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貶官制度與不平之鳴——試論開明專制下的文人遭遇與心聲

唐代貶官制度與不平之鳴——試論開明專制下的文人遭遇與心聲

在我國漫長的封建專制社會歷史中，唐王朝稱得上是相對開明的時代。其表現(xiàn)有三：一是以君王專制為主導(dǎo)的封建政體。在這種專制政體中，君王擁有至高無上、勿庸置疑的權(quán)力。二是建立了一套較為健全的官僚機構(gòu)，這些機構(gòu)在功能上互相協(xié)調(diào)配合，又相互監(jiān)督制約。三是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形成了儒道釋思想文化多元共存、互補的格局，并且對于一切外來文化采取開放、融攝的態(tài)度。盡管在不同階段，這種開明專制發(fā)展并不平衡，程度倚輕倚重，社會或治或亂，然而它在維持唐王朝將近三百年的統(tǒng)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這種開明專制，成就了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并且促進了唐代文學(xué)的空前繁榮。
    在這種開明專制之下，有一個特殊的文人群體，即在參與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貶謫的官員。他們的進退出處、情感心態(tài)似乎正為這種開明專制作了注釋。當(dāng)然貶官的情況千差萬別，有的被貶是為了一己的私欲，有的卻是心懷天下。就結(jié)局而言，有的建功立業(yè)，得以光照史冊；有的吟詩作賦，在文壇永垂風(fēng)流；有的則并不為人同情，從而被遺忘。貶官的遭遇，除了降職、貶逐前往荒遠之地外，不少人還經(jīng)歷過囹圄之禍。因此他們對于這種專制制度的感受更為深切，心態(tài)更為復(fù)雜，他們的詩賦作品中蘊涵的文化信息也更為豐富。本文擬對此加以探討，以就正于同道。
    一、唐代之開明專制
    對比前朝而言，唐代的官制與法制都有了較大的進步。唐朝實行的是集體宰相制度，宰相通常由數(shù)人乃至十余人擔(dān)任，史稱“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央政府權(quán)力機構(gòu)的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總攬行政，相互配合，同時也相互制約。唐太宗李世民曾說：“中書所出詔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1]（第13頁）又說：“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wěn)便，皆須執(zhí)論�！盵1]（第14頁）可知這種三省協(xié)調(diào)、平章執(zhí)政的制度，乃是出于一種居心周密的政治安排。三省之外，又設(shè)御史臺（一度改稱憲臺、肅政臺）作為中央監(jiān)察機構(gòu)，專門負責(zé)對官員的監(jiān)督、列舉、彈劾。又設(shè)大理寺，掌管審訊、監(jiān)獄方面的事項。另外，在尚書省設(shè)有刑部，掌管朝廷刑法律令。唐代廣義刑法之書有四，分別稱為律、令、格、式，“律以定刑正罪，令以設(shè)范定制，格以禁違正邪，式以軌物程事”[2]（第1837頁）。觸犯刑法，構(gòu)成犯罪的，“一斷以律”[3]（第1407頁）。所以就形式而言，唐代法制比較健全。政治清平之世，官員一般也能依法判案。
    初唐時期，作為一代英明之主的李世民居心仁慈，對于死刑犯的處理尤其慎重。他曾經(jīng)對身邊侍臣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wù)在寬簡”，還時刻警惕司法官員“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釣聲譽”[1]（第238頁）。史載唐初“盡削大業(yè)所用煩峻之法，……，務(wù)在寬簡，取便于時”[2]（第2134頁）。到貞觀四年時，天下已是大治，全國判決死刑犯僅29人，“幾致刑措”[1]（第239頁）。當(dāng)時遇到涉及朝廷官員的重大案件，要由刑部、御史臺、大理寺三司會審，其用心也是為了秉公執(zhí)法，防止誤判釀成錯案冤獄。
    這種開明專制容易給人造成理想化的幻覺。事實上，如此政體之下的種種開明言論及措施只是對于君王專制獨裁的補充。所以在它的內(nèi)里，隱藏著兩種深刻而又嚴重的危機。一是君主本人的喜怒好惡造成執(zhí)法的錯誤，當(dāng)此之時在體制之內(nèi)缺乏任何制約的力量。二是由于最高統(tǒng)治者的更替，前朝的開明舉措隨時可能被削弱甚至取消。貞觀五年大理丞張?zhí)N古在太宗李世民盛怒之下被殺，是前一種危機的表現(xiàn)。張?zhí)N古作為朝廷法官，他將李世民的話私下泄露，又與犯人博戲，雖有罪錯，但未至極刑。太宗一時盛怒，將張?zhí)N古斬于東市。事后李世民雖然表示追悔，但是人死已經(jīng)不可復(fù)生了。[1]（第240頁）至武則天主宰朝政時，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據(jù)載：當(dāng)時朝臣多遭不測，乃至族誅，故入朝之時，必與家人訣別，說：“不知重相見不？”[2]（第4838頁）  如此混亂局面，則是后一種危機的證明。
