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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符號學研究20年
中國符號學研究20年“符號學”的思想是在20世紀初由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F.)首先提出的�！胺枌W”在英語中有兩個意義相同的術語：semiology和semiotics，這兩個詞都用來指這門科學，它們的唯一區(qū)別在于，前者由索緒爾創(chuàng)造，歐洲人出于對他的尊敬，喜歡用這個術語；操英語的人喜歡使用后者，則出于他們對美國符號學家皮爾斯(Peirce,C.)的尊敬。
從20世紀符號學的發(fā)展狀況來看，符號學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語言學的、非語言學的和折衷的。索緒爾、葉姆斯列夫(Hjelmslev,L.)、巴特(Barthes,R.)為第一類，即帶有語言學傾向的符號學研究方向；皮爾斯、莫里斯(Morris,C.)、西比奧克(Sebeok,T.)為第二類，即通常所說的一般符號學方向；艾柯(Eco,U.)和其他一些符號學家則為第三類。他們彼此的立場區(qū)別主要是語言結構是否應成為非語言文化現(xiàn)象的模型或“藍圖”。
符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勃興于60年代的法國、美國、意大利以及前蘇聯(lián)，之后，它很快就跨越了政治集團的分界而成為統(tǒng)一的學術運動。目前，符號學正以強勁的發(fā)展勢頭向各個學科進行滲透，對符號學的認識與運用正在形成一種科學大趨勢。
西方的符號學研究開展得較早，目前已形成各種理論體系和研究流派。與西方相比，中國的符號學研究起步較晚，真正成規(guī)模的符號學研究是從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的。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符號學研究的起點較高，并且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基本上追趕上了國際研究潮流；同時，由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具有極為豐富的符號學內涵，因此根植于這種文化背景中的中國符號學研究，從起步就顯示出與眾不同的勃勃生機�？梢哉J為，中國符號學研究正在成為也必然成為世界符號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在研究西方符號學的同時，必須關注本國符號學的研究狀況，不斷促進中國符號學的進一步發(fā)展。
一、中國符號學研究的三個階段
縱觀中國符號學研究20余年的發(fā)展歷程，大致可以把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1980-1986年——起步階段（發(fā)表論文約45篇，年均不足7篇）。自80年代初起，中國學者開始參與國際符號學學術活動，及時地向國內傳達、介紹國際符號學研究動態(tài)。從研究內容上看，這個階段的研究重點是對國外各符號學家主要思想的引介、對符號學基本理論的總體論述和研究工作。其中研究介紹索緒爾、巴特等符號學家理論思想的文章占了總數(shù)的近40%。
2.1987-1993年——平穩(wěn)發(fā)展階段（發(fā)表論文約87篇，年均12余篇）。從1987年開始，我國的符號學研究重心逐漸發(fā)生轉移。第一，從對符號學、語言符號學基本理論的總體的、粗線條的論述轉而開始對符號學具體理論的更細致、更深入的分析研究。例如：對符號的線性、任意性的討論，對各符號學家理論的比較研究。第二，符號學作為一門方法論及嶄新的學說開始被應用于具體的語言學研究中，如語義學和語用學的研究。第三，符號學研究開始涉及語言學以外的領域，如從符號學角度看翻譯、用符號學觀點來闡釋文學作品的語言藝術等。第四，一些學者開始挖掘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符號學思想，例如對公孫龍、荀子等名家著作中符號學思想的論述。在此階段，中國的符號學研究漸成氣候。198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召開了京津地區(qū)部分學者參加的符號學研討會，會后，中國邏輯學會和現(xiàn)代外國哲學研究會分別成立了符號學研究會。
