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盡”辨析

“江郎才盡”辨析

摘要：從南北朝的文學思潮、江淹的社會地位演變及隨社會地位的演變而產(chǎn)生的社會情趣變化三個方面闡釋了江淹才盡的緣由，從這三個方面深刻剖析了文學創(chuàng)作才能是建立在深厚的社會生活基礎(chǔ)、良好的社會氛圍及健康的文學思潮之上的，失去了創(chuàng)作源泉的基礎(chǔ)，也就失去了創(chuàng)作的才能。

關(guān)鍵詞：江淹；文學思潮；社會環(huán)境

     文壇素有“江郎才盡”之說，江郎即指江淹。此說首見于鐘嶸《詩品》，《詩品》云：“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后之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郎才盡�！睆慕�淹現(xiàn)存文集來看，自齊武帝時起到淹暮年，江淹的確少有佳作，這也印證了其“才盡”之說。那么江淹何以才盡呢？筆者認為“江郎才盡”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三：

                                                         1 文學思潮的影響

     從當時的詩歌思潮來看，江淹對永明時期形成的、被沈約等人推崇的“永明體”是有看法的。他不滿過分講究形式的時髦詩風，即永明體詩風，故而不愿意創(chuàng)作不合潮流的舊體詩，也更不會違背自己的心愿去創(chuàng)作“永明體”詩，于是就較少創(chuàng)作，因而造成了他“才盡”之窘境。

     江淹的“才盡”出現(xiàn)在齊武帝永明年間[1]�！对娖贰吩疲骸坝烂飨嗤鯋畚�，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云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而永明年間正是“永明體”形成時期。《南史·陸慧曉附陸厥傳》：“齊永明九年，……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玡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世呼為‘永明體’�！苯�淹的詩歌主張與“永明體”的詩歌理論是不相同的。他在《雜體詩三十首序》中說：“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運兼愛者哉？……今作三十首詩，學其文體，雖不足以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他的這段話與《詩品序》中所云“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余，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極其相似。江淹創(chuàng)作擬古的雜體詩三十首，表現(xiàn)了作者對當時評論界存在的偏頗的不滿[2]。從他的話里已透露出其對形式主義詩風的非議，“永明體”那種“爭價一字之奇”的形式主義傾向，江淹自然是不會認同的。在江淹看來，詩歌要有充實的內(nèi)容，要以表現(xiàn)“情物”為主。這種觀點與鐘嶸“詩品”倡導的詩歌觀大體相同，與陸厥同沈約討論四聲中表現(xiàn)的觀點也相近。鐘嶸、陸厥是反對永明體的，江淹對“永明體”也不會持積極態(tài)度。事實上，江淹于永明四年左右任國子監(jiān)博士[3]，時鐘嶸、陸厥皆就學國子監(jiān)，江淹對他們不無影響，他們持有大體相近的文學觀是可信的。
既然當時文壇盛行“永明體”，某些輕薄之徒甚至笑“詞采華茂”的曹植詩為“古拙”，對“永明體”持不同意見的江淹，就不會創(chuàng)作古體詩，以免被人譏笑，也更不會去創(chuàng)作“永明體”詩。江淹詩與鮑照相近，王通《中說》云：“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薄凹币栽埂笔侵冈姷牟黄街畾夂蛣偨【�拔的風格，這種風格與“永明體”不入。江淹借夢說“才盡”，恐怕是江淹身處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的自我解嘲。

                                                          2 社會地位的變化

      江淹入齊以來，地位日漸顯赫，沒有了早年那種憂讒畏譏之情，也就失去了創(chuàng)作的動力。江淹出身不是很高貴，早年投附劉景素幕下，劉景素并不重用江淹，甚至把他投入監(jiān)獄。后來劉景素密謀造反，江淹常諷諫景素，景素不納，淹也曾作詩以諷。江淹因此觸怒劉景素，被黜到遙遠的福建任吳興令。這一時期是江淹心情最痛苦的時候，心中充滿了牢騷、憂懼之情。但生活和仕途上的坎坷，卻激發(fā)了他的創(chuàng)作激情，他的許多優(yōu)秀的作品，包括廣為流傳的《恨》《別》二賦，都創(chuàng)作于這一時期，這一時期是江淹創(chuàng)作的繁榮期。江淹入齊以后，他成了蕭道成最得力的謀士�！败姇�表記，皆為草具[4]”，深得蕭道成重用，他的官位亦愈來愈高，即便是曾除宣城太守，遠離京城，那二千石的待遇與早年的生活也是天壤之別。入梁以后，他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并被封為醴陵侯。其心境更是得意至極，自言：“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5]”失去了創(chuàng)作激情的江淹，再讓他寫出象《恨》《別》二賦那樣的優(yōu)秀作品，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再者，江淹做高官之后，就變成了一個御用文人，為蕭道成、蕭衍等起草了大量的表、書、詔，他的文集當中就保留了大量的這類作品。這樣，他創(chuàng)作自己作品的閑暇機會恐怕就很少了。清人姚鼐在《惜抱軒筆記》卷八中說：“江詩之佳，實在宋齊之間，仕官未盛之時。及名位益登，塵務(wù)經(jīng)心，清思旋乏，豈才盡之過哉，后世詞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薄皦m務(wù)”是指政治上的事務(wù)，這些政治上的事務(wù)，恐怕就是指經(jīng)常不斷地為人代寫官樣文章之事。

                                                          3 生活情趣的變化

      他的才盡，不但與文學思潮，社會地位的變化有關(guān)，而且也與他的生活情趣有關(guān)。他在《自序傳》中說：“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常愿幽居筑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guī)у瓭伞Ｇ啻簮壑x，則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shù)人。否則逍遙經(jīng)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边@段話說出了江淹仙風道骨的本質(zhì)。愛道求仙，在江淹的詩里邊也有很多表現(xiàn)，如《從冠軍行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云：“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薄肚逅荚娢迨住菲湮逶疲骸拔覍W杳冥道，誰能測窮已？須待九轉(zhuǎn)成，終會長沙市。”這些詩都道出了他的道家思想。江淹出身貧寒，十三歲時，“孤貧，常采薪以養(yǎng)母”[6]。生活的困頓使他不得不走入仕途，仕途中的坎坷又使得他不得不拿起筆來抒發(fā)自己的感情。而一旦生活境遇優(yōu)越之后，他便又回到了他追求的生活道路上去了，創(chuàng)作自然也就會少了。

      總之，正是以上諸種因素，造成了所謂的“江郎才盡”。

參考文獻：
[1] 曹道衡．中古文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243
[2] 俞紹初．《江淹集校注》前言。
[3] 俞紹初．《江淹年譜》
[4] 江淹．《自序》
[5] 《梁書·江淹傳》
[6] 《南史·江淹傳》

作者簡介：梁惠（1965-），女，鄭州人，現(xiàn)從事文學理論與研究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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