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周易》與中國文化軸心期大轉型（下）

論《周易》與中國文化軸心期大轉型（下）

三．《周易》古經觀念的意義

中國文化的第一次大轉型不是突然發(fā)生的，它實際上經歷了三個階段：西周、春秋、戰(zhàn)國。這三個階段的發(fā)展，恰好與《周易》文本對應：

時期 在《周易》之體現(xiàn) 文本

西周 《易》筮的解釋化 《易經》觀念

春秋 《易》筮的人謀化 《左傳》筮例

戰(zhàn)國 《易》筮的哲學化 《易傳》思想

可以說，這次大轉型是與《周易》文本之誕生及其早期演進相始終的。

中國文化的軸心期大轉型在西周時即已發(fā)軔，其經典體現(xiàn)即《周易》。據(jù)《左傳·昭公二年》載：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贊嘆說“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孔穎達疏：“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蔽髦茏鳛檩S心期大轉型的開端，我們從《尚書·周書》的有關記載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1）就神的地位來看，周代的“天”取代了商代的“帝”，此“天”雖然有時仍帶有位格神（hypothesis）[19] 的意味，但更逐漸加重了“自然”（nature）[20] 的色彩，換句話說，“天”的神圣性遠不及“帝”了。這里還有兩點值得一提：其一，《周易》古經之所謂“天”并不一定指神，如明夷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姤卦“有隕自天”，這些“天”顯然都是在說自然界。其二，《周易》古經里的所謂“命”，例如訟卦“不克訟，復即命”、否卦“有命無咎”，并非神之命，而是王之命，如師卦“王三錫命”、“大君有命”等。（2）就人的地位來看，總的講，它是與神的地位成反比的；但是，此時的人更少地作為個體的“自然人”[21]，而更多地作為“體制人”亦即禮制化的人而存在了。自傳說中的周公“制禮作樂”以來，這種禮制就逐漸被視為人的存在性的本質規(guī)定：不是人設定禮，而是禮規(guī)定人。（3）就人與神的關系來看，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疏離”或者“異化”（alienation）的趨勢。

這種轉變在文本上的最為典型的體現(xiàn)，就是《周易》蓍筮逐漸取代了甲骨龜卜。當然，蓍筮和龜卜同樣是神學觀念的體現(xiàn)，《周易》古經無異于龜卜的，是對神亦即超越性存在者的最高權威的設定，它所追求的是大有卦所說的“自天祐之，吉無不利”[22]。但是，兩者之間畢竟出現(xiàn)了重大的差別。蓍筮與龜卜最重要的區(qū)別不在于具體操作程序上的差異，而在于通過這種操作差異而顯露出的觀念上的分界：

商代龜卜所設定的神是確定的 “帝”，就是“那個”絕對的“他者”（der Andere）；而實際上這個“他者”其實乃是一個“他我”（Alterego），“他”與“我”是具有親緣關系的：在商代觀念中，“帝”與“祖”是同格的，即上帝崇拜與祖先崇拜的同一。根據(jù)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帝，諦也，王天下之號也”，這應該是“帝”字的初始含義；但是“帝”字在儒家經典《詩》、《書》中、商周甲、金文中都主要表示“上帝”這樣一個神學觀念。這是因為，在商代，“帝”與“王”乃是人神同格的，也就是說，“帝”生前為王，而死后為神。侯外廬先生說：“殷人的宗教祖先神是一元的，‘帝’和‘祖’是不分的，這是氏族公社具有強有力的地位的社會自然發(fā)生的意識。卜辭沒有祀天的記載，只有祀祖祀帝的記載。”[23] 所以“帝”既是王的通稱（如歸妹卦“帝乙歸妹”），也是對神的稱謂。而蓍筮所設定的神是不確定的，我們翻遍《周易》古經，也看不到對神的具體形象或其具體情感意志的任何描述，正如《系辭傳》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當然，《周易》古經里有幾句記載，似乎表明蓍筮之神與龜卜之神并沒有根本差別：萃卦的“王假有廟”（宗廟祭祖）、萃卦升卦的“孚乃利用禴”（宗廟夏祭）[24]、隨卦的?巴跤煤嚶諼魃健�、益鼐壞“王用洗冊戂”、升鼐壞“王用簢聨劒山”（紦旗神“帝”）。但蕷J飫鎘辛降閌侵檔米⒁獾模浩湟�，是么儦枸的窋S�，即讒羼与天神的窋S�，标志着那各c罡嘰嬖謖哂肴酥�间关蠙n氖櫪牖�（alienation）。[25] 其二，則是那個最高存在者的抽象化、即上面談到的非具體性、不確定性。龜卜之神是具象性的，而蓍筮之神則是抽象化的，我們看到的只是“- -”“—”符號，以及筮辭的話語。一般說來，越是抽象，越需要人的解釋，這是《周易》解釋學化的一個原因。成熟的宗教神總是人格化的，因而總是形象具體的、確定的；反之，神的抽象性、非具體性、不確定性的增強，意味著神性的減弱，這是導致后來《周易》觀念更進一步世俗化、哲學化的最初契機之一。