3.1994年至今——全面展開階段（至2000年發(fā)表論文約280篇，年均40余篇）。1994年后，符號學的研究明顯地上了一個臺階，符號學的探索在各個領域全面展開。這一階段的符號學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1)除了繼續(xù)對一般符號學和語言符號學理論進行深入的探討外，還注重引進諸如敘述符號學、社會符號學、電影符號學、話語符號學和主體符義學等其他分支符號學思想。(2)對語言符號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層次，特別是關于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研究：我國學者開始對索緒爾的某些觀點提出質疑（如符號的任意性問題）；隨著《普通語言學教程》第三版的出版，索緒爾的某些觀點得到了澄清，掀起了一股對索緒爾語言學觀點再認識的熱潮。(3)符號學向各個學科的滲透進一步加強，符號學作為一門方法論已被應用于越來越多的領域和學科的具體研究中，符號學的應用范圍進一步擴大�？梢哉f，符號學研究在語言學、哲學、文學、文化、藝術、傳播學、民俗學等各個領域已全面展開。(4)對非語言符號的地位、功能開始予以關注，如對體語符號交際功能的探討和研究。(5)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歷史典籍中符號學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工作進一步深化，嘗試用符號學方法闡釋中國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在這個階段，學術研討蔚然成風。1994年在蘇州大學召開了首屆全國語言與符號學研討會，1996年在山東大學、1998年在西南師范大學、2000年在解放軍外國語學院、2002年在南京師范大學分別召開了第二、三、四、五屆全國語言與符號學研討會。這標志著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已步入正軌。
研究表明，中國的符號學研究歷史雖短，但進步較快，時至今日，在符號學的諸多領域里我們已經(jīng)基本上追趕上了國際研究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因為中國學者對國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吸收、消化得非�？欤欢且驗橹袊幕寥乐刑N有極為豐富的符號學內涵，它隨著符號學的興起不斷給中國的符號學研究注入新的營養(yǎng)。從研究領域看，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已經(jīng)涉及到哲學、語言學、邏輯學、文學、美學、民俗學、傳播學、國情語言學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電影等諸多領域。其中，在哲學、語言學、邏輯學和文學等領域的符號學研究已經(jīng)具有相當?shù)囊?guī)模和深度。
二、中國符號學研究的主要方向及成果
如上所述，中國的符號學研究雖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但成果不菲，用了2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符號學用了40余年所走過的路。中國符號學研究的主要方向有四個，分別為符號學基本理論研究、語言符號學研究、符號學應用研究、文化藝術符號學及文學符號學研究。
1.符號學基本理論研究
1.1國外符號學名家理論的引介及研究
我國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索緒爾、皮爾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等著名符號學家的思想理論上。研究從最初的翻譯、介紹逐漸發(fā)展起來，對國外符號學專著的主要譯介作品有：《普通語言學教程》（〈瑞士〉索緒爾著，高名凱譯，1985）、《符號學入門》（〈日〉池上嘉彥著，張曉云譯，1985）、《結構主義與符號學》（〈英〉霍克斯著，瞿鐵鵬譯，1987）、《符號學與文學》（〈美〉司格勒斯著，譚大立等譯，1988）、《符號學概論》（〈法〉吉羅著，懷宇譯，1988）、《指號，語言和行為》（〈美〉莫里斯著，羅蘭、周易譯，1989）、《符號學理論》（〈意〉艾柯著，盧德平譯，1990）、《符號學原理》（〈法〉巴特著，黃天源譯，1992）等。這些譯著的出版，為我國學者借鑒國外符號學思想提供了便利條件。在對上述名家理論引介的同時，中國學者還對各家理論展開了較為深刻的獨立研究及對比研究，研究的內容更多地集中在對其語言符號學理論的闡述方面。比如，“略論羅朗·巴爾特的符號學”（李廷揆，1986）、“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劉潤清，1992）、“巴赫金與社會符號學”（胡壯麟，1994）、“對皮爾斯符號思想的語言學闡釋”（王銘玉，1998）等。