    其實武則天執(zhí)掌政權(quán)之初，也是想要廣收人望，遵守前朝制度的。后來則轉(zhuǎn)變?yōu)閷嵭袊佬叹�法，“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務(wù)令深文，以案刑獄”[2]（第2143頁）。據(jù)載：武則天還曾經(jīng)派遣專使去外地審獄斷案，“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fù)聞奏”[4]（第6471頁）。為此御史中臣、知大夫事李嗣真上疏曰：“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fù)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4]  （第6471頁）  可見前朝的一切開明措施，此時已經(jīng)廢棄殆盡，正常制度亦遭破壞，以至于由武則天特派的官員一人獨斷專殺了。其中最為酷烈者，要數(shù)長壽年間派遣使者誅殺六道流人一案。當(dāng)時只因有人告發(fā)說嶺表流人中有“陰謀逆者”，便分遣使者前往各地殺害流人總計數(shù)千人，其恐怖的景象不難想見�！杜f唐書》列傳記載當(dāng)時之酷吏，有來俊臣、周興等11人�！爸凶谏颀堅�年三月，嘗列舉當(dāng)時酷吏已死者及未死者，加以懲處，凡二十七人�！�…此二十七人，蓋當(dāng)時為虐最甚者，其余尚難悉數(shù)。”[10]（第142頁）  這些酷吏乘著專制暴虐的威風(fēng)，肆意招集告密，羅織罪名，陷害良善，枉殺無辜，罹難受害者不可勝計。所以《舊唐書·刑法志》說：“垂拱已來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濫�！�
    唐玄宗李隆基奪取政權(quán)后，撥亂反正，朝廷多次修改律令，又制定了《唐六典》，其時天下太平無事長達數(shù)十年，出現(xiàn)了史家所稱譽的“開元之治”。治亂盛衰之機，在于玄宗本人的腐化，而導(dǎo)致李林甫的專權(quán)。李林甫為人口蜜腹劍，為了耽寵固權(quán)，“復(fù)起大獄以誣陷所殺數(shù)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冤之”[3]（第1415頁）。
    安史之亂后，天下綱紀崩壞，朝政混亂萬狀，逶迤以至貞元、元和年間。永貞革新是當(dāng)時一批志在刷新政治、除弊圖強的年輕士大夫的可貴嘗試，然而它很快便歸于失敗。憲宗即位，朝局大變。史稱“憲宗英武，視肅、代、德三宗稍勝，故元和之治，陵駕中唐”[11]（第335頁），又稱憲宗“用刑喜寬仁”[13]（第1417頁）。但看他對于王叔文集團態(tài)度之嚴厲，以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顯現(xiàn)了這位專制君主性格氣度的褊狹與刻薄。
    縱覽唐代近三百年的歷史，大抵明暗相間，開明理知與專制暴行相伴而生，兩種勢力消長交替，最后則釀成持久嚴重的社會大動亂，并導(dǎo)致唐王朝的完全崩潰。唐代的文人，便在這種境遇中生存。唐代的貶官制度，也就構(gòu)成了這種政治文化生態(tài)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唐代之貶官制度
    唐代的貶官制度，是在上述封建專制政治的運作中展開的。一般地說，朝廷政治清平時，對于貶官的處理則較為寬松而稍具理性；朝廷斗爭愈劇烈，對于貶官的措施愈嚴厲。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到證明。
    一、初貶時之情事。在唐玄宗開元以前，一般遭貶謫的官員大約還有幾天到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作出發(fā)前的準備。《唐會要》卷四一載：
  長壽三年五月三日敕，貶降官并令于朝堂謝，仍容三五日裝束。
  （開元）十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后準格及敕應(yīng)合決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貶之色，決訖許一月內(nèi)將息，然后發(fā)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臨時發(fā)遣。