整個《周易》古經的卦爻符號及其筮辭的話語，作為神示、作為神對人的“告”，《系辭傳》所謂“立象盡義”“系辭盡言”，同樣是不確定的，也就是說，它們都是需要人來解釋的。蓍筮較之龜卜的“解釋學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征，表明了人對神意的理解、乃至神意本身，都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人意，這就是《系辭傳》所說的“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的意思。這也是跟那個時代“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26] 的時代觀念一致的，而在后來春秋時期《左傳》筮例中獲得了進一步發(fā)展。

從龜卜到蓍筮的轉變，涉及到傳統(tǒng)所謂“象數(shù)”與“義理”的區(qū)分。按其特征來說，“龜，象也；筮，數(shù)也�！盵27] 龜卜的特征是“象”（龜甲裂紋之象），《周易》的特征是“數(shù)”（蓍草成卦之數(shù)）。但我們知道，《周易》也講“象”，這就是說，《周易》古經對商代神學龜卜是有所承襲的，這是一種觀念性的承襲，即《系辭傳》所說的神學意義上的“天垂象，見吉兇”，即認為象是神的意旨的表現(xiàn)。但是，兩者的“成象”程序不同：龜卜的是“灼象”，即由灼兆而成象；而蓍筮的則是“數(shù)象”，即由蓍數(shù)而成象。這個區(qū)別非同小可，因為這種程序的不同，為“義理”闡釋開辟了廣闊的空間，而最終導致了觀念的不同。

一方面是神的地位的演變，另一方面則是人的地位的變化�！吨芤住饭沤洷砻�，龜卜時代的個體精神人格在蓍筮時代仍然有所保留，但已經出現(xiàn)了削弱的跡象。就個體人格的保留看，蠱卦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最有代表性的宣言，這是后來道家隱逸文化觀念的最早表達之一。這使我們想到，《周易》古經本身蘊涵著個體精神。這一點從老子哲學與《周易》的關系上可以得到說明。如果說儒家哲學更多地關懷群體問題，那么道家哲學就顯然更多地關懷個體問題，在這個意義上，道家哲學無疑屬于個體本位哲學。在我看來，這也正是道家哲學最大的現(xiàn)實意義所在。而道家哲學的創(chuàng)始人老子的思想跟《周易》有著密切的關系，這是眾所周知的。