1.2對符號的認識及界定
(1)對符號的界定
研究符號學，首先要對符號概念本身有一個正確認識。我國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尚不深入。目前，較為流行的界說來自于雙重意義學派的思想，即把符號看作是“社會信息的物質載體”，并由此概括出符號的三個必備特征：①符號必須是物質的；②符號必須傳遞一種本質上不同于載體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東西；③符號必須傳遞一種社會信息，即社會習慣所約定的、而不是個人賦予的特殊意義。這一觀點把符號的物質性和思想性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因此得到了大多數(shù)學者的認可。[21:5]
(2)符號的分類
由于符號的復雜性所致，對符號的分類始終沒有統(tǒng)一的認識。
意大利符號學家艾柯按照符號的來源、產生方式以及意指功能把符號分成自然事件類、人為目的類和詩意表現(xiàn)類三種類型。美國哲學家皮爾斯則根據(jù)符號三要素（媒介、對象和解釋）的相互關系建立了“符號的三合一分類方法”，其核心類別有三種：圖像符號(icon)、標志符號(index)和象征符號(symbol)。美國符號學家西比奧克將符號分為六種：信號(signal)、癥狀(symptom)、圖像(icon)、標志(index)、象征(symbol)以及名稱(name)。
中國的符號學研究者對符號的分類問題也極為關注。李延福教授以符號的主、客觀性質關系為依據(jù)將符號分為兩大類——客觀性質的邏輯分類及主觀性質的美學分類。[12:57]連甫認為，將生活中的語言以外的各種符號歸為如下五種主要形式似乎更為合適：廣告符號、實物符號、行為符號、音像符號和自然符號。[14:69]
我們認為，可以對符號進行“指謂關系”分類，即以符號的能指與所指關系性質為依據(jù)進行分類。這種方法把符號概括為五大類：①征兆符號——這是一種廣義上的符號，或稱準符號，其媒介與信息之間有著自然的、有機的聯(lián)系（如林中起煙表示篝火，水面波動表示有魚）；②象征符號——這類符號以所傳達信息和自身的特征和性質作為符號（如五角星和八一象征中國人民解放軍，鴿子圖案象征和平）；③感應符號——這類符號以視覺物或聽覺物作為信息的載體、作為傳遞信息的假定的符號（如我國古戰(zhàn)場上的擊鼓進攻、鳴鑼收兵，城市交叉口的紅綠燈）；④語言符號——因為語言是音（形）、義結合的統(tǒng)一體，所以它構成交際和信息符號的基本形式，被稱為特殊的，也是最重要的符號系統(tǒng)；⑤替代符號——這類符號不是代表事物、現(xiàn)象或概念，而是替代第一性符號，所以也稱第二性符號（如數(shù)理化中的各種符號、謂詞邏輯中的操作關系符號、人造語言等）。[21:5-6]
1.3對符號學研究領域及作用的認識
(1)對符號學研究領域的認識
對符號學研究領域的認識目前大致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符號學的研究范圍涉及交際的全部，任何表意的東西都在符號學研究范圍之內。另一種觀點認為，符號學研究領域涉及到有意義的和約定的交際形式。第三種觀點原則上局限于研究交際慣例系統(tǒng)，即只研究作為交際慣例系統(tǒng)的信號。國內的相關研究有：“論符號學的研究對象”（許艾瓊，1994）、“當代符號學研究的若干問題”（胡壯麟，1999）、“論符號學的性質、范圍和方法”（郭鴻，2002）等。
(2)對符號學作用的認識
對符號學作用的認識，當代符號學家有兩個極端，一類是過于武斷和自負，另一類則過于沮喪。前者把世界萬物都看作符號，認為符號學的學說是最全面的領域。后者則認為符號學作為一門學科只存在于討論話題中，并認為符號學理論本身出現(xiàn)危機，至今尚未弄清許多問題的實質，像符號是怎么組成的，它受什么規(guī)律支配等。應該說，我國學者對此問題的認識還比較客觀，大多數(shù)學者把符號學看作是一種哲學觀和方法論。相關的研究文章有“符號學的研究和作用”（張衛(wèi)江，1995）、“試論符號的功能”（涂德鈞，1996）等。
(3)符號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俜枌W與語言學的關系
符號學與語言學的關系究竟如何，看法也不一致�？傮w說來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語言學從屬于符號學，語言學只是符號學的一部分；另一種觀點認為符號學從屬于語言學；介于二者之間的觀點則認為語言學和符號學是兩個獨立學科，各有其獨立的研究范圍。