    天寶五載，李林甫加速在朝官中制造冤案以迫害異已，這時對于貶官的態(tài)度便立即變得嚴酷起來：
    天寶五載七月六日敕，應(yīng)流貶之人，皆負譴罪，如聞在路多作逗留，郡縣阿容許其停滯。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狀稍重者，日馳十驛以上赴任。[5]（第735頁）
    尚永亮教授有云：“自天寶五載敕文之后，貶官從詔令下達之日起，無不倉促就道，而所犯事大者，更為吏役驅(qū)遣，有所羈囚。戎昱《送辰州鄭使君》謂：‘驚魂隨驛吏，冒暑向炎方’。張籍《傷歌行》描寫楊憑貶臨賀尉的情形是：‘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門無復(fù)部曲隨，親戚相逢不容語。辭成謫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須臾留。身著青衫騎惡馬，中門之外無送者。郵夫防吏急喧驅(qū)，往往驚墮馬蹄下�！�這是何等嚴苛酷烈、令人心驚動魄的一幕！”[12]（第    頁）  至此，貶謫已是赤裸裸的人身迫害。
    二、到貶謫地后的待遇。
    貶官皆是負罪之人。在朝廷的文書中，經(jīng)常將貶官（左降官）與流人相提并論。一直到長慶年間，朝廷才申明貶官與流人的區(qū)別：貶則降秩，流為擯死。也就是說，貶官是行政降級的懲罰，流人則是刑法量罪的判決。這也從反面說明，貶官與流人差別不明，容易混淆。而且，貶官多被遣往江湘、嶺南等僻遠窮苦之地。張說在武后長安三年因直言觸怒權(quán)貴被貶嶺表�！杜f唐書·張說傳》載：“（張說）坐忤旨配流欽州，在嶺外歲余�！睔J州在今廣西。張說在其《端州別高六戩》詩中描述邊地自然環(huán)境之惡劣：“南海風(fēng)潮壯，西江瘴癘多�！庇滞醪�齡天寶七年被貶龍標尉，龍標即敘州譚陽郡郭下縣（今湖南黔陽縣），《元和郡縣志》引《荊州記》云：“溪山阻絕，非人跡所能履�！笨梢娰H官在地域安置上也和流人差不多了。貶官的待遇，由此也可以大體想見。
    具體說來，貶官的日常行動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離開貶謫之地�！短茣�要》卷四一載：
    （左降官）至任日，不得別攝余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后勞考。
    元和十二年四月敕，應(yīng)左降官、流人、不得補職，及留連宴賞，如擅離州縣，具名聞奏。
    當(dāng)政治斗爭酷烈時，貶官的生命則可能受到威脅。如以下的事例——
  （天寶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fù)皆杖死。……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殿中侍御史，為李林甫之爪牙）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左相，貶宜春太守）憂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曾任戶部尚書，貶江華司馬）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即自縊。[4]（第6875頁）
  （永貞元年）八月，壬寅，貶王亻丕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王）亻丕尋病死貶所。明年，賜（王）叔文死。[4]（第7619頁）
    與人身遭受限制、生命時遇威脅相交織的是人格的羞辱、精神的壓迫，遭摒棄、被剝奪的感覺難以撫平，理想抱負更無從談起。劉長卿《初貶南巴之鄱陽，題李嘉佑江亭》詩云：“地遠明君棄，天高酷吏欺”，正是這種狀態(tài)的真實寫照。
    三、受貶官員的結(jié)局。貶官的前途難以捉摸，有的被貶謫至死，有的可能量移（酌情移近安置，或改任其它官職），也有的后來又回到朝廷，重新活躍于政治舞臺。
    被貶謫至死的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貶官任上被賜死的，如前述王叔文被賜死。又如楊炎，《舊唐書》本傳稱其文“風(fēng)骨俊峙，文藻雄麗”�！杜f唐書·德宗上》載其遭遇：“（建中二年）冬十月乙酉，尚書左仆射楊炎貶崖州司馬，尋賜死�！绷硪环N則是在壓抑憤懣的境況中死于貶所，如中唐著名文士劉賁。他因上疏痛陳宦官秉政之弊，力請澄清政治而遭到宦官的嫉恨，貶為柳州司戶而卒。李商隱《哭劉司戶二首》中云：“已為秦逐客，復(fù)為楚冤魂”、“并將添恨淚，一灑問乾坤”！當(dāng)時朝政之昏暗、文人之無奈，殆可想見。