但是，這種個體精神在《周易》古經里也在逐漸地淡出。我們知道，宗法禮制正是在周代、尤其是在“制禮作樂”的周公那里得到加強的，而《周易》正是這種制度構建在觀念形態(tài)上的產物之一。周公是中國古代宗法關系的制度化的第一個集大成者，《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衛(wèi)侯，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蓖鯂�維先生曾指出：“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弊鳛椤爸贫取钡摹吨芏Y》是否周公親作，雖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公案，但其基本觀念無疑是由周公制定的；而《周易》古經據(jù)說正是在他手上完成的�！吨芤住饭沤浰鶑娬{的宗法體制，體現(xiàn)在對人的等級森嚴的劃分的稱謂系列：天子、大君、大人、王、王母、祖、妣、君子、公、侯、國君、君、臣、長子、弟子、史巫、家人、武人、邑人、王臣、臣、童仆、妾、須、娣、宮人、小人、幽人等等。這種宗法制度的加強，如同人卦所講的“同人于野，同人于門，同人于宗”，是有現(xiàn)實需要的。

四．《左傳》筮例的意義

從《周易》古經（西周）到大傳（戰(zhàn)國）的演變，中間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但一向為人們所忽略的環(huán)節(jié)，就是《左傳》以及《國語》（春秋時代）[28] 的筮例體現(xiàn)出來的思想觀念：一方面是人的地位的進一步提升，神的地位的進一步衰落；另一方面則是群體精神的進一步加強，個體精神的進一步削弱。從材料上來講，高亨先生的《〈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29] 是非常方便的。高亨先生得出了一條重要的結論：“春秋時人基本是從占筮的角度來利用《周易》，但已經開始從哲理角度來理解《周易》了。這個時代，《周易》已經由筮書領域開始跨入哲理著作的領域�！�

《左》《國》筮例既取象數(shù)，也取義理。純粹象數(shù)的如《國語·周語》：“（單襄公）曰：‘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晉國趙穿殺靈公，迎成公為君，成公此時客于周，歸晉時，晉人占筮，得乾之否。按《說卦傳》“乾為天為君”，則乾卦上卦為天，下卦為君，這是以君配天之象，應是吉占；但是乾卦變?yōu)榉褙�，下卦三爻由三陽（乾）變三陰（坤），按《說卦傳》“坤為臣”，則由君變臣。所以其結論為“配而不終，君三出焉”。純粹義理的如《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史墨回答魏獻子，引用乾、坤兩卦，證明龍的存在：“龍，水物也�！�…《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zhàn)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但是總體來看，義理的解釋正在開始逐漸形成一種時尚，因為它更遠離早期龜卜那樣的吉兇取決于神定的觀念，更符合蓍筮的吉兇取決于人定的觀念。而且，單就解釋來看，在西周時代，對《周易》古經的解釋還是比較“嚴格”的，而到了春秋時期的《左》《國》筮例，其解釋就更為“隨意”了。例如據(jù)《左傳·昭公七年》載，衛(wèi)襄公去世后，大夫孔成子對于立誰為國君拿不定主意�？壮勺雍褪烦�都夢到康叔叫他們“立元”，但“元”字有解釋方面的歧義：或指名為“元”的次子，或指名為“縶”的長子（“元”有“長”義，《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保�。占了一卦，遇屯之比，結果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解釋：史朝根據(jù)卦辭“元亨”，主張立次子“元”：“元亨，又何疑焉！”孔成子表示疑惑說：“（元）非‘長’之謂乎？”于是史朝大發(fā)了一番議論，便說服了孔成子。這個筮例說明，決定人事的不是卦辭神意本身，而是人對它的解釋，這種解釋歸根結底其實是取決于人自己的意愿的。

類似的例子，如《國語·晉語》載，后來成為晉文公的晉公子重耳，欲借秦國力量取得對晉國的領導權，占了一卦，“得貞屯悔豫”。筮史認為“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但司空季子認為“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兩人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由，筮史所根據(jù)的是卦象，司空季子所根據(jù)的也涉及卦象，但主要是卦名、卦辭。這表明《周易》文本的卦名、卦辭和卦象并不一定一致，這需要人的解釋。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左傳·僖公十五年》載：“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及韓�！边@件事的最終結果（三敗乃勝）到底是不是出于神意，這很難說，實際上應是取決于當時秦晉兩國之間的實際情況的對比；而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次吃敗仗無疑是與蓍筮的結論“吉”相違背的。占筮的吉兇，完全取決于卜徒父的解釋。