多數(shù)名家持第一種觀點，認為語言學是符號學的分支，符號學的法則也適用于語言學。其代表人物有早期的索緒爾和皮爾斯等人，當代的有雅各布森和韓禮德(Halliday,M.A.K.)等人，此外還有研究人類學的拉康(Lacan,J.)。
巴特和其他一些符號學家把符號學看作語言學的分支。他認為，只要人們走進具有社會學的真正深度的一些領域時，就會遇到一些語言學之外卻仍然屬于符號學范圍的集合，而這些集合又只能用言語行為才能解釋，并且任何符號學體系都有言語行為介入。
作為一種折中，艾柯認為，“語言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最強有力的符號工具，由于語言學的地位比其他符號系統(tǒng)更為確定，符號學在許多方面依靠語言學概念�！盵7:2]我們也持類似觀點，把語言學和符號學視為兩門相對獨立的學科，但同時認為，二者彼此交叉更能發(fā)揮綜合學科的優(yōu)勢�！半m然‘符號學’的思想是由語言學家索緒爾首先提出的，然而，‘符號學’從其萌芽之日起卻始終未能真正與‘語言學’聯(lián)姻，對此，符號學家和語言學家均有一種‘失衡’與‘缺憾’感，所以建立一門語言符號學早已是大勢所趨勢�！盵21:5-6]
�、诔藢Ψ枌W與語言學的關系進行討論外，我國學者在研究中還涉及到符號學與哲學、邏輯學、傳播學及語言國情學等學科的關系。比如，“符號學與國情語言學的關系”（吳國華，1994）、“傳播學與符號學散論”（陳道德，1997）、“符號學與語言學和邏輯學”（向容憲，1998）、“民俗學與符號學”（高樂田，1998）、“名學與符號學”（曾祥云，1999）等。
(4)對符號學歷史及發(fā)展現(xiàn)狀的總結
①對西方符號學發(fā)展史的介紹。比如：“西方符號學的誕生及發(fā)展述略”（戶曉輝，1991）、“符號學的由來及其發(fā)展”（茍志效，1993）、“現(xiàn)代符號學理論源流淺探”（周禎祥，1999）、“現(xiàn)代西方符號學理論初探”（林笳，2000）、“俄羅斯符號學理論的歷史流變”（陳勇，2002）等。
�、趯ξ覈鴼v史上符號學思想的追溯。以我國古代豐富的實物資料和文獻資料為對象，努力探尋其中豐富的符號學思想。如“公孫龍‘名實論’中的符號學理論”（李先ｋūｎ＠①，1993）、“荀子正名理論的符號學意義”（許艾瓊，1993）、“《易》的符號學的性質”（周文英，1994）、“論先秦哲學的符號學致思趨向”（茍志效，1995）、“《墨經(jīng)》中的符號學思想”（李先ｋūｎ＠①，1996）、“‘說文解字’中的符號思想初探”（高樂田，1997）等。我們認為，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將會大大推動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符號學的研究。
2.語言符號學研究
2.1索緒爾語言符號學思想的研究
索緒爾的符號學、語言學思想對我國學者的影響是最大的，因此對索緒爾的研究也始終是語言學者們主要的研究對象之一。我國學者對索緒爾語言學、符號學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主題上：
(1)索緒爾語言學思想及其根本原則。如：“瑞士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和他的名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岑麒祥，1980）、“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徐志民，1980）、“索緒爾語言學的根本原則”（皮鴻鳴，1994）等。
(2)對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中的二元對立思想的論述。比如：“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理論”（楊信彰，1996）、“論語言的共時性和歷時性”（徐思益，1980）、“組合和聚合”（徐盛桓，1983）等。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發(fā)現(xiàn)索緒爾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缺憾。如一些學者發(fā)現(xiàn)索緒爾的理論對同形異義、一詞多義等語言現(xiàn)象束手無策，因此指出，符號的能指與物質實體是分離的，符號的能指與其所指意義也是可以分離的。[28:16]索緒爾思想受到的另一挑戰(zhàn)表現(xiàn)在對其符號任意性原則的爭論上，并由此導致了許多學者開始紛紛論述符號的象似性(iconicity)問題。比如：“語言的象似性探微”（杜文禮，1996）、“論語言符號的象似性”（王寅，1999）、“論語言符號的擬象性”（文旭，1999）、“象似說與任意說的哲學基礎與辯證關系”（王寅，2002）等。