    量移改遷如韓愈、白居易之例。韓愈曾被貶連州陽山令，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xué)士》詩中回憶當(dāng)年受貶離京的情景道：“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臥床褥，公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頭，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慚羞。亻黽亻免不回顧，行行詣連州。朝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到連州的第三年，韓愈改任江陵法曹參軍。他在《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中道：“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荊蠻”、“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雖然未能回到長安，韓愈仍不滿意，但他卻可以用“一年明月今宵多……有酒不飲奈明何”來自慰了。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三年后，因得到朝中宰相崔群的幫助，升任忠州剌史。忠州當(dāng)時只是一個荒僻的下郡，也是安置貶官的地方。所以白居易在《重贈李大夫》中說：“流落多年應(yīng)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按唐制，量移應(yīng)在貶官到任經(jīng)五考滿后�！短茣�要》卷四一載：“其年（元和十二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責(zé)授正員官等，并從到任后經(jīng)五考滿，許量移�！钡�是即使法定條文也常常在政治斗爭中失效，如《新唐書》卷七十八載淮陽壯王道玄的六世孫李漢“坐宗閔黨，出為汾州刺史，宗閔再逐，改州司馬。詔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數(shù)歲徙絳州長史”。而王叔文之黨則沒有那么幸運，《舊唐書·憲宗紀上》載憲宗曾下詔曰：“左降官韋執(zhí)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準、程異等八人，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貶官得以重返京城，再度活躍于政治舞臺，也主要是由于朝廷政局的改變，或因新皇帝的即位，或因黨爭易幟，而得到朝中權(quán)勢援引的結(jié)果。順宗、憲宗即位后，都曾降詔召回貶謫的官員。而憲宗暴卒、穆宗即位后，元稹、白居易因抵牾權(quán)貴而遭貶謫的生活便告結(jié)束。因此唐代貶官制度，實為其君主專制制度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
    三、唐代文人遭貶謫原因分析
    唐代文人遭到貶謫的原因紛繁多端，就其用心而言，不外乎兩類：一是緣于私心私情而受懲罰者，二是追求公理公正而遭迫害者。
    緣于私心私情者中，有的是因為徇財贖貨、貪贓枉法。比如中唐吳武陵能詩善文，他后來任韶州刺史，“贓罪狼藉，……。尋貶潘州司戶，卒”[9]（第1185頁）  。緣于私心者中，還有的是依附權(quán)貴因為后臺失勢受到牽累而被貶，比如武后朝宮廷詩人宋之問、沈亻全期諂附寵臣張易之，在張易之被殺后宋之問貶瀧州參軍，沈亻全期貶臺州參軍。這種情況，在此置而不論。
    追求公理公正者中，又可以分為幾種情況：一種是同情百姓疾苦、為民請命的；二是立朝剛直不阿、反對宦官亂政的；三是追求政治改良、觸怒舊派權(quán)貴的；四是個性耿介、不肯茍媚取容的。
    同情百姓、為民請命之例，如韓愈被貶陽山令。韓愈當(dāng)時在朝任監(jiān)察御史，因京郊一帶遭遇旱災(zāi)，百姓困苦不堪，而有司征求愈急，韓愈便上疏請求寬免災(zāi)民田租，招致當(dāng)權(quán)者的厭惡被貶連州陽山。他后來回憶當(dāng)時的情景說：
    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親逢道死者，佇立久咿嗄。歸舍不能食，有如魚掛鉤。適會除御史，誠得得言秋。拜疏移  合  門，為忠寧自謀！……謂言即施設(shè)，乃反遷炎州。[6]（第3768頁）        
    立朝剛直、反對宦官亂政，如元稹元和五年受貶之例。元稹時任東臺監(jiān)察御史，因彈奏貪官而觸怒宦官，被貶為江陵士曹參軍。《資治通鑒》卷二三八載云：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jiān)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wù)；朝廷以為不可，罰一季俸，召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nèi)侍后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元）稹傷面；上復(fù)引（元）稹前過，貶江陵士曹。