人們有時甚至連解釋也覺得多余，干脆拋開神意，專依人意行事。例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想娶齊棠公的遺孀，占了一卦，“遇困之大過”，史官都認為吉，但陳文子認為不吉：“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取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jù)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兇�！�困于石，往不濟也；據(jù)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兇，無所歸也�！斌咿o顯示的神意是再明白不過的了，但崔武子卻無所謂：“‘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边@是因為那時在春秋思潮的背景下，人們已對神意產生了懷疑，認為吉兇取決于人自己。例如《左傳·僖公十五年》載，當初晉獻公嫁伯姬于秦，筮得歸妹之睽，史蘇認為“不吉”，經過一番解釋，其結論是“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后來的史實似乎映證了這一點，但韓簡卻說：“先君之敗德，其可數(shù)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意思是說，當年即使依從了史蘇的占斷，也是于事無補的，因為吉兇完全取決于人自己的德行。

還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左傳·襄公九年》：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苯�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干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關于穆姜的未來命運，史官的樂觀是依據(jù)的對卦名“隨”的解釋，而穆姜的悲觀是根據(jù)的對卦辭“元亨利貞無咎”的解釋。此例的重大意義在于：解釋的義理發(fā)揮可以否定筮辭本身的吉兇斷定。換句話說，吉兇并不取決于《周易》文本所垂示的神諭本身，而取決于求卦者本人所具有的德性，這里就提出了一條重要原則：易不可誣。

根據(jù)這種精神，《左傳》筮例還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易不可以占險�！薄蹲髠鳌ふ压�十二年》：

南蒯之將叛也（將欲叛魯降齊），……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坤卦六五），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恭），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yǎng)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能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這個筮例具有極為典型的意義，表明了這樣一種時代觀念：《周易》不能用來占斷用心險惡之事，吉兇取決于人自己的心地善惡。高亨先生批評：“子服惠伯的解釋《周易》是瑣碎而牽強的，他把內色的黃和內心的忠硬聯(lián)系起來，把下身的裳和臣下的共又硬聯(lián)系起來，都是附會之辭，失去《周易》的原意。”這個批評當然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子服惠伯的解釋確實已“失去《周易》的原意”，然而這正好說明，《左傳》筮例已不是《周易》古經的觀念了。

吉兇由人，這是西周末期、春秋時期的時代觀念：《詩經·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史嚚說：“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左傳·僖公十六年》叔興說：“吉兇由人”。正是在對《周易》古經的這種象數(shù)、尤其義理的解釋、闡釋中，孕育出了《周易》大傳的世俗化、哲學化的觀念體系。

但是所謂“吉兇由人”，這個“人”要看是什么樣的人：個體本位的人，還是集體本位的人？在這方面，《左傳》筮例也透露出一些消息。其實，上文的舉例及其分析已經表明，《周易》解釋學化的一個突出表現(xiàn)，就是倫理化。換句話說，人與人的關系原則逐漸地取代了人與神的關系原則。我們看到，這種倫理化就是宗法化，也就是上文所說的非實體化、純粹關系化。正如上文曾經談到的，“宗”是一種無實體性前提的純粹關系，這樣一來，作為第一實體的個體存在著逐漸被消解掉的可能。這是解釋學化的一種趨勢，就是任何解釋都是需要作為前提的某種原則的，這種原則往往不是自我確立的，而是社會的“超我”（借Freud語）原則。在《左傳》筮例中，這種超我原則就是社會群體倫理原則。但是，正如人神關系本身蘊涵著兩個維度一樣，解釋本身也蘊涵著群體的和個體的兩個維度，因為雖然支持解釋的原則總是群體認同的，但是解釋行為本身總是個體進行的，他的個體性體現(xiàn)在他對原則的選擇性，這就正如薩特所說，人注定是自由的，因為人的行為總是選擇性的。