(3)對索緒爾與其他學者思想的對比研究。如：“索緒爾對喬姆斯基的影響”（劉耀武，1984）、“班威尼斯特對發(fā)展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所做的貢獻”（周憶寧，1985）、“布龍菲爾德和索緒爾”（許國璋，1989）、“索緒爾語言理論與陳望道之‘功能說’”（盧鳳鵬，1996）等。
(4)索緒爾研究的新發(fā)現(xiàn)及對索緒爾思想的再認識。隨著新版本的出現(xiàn)和人們對其著作的深入挖掘和研究，我國學者對索緒爾語言學和符號學提出了許多新的解釋。如：“關于索緒爾的兩本書”（許國璋，1983）、“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札記》（俄文本）評介”（信德麟，1993）、“索緒爾研究的新發(fā)現(xiàn)”（戚雨村，1995）、“再論索緒爾的符號學語言觀：語言符號的性質”（樂眉云，1997）、“追尋索緒爾語言學思想：讀《索緒爾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王克非，1997）、“索緒爾兩個教程的比較與詮釋”（張紹杰、王克非，1997）、“索緒爾符號觀再評價”（盧德平，2002）等。
2.2語言符號的研究
(1)語言符號的性質和功能的研究。樂眉云教授在《再論索緒爾的符號學語言觀》(1997)這篇文章中比較詳細地討論了索緒爾符號語言學思想中包含的語言符號的性質，并將其總結為六矛盾的統(tǒng)一：任意性與約束性，社會性與心理性，不變性與可變性，相關性與區(qū)別性，形式與物質實體，組合關系與聯(lián)想關系。論述語言符號特性的文章還有不少，如：“語言的生成性”（徐盛桓，1984）、“語言符號的可逆關系”（王銘玉，1997）、“淺析語言符號的任意性、關系性和社會性”（王文宇，1997）、“語言的社會符號性”（劉家榮，2002）等。
(2)語碼轉換的研究。語碼轉換是近年來社會語言學、語法學、心理語言學、語用學和會話分析等領域的研究熱點之一。從以上五個角度的研究分別揭示了語碼轉換的不同方面。如“語碼對位探討”（龍日金、彭宣維，1993）、“語碼選擇的語用機制”（劉承宇，1999）、“語碼轉換研究述評”（何自然，2001）、“從Scotton的標記模式看語碼轉換研究的新進展”（李經(jīng)偉，2002）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文章。
(3)標記理論的研究。任何語言符號系統(tǒng)中都存在著兩極對稱現(xiàn)象，即有標記與無標記的對立，這種對立在語言分析的所有層次上都發(fā)揮著作用。標記理論研究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之一，相關文章不斷問世，比如：“語言的‘有標記’和‘無標記’”（徐盛桓，1985）、“關于標記理論”（王立非，1991）、“布拉格學派標記理論管窺”（張家驊，1992）、“類型學中的標記模式”（沈家煊，1997）、“論語言單位的標記性”（李生春，1997）、“標記理論的再評價”（張風，1999）、“標記主位及其語用功能”（王揚，2000）、“語言標記性的詮釋與發(fā)展”（王立非，2002）等。
3.符號學應用研究
符號學理論作為一門新的方法論和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在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和廣闊的應用前景。這一點在語言學研究中體現(xiàn)得最為鮮明。
3.1符號學理論在語言學諸學科研究中的應用
(1)語義學。符號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理論的不斷完善也相應地促進了語義學的發(fā)展。符號學思想應用到具體的語義研究中的實例比比皆是，例如考察索緒爾的符號學思想對語義學理論的影響——“索緒爾的語符關系及其對語義理論的影響”（徐海銘、王文琴，1998）；用組合與聚合思想來研究語義——“語義的組合和聚合”（王德春，1987）；用符號關系來解釋詞匯的意義——“符號關系與詞義”（郭聿楷，1996）；用符號系統(tǒng)的層級性理論研究語義及民族文化語義——“語言符號的意義”（王銘玉，2002）、“試論民族文化語義與兩級符號系統(tǒng)”（劉佐艷，1999）。
