警車開道，在群眾中產(chǎn)生了十分不良的影響。
　　深陷于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當前最突出的有三種現(xiàn)象：一是文山會海，自上而下，一級照搬一級。用文件來落實中央文件精神。中央文件中的一段話幾經(jīng)“落實”，到縣里就變成了好幾頁。增加的都是空話、套話，并無實際內容；召開會議，上一級地區(qū)、部門有幾位領導參加，下一級少一個都不行。二是謊報實情，報喜不報憂。下面說上級喜歡看到社會全面進步，上面說下級的積極性要鼓勵不要打擊。誰都知道報來的數(shù)據(jù)有水分，但都不愿意捅破這層紙。三是到處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其中多數(shù)沒有經(jīng)過科學的可行性研究，投入大、產(chǎn)出小，甚至沒有產(chǎn)出，有的還是“豆腐渣”工程。
　　民主集中制被扭曲。最主要的不良表現(xiàn)是“一把手”說了算。其常見的現(xiàn)象是以集體領導的外表掩蓋個人專斷的實質。不經(jīng)過個別醞釀，“一把手”突然提出動議，使其他委員不便當面提出反對意見，搞形式上的一致通過。更有少數(shù)地方，實際上黨委成員中唯“一把手”說了算，以致形成書記與其他委員實際上處于不平等狀態(tài)。上述情況表明：黨的作風建設方面雖有制度，但卻沒有執(zhí)行或不嚴格執(zhí)行。違背了制度，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黨紀處罰，往往以“思想教育為主”為托詞輕描淡寫地予以批評。筆者認為，在嚴格執(zhí)行制度方面應著實抓好以下兩個關鍵環(huán)節(jié)：
　　一是自上而下地嚴格執(zhí)行黨的各項制度。江澤民同志多次說過：“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黨中央的作風也是好的，關鍵是在領導班子。無數(shù)事實充分證明，哪個地方的領導班子作風不正，那個地方下級的作風也不會正。反之，哪個地方的領導班子作風正，它所管理的地方的黨風、民風、社會風氣都會好。
　　對于自上而下地執(zhí)行制度，最重要的是要使領導責任明晰化、具體化。對于本地區(qū)、本單位、本部門的作風建設，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負責人應該負全責。什么問題什么人應該負什么責任，要以制度形式確定下來。有人以為這是泛化領導責任，是“連坐”政策，會殃及無辜，其實不然。下級不長期執(zhí)行作風建設的有關制度，不正之風泛濫，上級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如果確是不知，說明上級官僚主義嚴重，這本身就是作風不正的一種表現(xiàn)。如果明知而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糾正禁止，那就更要承當領導責任。
　　二是要有嚴格完善的處罰制度。這是完善、健全制度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在我們這樣一個法治觀念還不很強的國家里，一部分黨員干部對于黨的作風建設的制度規(guī)定，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的現(xiàn)象，這就要求我們加大“違法必究”的力度。只要求黨員和黨的組織怎么做，而對不這么做卻不能給予相應的處罰，顯然不利于抑制上述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因此，建立有關的處罰制度，特別是把這些處罰落實到干部的考核、任用方面，對于黨的作風建設中制度的切實執(zhí)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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