這種解釋的個體精神，在《左傳》筮例中依然存在著。上舉《左傳·昭公七年》的筮例，關于所謂“立元”究竟立長子“縶”、還是立次子“元”，史朝最后提出一個富于個體精神的原則：“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在春秋時期王權衰落、“諸侯力政”、“各以所利”地爭霸天下的時勢下，諸侯對天子的態(tài)度是這種個體精神的一種特定體現(xiàn)。例如據(jù)《左傳·哀公九年》載，狐偃勸晉文公出兵送襄王歸周朝，文公命卜偃占了一卦，得到“大有之睽”， 卜偃解釋：“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天子降心以逆（迎）諸侯，不亦可乎！”晉侯于是采取了行動。晉文公是一個極富個性的人物，這里他同意“天子降心以逆諸侯”是理所當然的。諸侯對天子的態(tài)度是如此，大夫對諸侯的態(tài)度亦如此。例如《左傳·昭公三十二年》，魯昭公被季孫氏逐出而死在乾侯，史墨引《周易》來加以評論：“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逼鋵嵾@并不是新事物，倒是舊傳統(tǒng)的再現(xiàn)。王國維曾指出：夏商時代，“諸侯之于天子，猶後世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誥》，皆稱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踐奄，滅國數(shù)十，而新建之國皆其功臣昆弟甥舅，而魯、衛(wèi)、晉、齊四國，又以王室至親為東方大藩。夏殷以來古國，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此周初大一統(tǒng)之規(guī)模，實與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盵30]

五．《周易》大傳思想的意義

上述《左》《國》筮例所呈現(xiàn)的淡化個體原則、強化倫理原則的趨勢，在《周易》大傳里更進一步加強了。

易象筮辭都是表意的，在古經里，“意”本來是天意神旨；但是經過《左傳》筮例的解釋轉換，到大傳里，如《系辭傳》所說，“圣人立象以盡意，系辭焉以盡其言”，顯然，這里的“意”已不是天神上帝之意，而是“圣人之意”了。眾所周知，大傳多次明確地指出，《周易》的產生不是神跡，而是圣人“觀象設卦”的結果。因而《周易》似乎不再是神意的傳達，而變成了圣人之意的傳達了。換句話說，天神上帝已被“懸擱”起來了，至少是邊緣化了。神的邊緣化，同時也是人——作為第一實體的獨立個體——的邊緣化；神的淡出，其實也是人本身的淡出。

當然，《周易》大傳并未完全徹底地排除天神上帝的觀念。一是“帝”。例如《彖·鼎》：“圣人亨（烹）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yǎng)圣賢。”鼎作為禮器，是具有雙重意義的：既烹以享上帝，也烹以養(yǎng)圣賢�！断蟆�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象·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边@兩句都涉及上帝神與祖先神之間的關系問題，但這些“帝”往往是大傳對古經的追述，似乎應該看做商代的傳統(tǒng)觀念的孑遺。二是“天”�！断蟆�師》：“‘在師中吉’，承天寵也。”上文說過，《周易》古經的“天”往往指自然之天；而到了大傳，這個“天”反倒逐漸兼有了“帝”的意思。這是因為“帝”本身為“天”所取代；但這個“天”的神性畢竟要比“帝”弱一些。大傳還講“天命”，例如《彖·無妄》講：“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贝髠鞯摹疤臁迸c“天命”都還保留著神性。