(2)語用學。目前語用學的研究與符號學理論結合得越來越緊密，在語用學的研究中也越來越多地運用到符號學理論。如“語言符號的局限和語用學”（錢冠連，1991）、“符號學與‘顏色詞’在跨文化交際中的運用”（唐振華，1996）、“語言符號的語用功能”（徐繼寧，1999）等。
(3)翻譯理論及實踐。將符號學應用于翻譯領域已成為國內外一些學者和翻譯理論工作者的共識。如“略論符號學的翻譯觀”（羅進德，1988）、“論翻譯中的等值：一種社會符號學的方法”（李廣榮，1993）、“符號學翻譯觀與文化翻譯學”（隋然，1994）、“從符號學角度談翻譯”（溫洪瑞，1997）、“社會符號學 中國符號學研究20年歷史淵源及其翻譯原則”（李明，1997）、“從符號學角度看翻譯”（張新木，1998）、“我國傳統(tǒng)翻譯標準的符號學探討”（王治江，2002）等。
(4)具體語言現(xiàn)象研究。隨著符號學理論的不斷完善以及我國學者對符號學理論研究的深化，用符號學理論來探究具體的語言現(xiàn)象、從符號學角度重新考察具體的語言運用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之一。如“符號學理論在象征詞語分析中的應用”（王銘玉，1989）、“話語序列的符號學含義”（陳忠華，1994）、“從符號學角度看轉喻”（華劭，1996）、“歧義句的符號學問題”（車曉燕，1998）、“委婉語的符號學分析”（辜同清，1999）、“從符號學的角度看隱喻的生成”（周紅紅，2000）等。
3.2符號學理論在其他領域中的應用
(1)廣告設計、創(chuàng)意
近年來我國學者對廣告語言創(chuàng)意、設計中所使用的符號學方法、符號類型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如“論符號學方法在廣告語言創(chuàng)意設計中的運用”（茍志效，1994），“符號學與廣告語言”（王少琳，1994）、“從符號學原理談廣告的創(chuàng)意特征”（黃鸝，1997）、“廣告語言中的符號前景化”（胡漫、呂樂，2002）等。
(2)非語言交際中的符號學問題
非語言符號作為符號的組成部分，在交際過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交際中的非語言符號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如：“論身勢語及其符號功能”（莊和誠，1995）、“非言語交際：非語言符號的地位與闡釋”（顧嘉祖，1999）、“體語符號的交際功能與文化差異”（陳良旋，1999）等。
4.文化藝術符號學及文學符號學的研究方向
4.1文化藝術符號學
文化藝術領域的符號學研究分兩大部分。一部分主要探討國外文化符號學理論，比如“走近巴赫金的符號王國”（胡壯麟，2002）、“符號學王國的構建——巴赫金與洛特曼的符號學理論研究”（張杰，2002）、“文化符號與文化結構分析”（顧嘉祖，2002）、“勞特曼及其文化符號學理論”（趙蓉暉，2002）。另一部分試圖用符號學方法解釋中國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如“傳統(tǒng)文化典籍的符號學特征與典籍闡釋”（鄧生慶，1993）、“從符號學看中國傳統(tǒng)文化”（李幼蒸，1995）、“伏羲與中國文化：關于中國文化發(fā)生的符號學研究”（劉堯漢，1995）等。同時，還有一些學者把藝術形式也看作是符號體系，他們嘗試討論藝術符號的功能、藝術符號的解析等問題。如“戲曲演出的符號化特征”（丁和根，1990）、“論藝術文化的符號學功能”（李西建，1992）、“藝術接受的符號學闡釋”（董強，1995）、“再論藝術符號的轉換規(guī)律”（齊效斌，1999）等。
4.2文學符號學
文學領域的符號學研究也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文學符號學理論的研究和探討，另一方面則是運用符號學理論對具體的文學作品進行符號學分析和解讀。
理論研究包括：①對西方的“文學符號學”等理論的介紹和評論；②對符號學與文體學關系的探討；③文學語言的符號學特性、符號功能的探討等。如“漫談法國敘述符號學”（黃曉敏，1995）、“走向文學的符號學研究”（王寧，1995）、“能指與所指：詩歌語言的符號學特性初探”（任裕海，1997）、“試論詩歌意象符號的交際價值”（王少琳，2002）等。
將符號學理論應用于具體文學作品的分析和解讀也是近年來文學領域的符號學研究特點之一，如“符號學闡釋：周作人散文小品的語言藝術”（張光芒，1993）、“美學、符號學視野中的童話與神話”（李季云，1999）、“從社會符號學角度解讀蘭斯頓·休斯的詩歌形式”（羅良功，1999）、“符號與《紅樓夢研究》”（夏荷，2002）等。