    盡管翰林學(xué)士李絳、崔群以及白居易等人紛紛進言，指出無稹并無罪錯，但是憲宗明顯袒護宦官，元稹只能負氣踏上謫官之途。
    追求政治改良、觸怒舊派權(quán)貴，則有柳宗元、劉禹錫長期貶逐之例。永貞革新本來是受到順宗支持的一場體制內(nèi)的改良運動。史家對此有評論說：
    順宗在位，僅及七月，然甫繼大祚，即禁宮市之?dāng)_民、五坊小兒之橫暴，及鹽鐵使之月進，又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追左降官陸贄、鄭余慶、韓皋、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11]（第332頁）
    然而這場體制內(nèi)的改良卻因為順宗的去世而夭折。新上臺的憲宗加緊迫害革新派，將之變?yōu)橐粓鰴?quán)力爭奪。他多次降旨，王叔文被賜死，柳宗元、劉禹錫等人一貶再貶。最后，柳宗元死于貶所，而劉禹錫被貶謫的時間長達23年之久，這表明封建專制之下權(quán)力斗爭的殘酷。
    文人稟性耿介、不肯茍媚取容而得罪，則有劉長卿、顧況遭貶之例。《唐才子傳》記載說，劉長卿“性剛多忤權(quán)門，故兩遭遷斥，人悉冤之”。顧況性格詼諧，不拘小節(jié)，曾經(jīng)寫詩嘲誚權(quán)貴，被貶饒州司戶參軍。這些都是文士堅持獨立的人格而遭迫害的例證。
    還有一類因公致禍、被誣以它事而受貶謫者。這種情況下，受迫害的一方常常是百口莫辯，而歷史也可能由此留下疑點。《舊唐書》本傳說，高宗末年駱賓王“為長安主薄，坐贓左遷臨海丞”。而《新唐書》本傳說，駱賓王是因為“數(shù)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駱賓王究竟是因貪贓還是上疏言事而招致禍患呢？從他的《獄中書情通簡知已》詩中所云“三緘慎禍胎”、“絕縑非易辨”等句來看，大致是上疏言事之后便被誣以貪贓之罪的。在封建時代的官場斗爭中，邪惡的一方編造謊言，加害于人，其手段之卑劣、用心之歹毒，文人面對誣陷的無奈與可憐，從一個側(cè)面暴露了專制主義的本質(zhì)。
    四、貶謫文人的不平之鳴
    無論是何種原因遭受貶謫，由之造成的生命的苦悶都是巨大的，在身心飽受煎熬的貶謫歲月里，文士們的心靈世界往往更加敏感、豐富，發(fā)諸吟詠，著為篇章，造就了有唐一代大量的優(yōu)秀貶謫文學(xué)作品。
    從特定意義上說，貶謫文學(xué)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鏡子。它形象地再現(xiàn)了封建專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獨立、尊嚴以及堅韌弘毅的品質(zhì)，顯示了在龐大封建專制政體之下人性良知怎樣受壓抑、被扭曲、消解于無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躍于民族的血脈之中。
    從貶謫文人的自我表白中，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們舍身報國、耿介高潔的志氣與忠直弘毅的品節(jié)。如下面的詩句：
    少小尚奇?zhèn)ィ�平生足悲吒�！�…事業(yè)窺皋稷，文章蔑曹謝。
                                              韓愈《縣齋有懷》
    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身。目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
              &

作者：李中華 唐磊 [2001-7-5 20:26:19]
李中華 唐磊 [2001-7-5 2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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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態(tài)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歐美漢學(xué)界對《金瓶梅》兩個版本的評價：自從哈佛大學(xué)東亞系教授韓南在一九六○年代發(fā)表的力作《金瓶梅版本考》中推斷《金瓶梅》繡像本是出于商業(yè)目的而從詞話本簡化的版本以來，時至今日，很多美國學(xué)者仍然認為詞話本在藝術(shù)價值上較繡像本為優(yōu)。普林斯頓大學(xu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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