但是，大傳的基本特征畢竟在于世俗化、哲學化。在《彖·觀》里有一句容易導致誤解的話：“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边@里的關鍵在于什么叫“神”，《系辭傳》明確說：“陰陽不測謂之神”；“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說卦》也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笨梢姟吧竦馈辈�無神學的意味，神道就是陰陽之道，就是“天道”“天行”的意思。天行也就是天道，《彖·復》：“‘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薄跺琛ず恪罚骸疤斓刂�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鄙踔了�謂“河圖洛書”也須如此理解，“天生神物，圣人則之；天地變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边@里講“神物”，即“神”乃是“物”，而不是那個至上神�！断缔o傳》還進一步說，易道是“神無方而易無體”的，知易道即圣人，也就是神，即“知幾其神乎”。 這就猶如《白虎通·號》關于“神農”所說的：“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于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于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這不是上帝神的作為，而是圣人“神而化之”的作為。

總起來說，在人神關系上，大傳的精神就是《系辭傳》講的：“天地設位，圣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薄墩f卦》也有一個總結：“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shù)，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fā)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這樣一來，一切取決于圣人而不是上帝。

正如上文所說，神的衰落伴隨著人的提升，但是此人更多地不是個體的人而是群體的人，這種群體性的典型就是“宗”。關于大傳的宗法觀念，《象·同人》提出了一個原則：“君子以類族辨物。”“族類”作為一個群體概念，其典型正是“宗”亦即宗族。一個宗族就是一個大的家，《彖·家人》稱：“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边@是非常典型的宗法觀念，它引伸出另外一些宗法觀念，如《象·恒》：“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兇也�！币宰诜ㄓ^念為核心的制度建構，即所謂“禮”，《象·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禮的特點之一是各安其位，故《象·艮》講：“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總之，個體的人被群體人倫遮蔽了，人本身制度化了。

但這一切并不是說《周易》大傳已經毫無積極意義了，其實大傳仍有很多積極的東西。不過，在我看來，《周易》大傳對于今天的積極意義并不在于它的哲學化本身，而在于它通過確立此后中國哲學的最高范式“陰陽”，確立了一種“東方生命哲學”，而這種生命哲學是既可以展示群體生命存在、也可以展示個體生命存在的。[31] 大致而言，《周易》大傳的思想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是富于倫理精神的宇宙論模式，一是富于實體精神的存在論模式。這尤其體現(xiàn)在作為《周易》大傳核心范疇的“陰陽”范疇上面：對于“陰陽”，既可作宇宙論的理解，亦可作存在論的理解。而這兩種理解，可以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念。其共同性在于，“陰陽”總是一種關系范疇；但是，這里存在著前文談過的兩種不同意義的關系：宇宙論意義上的陰陽，是那種“無實體性前提的純粹關系”，即陰和陽均非獨立的實體；而存在論意義上的陰陽，則是以實體為前提的關系，即陰和陽本是兩個獨立的實體。關于后者，《系辭傳》所征引的當時的諺語很能說明問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睙o論是否“同心”，這種關系總是以“二人”的個體存在為前提的。

其宇宙論模式富于群體倫理精神，這在大傳中是隨處可見的。例如《系辭》開篇就講：“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边@是從自然宇宙論的尊卑貴賤秩序推演出人間倫理學的尊卑貴賤秩序。這種思路在《序卦傳》里也非常突出：“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造物者是天地而不是神，故《序卦》從天地開始；造成之物，“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這里也沒有神的位置，但這里同樣也缺乏獨立個體的位置。

而其存在論模式則富于個體精神，這也是大傳思想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難怪其宇宙論模式被后來的宋明理學特別地加以發(fā)揮，結果造成了個體精神的遮蔽；而其存在論模式則被此前的魏晉玄學特別地加以發(fā)揮，結果形成了后軸心期的中國哲學史