以上我們從四個主要方面考察了中國符號學研究的現(xiàn)狀與成果，所列舉的代表性作品是從我們所收集的近500篇論文中選擇出來的。實際上，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學者的符號學專著無論從數(shù)量上，還是從質量上來看，同樣喜人，它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了中國符號學研究的迅猛崛起。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專著有：《符號：語言與藝術》（俞建章等著，1985）、《藝術現(xiàn)象的符號——文化學闡釋》（何新著，1987）、《從哲學看符號》（肖峰著，1989）、《藝術符號與解釋》（楊春時著，1989）、《科學符號學》（王德勝著，1992）、《生活中的神秘符號》（王紅旗著，1992）、《理論符號學導論》（李幼蒸著，1993）、《修辭符號學》（楊習良著，1993）、《數(shù)學符號學概論》（劉云章著，1993）、《超越本體》（丁爾蘇著，1994）、《現(xiàn)代詩歌符號美學》（周曉風著，1995）、《你身邊的符號：符號學入門》（連甫著，1997）、《廣告的符號世界》（吳文虎著，1997）、《〈史記〉文化符號論》（齊效斌著，1998）、《意義與符號》（茍志效著，1999）、《新聞文化與符號》（劉智著，1999）、《符號表達原理》（孟華著，1999）、《語言與符號學在中國的進展》（陳治安、劉家榮主編，1999）、《漢字符號學》（黃亞平、孟華，2001）、《符號學研究》（王銘玉、李經(jīng)偉主編，2002）等。
三、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展望
縱觀中國符號學研究的20年歷程，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1)我國學者對一般符號學基本理論的探討尚不夠深入，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和細化；(2)與其他部門符號學相比，有關語言學方面的符號學研究開展得最早、成果最豐富，從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來說，已經(jīng)遠遠地走在了其他領域符號學研究的前面，創(chuàng)建語言符號學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3)符號學思想和理論在其他學科領域的應用研究在我國開展得比較迅速，涉及的領域多，且成果非常顯著；(4)近年來出現(xiàn)了一批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如對傳統(tǒng)文化典籍中符號學思想的挖掘和整理，研究漢字的符號特征等。這些研究能夠為世界符號學研究帶來新的啟示。
20世紀已經(jīng)過去，21世紀將會是“符號學大有作為的世紀”。我們可以預言，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將會在21世紀呈現(xiàn)出以下幾大發(fā)展趨勢：(1)符號學向其他學科的滲透將進一步增強，也就是說符號學作為研究的方法論和視角，其作用將不斷得到加強。它不僅使其他學科的研究更加科學化，還將產生一批新的交叉學科；(2)符號學理論對語義學、語用學、交際理論、翻譯等學科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推動；反過來，隨著我國上述學科的研究不斷深化和細化，這些領域的研究成果必然會對符號學理論產生根本性的影響，使符號學理論愈加完善，使符號學的研究在整體上更上一層樓；(3)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將逐步融匯到國際性研究中。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將與世界符號學研究水平靠近，并在許多領域能夠站在符號學研究的前沿；(4)中國文化領域的符號學研究具有廣闊的發(fā)展前景。中國的燦爛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及我國的象形文字等領域，都蘊藏著極大的研究潛力。這一領域的符號學研究最具中國特色，必將會在世界符號學研究中占有獨特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2-05-20
【參考文獻】
[1] 陳力丹.符號學：通往巴別塔之路——讀三本國人的符號學著作[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1):70-73.
[2] 陳治安，文旭.語言與符號學研究會第三屆研討會綜述[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99,(1):9-12.
[3] 池上嘉彥（日）.符號學入門（張曉云譯）[M].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
[4] 高樂田.《說文解字》中的符號思想初探[J].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2):53-58.
[5] 茍志效.符號學的由來及其發(fā)展[J].寶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993,(1):55.
[6] 何欣.索緒爾的符號理論對跨文化交際研究的啟示[A].陳治安.語言與符號學在中國的進展[C].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172-182.
[7] 胡壯麟.當代符號學研究的若干問題[J].福建外語，1999,(1):1-9.
[8] 李經(jīng)緯.符號類型及其在英語廣告中的運用[A].陳治安.語言與符號學在中國的進展[C].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253-261.
[9] 李廷揆.略述羅朗·巴爾特的符號學[J].法國研究，1986,(2):89.
[10] 李先ｋūｎ＠①.公孫龍《名實論》中的符號學理論[J].哲學研究，1993,(6):62-69.
[11] 李先ｋūｎ＠①.論先秦名家的符號學[J].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5):78-85.
[12] 李延福.符號分類概觀與人類語言特征——兼談語言個體發(fā)生對語言學習的啟示[J].山東外語教學，1994,(3-4):57.
[13] 李幼蒸.理論符號學導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14] 連甫.你身邊的符號——符號學入門[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
[15] 羅蘭·巴爾特（法）.符號學原理（黃天源譯）[M].廣西民族出版社，1992.
[16] 皮鴻鳴.索緒爾語言學的根本原則[J].武漢大學學報，1994,(4):82.
[17] 索緒爾（瑞士）.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18] 索振宇.索緒爾及其《普通語言學教程》[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4,(2):51.
[19] 特倫斯·霍克斯（英）.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瞿鐵鵬譯）[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20] 王銘玉.對皮爾斯符號思想的語言學闡釋[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98,(6):1-7.
[21] 王銘玉.符號學與語言學[J].外語研究，1999,(2):5-6.
[22] 王銘玉，李經(jīng)偉.符號學研究[C].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2002.
[23] 向容憲.符號學與語言學和邏輯學[J].貴陽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1):13-16.
[24] 肖峰.從哲學看符號[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25] 袁影.異中求同——全國首屆“語言與符號學研討會”述評[J].外國語，1994,(6):24-26.
[26] 樂眉云.索緒爾的符號學語言觀[J].外國語，1994,(6):15-18.
[27] 樂眉云.再論索緒爾的符號學語言觀：語言符號的性質[J].外國語，1997,(4):5-10.
[28] 張德祿.論符號語言的本體[A].陳治安.語言與符號學在中國的進展[C].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16.
[29] 張德祿.語言符號及其前景化[J].外國語，1994,(6):9.
[30] 張光明.關于中外符號學研究現(xiàn)狀的思考[J].外語與外語教學，1995,(5):1-5.
[31] 張紹杰，王克非.索緒爾兩個教程的比較與詮釋[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7,(3):28-35.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火加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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