這里我還想說一點：《周易》大傳雖然不一定是儒家心學的文獻，但仍存在著相當濃厚的心學思想觀念色彩。例如《象·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象·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象·豐》“‘有孚發(fā)若’，信以發(fā)志也”（《系辭傳》講“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乾文言》“閑邪、存其誠”；“利貞者，性情也”；《坤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fā)于事業(yè)，美之至也”。大傳的“繼善成性”思想也是富于心學意義的，《系辭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儒家看來，天地是未完成的“正在進行時態(tài)”，那么，何以繼之？何以成之？這就要靠人之“性”。所以《系辭傳》接下來又講：“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贝顺尚约词潜顺尚�，也就是成天地者本乎人之性的意思，“存存”者，存性也，亦即孟子所說的“存心養(yǎng)性”。所以《系辭傳》說：“默而成之……存乎德行�！鄙衔恼劦降摹吧竦涝O教”，《系辭傳》則稱“顯道、神德行”，就是圣人“以神明其德夫”的意思。如何神道？《系辭傳》說：“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逼涓鶕�(jù)還是人自身�！墩f卦》提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跟思孟學派的心學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這里的“理”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亦即下文所說的“性命之理”。這些都是《周易》大傳富于個體精神的寶貴的思想資源，因為正如上文所說，心學合理地蘊涵著弘揚個體獨立精神的意義。

最后，我想總括起來申明一點：我們今天需要的不是重建前軸心期的神學文化傳統(tǒng)，而是重建前軸心期的第一實體精神；但是這種重建不是徹底拋棄軸心期以來的文化成果，而是繼承發(fā)揚軸心期以來的某些積極的文化成果。在我看來，這種積極文化成果存在于從孔子、孟子到王陽明、李卓吾、黃宗羲的儒家心學傳統(tǒng)之中，以及道家文化傳統(tǒng)之中，也存在于作為儒道兩家共同經典的《周易》之中，它需要我們去積極地發(fā)掘、闡釋、轉化、發(fā)揮。總之，我們不需要神，但我們需要人——作為第一實體的現(xiàn)代性的人。

注釋：

[19] 位格包含一些基本觀念，如實體、神性、人格等。

[20] 中國所謂“自然”雖然含有、但是遠非西方所謂nature的意思，它的基本語義是“自己如此”，因此，它只表明了“原初的自身所予”（the primordial self-given）的意義。

[21]“自然人”是近代啟蒙思想的一個極為關鍵的設定，它是現(xiàn)代觀念的一個基本前提。另外，近代以來的“人性”（human nature）觀念與“自然人”（ natural man）觀念之間具有天然關聯(lián)，這是應該注意的。

[22]《周易》古經之所謂“天”并不一定指神，如明夷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姤卦“有隕自天”。

[23] 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第127頁。

[24] 禴與廟是一致的，它是宗廟祭祀的一種。吳澄《易篡言》：“蓋宗廟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25] 姜廣輝先生解釋為：“帝、祖分開是從周代開始的。周人建國後，如果也象殷人那樣有自己帝祖合一的宗教崇拜，那便會在周人與殷人之間有兩個對立的信仰對像，不利于周人的精神統(tǒng)治。于是周人便將帝與祖分開，承認各有各的祖先神，但至上神的帝只有一個。這個至上神曾降‘天命’給殷的先祖，但因為殷人后來失德，又改降‘天命’給周人。這種解釋有天道－人道的公平，誰叫殷人失德了呢！”（《論中國文化基因的形成》，原載《國際儒學研究》第6輯）

[26]《尚書·泰誓中》、《國語·鄭語》史伯引《泰誓》。

[27]《左傳·僖公十五年》。

[28]《國語》的內容雖然涉及西周末期、春秋兩個時期，但以春秋時期為主。

[29] 收入高亨先生的《周易雜論》，有齊魯書社1979新版。

[30]《觀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論》。

[31] 參見拙文《生命結構與和合精神——周易哲學論》，《社會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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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態(tài)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歐美漢學界對《金瓶梅》兩個版本的評價：自從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韓南在一九六○年代發(fā)表的力作《金瓶梅版本考》中推斷《金瓶梅》繡像本是出于商業(yè)目的而從詞話本簡化的版本以來，時至今日，很多美國學者仍然認為詞話本在藝術價值上較繡像本為優(yōu)。普林斯頓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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